多切斯特遗址发掘报告

2015-11 作者:李楠

       泰晤士河畔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on-Tames)是牛津郡下的一个小村庄,位于牛津市东南部1公里,居民人数刚超过1000人。该遗址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定居,加之地理位置重要、延续时间长,对了解英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近年来牛津大学启动了“多切斯特研究项目”,对遗址开展持续性田野工作。笔者有幸于2015年6月28—7月10日参与发掘,现将主要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一、多切斯特遗址简介

 

        多切斯特地处泰晤士河冲击平原第二台地的一个半岛上,地势平坦开阔。北部有一些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其中一个最重要宗教性的遗址被采石场破坏。虽然之后对个别地点进行选择性发掘,但探沟之间的大片区域都未经发掘,也没有对一系列航拍照片中可见的建筑遗迹进行调查,对当地环境状况所作的取样更是微乎其微。后来,采石之前进行的多次发掘和1981年修建道路时对罗马道路的东南终点以及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圈地进行了检查。航拍照片显示出该区域有一些环形壕沟和方形圈地,并有通往主教庭西部的城镇,用于观察整个区域。由此意识到,该区域的宗教性建筑群可能比先前预想的范围更广阔。

       与其他时段相比,目前我们关于多切斯特铁器时代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很可能是由于遗址上大多数铁器时代的居址坐落在Dyke Hills上,但近期对该区域的调查却几乎没有。2003年在Castle Hill的田野调查显示,人们从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中期在此地有所活动,但铁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依然缺乏。

        多切斯特临近可通航的泰晤士河,三面环水,成为交通和防御的关键作用位置。罗马时期,此处建设了村庄(具体名称不明),并修建与北方25公里外的军事营地阿切斯特(Alchester)相连的道路。目前所知,牛津郡内罗马时期有城墙的市镇仅两个,多切斯特是其中之一。

       大约在公元635年,Birinus在多切斯特地区创立了主教辖区,这是Wessex王国内第一个基督教辖区。虽然主教教区在7世纪晚期时迁移至Leicester,但在870年又回归到多切斯特,直到英国被诺曼人征服。

       英国早期历史上有三个转折点,而多切斯特对我们理解这些转折都十分重要:一是在铁器时代晚期,部落社会的没落与市镇的发展;二是随之而来英国融入罗马帝国的进程;三是公元410年罗马军团撤出后,英国早期中世纪社会的发展。故而,多切斯特长久以来就被视为了解英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二、多切斯特遗址的考古工作

 

1、早年的考古工作

       很早以前,多切斯特遗址上就有众多遗物被发现,但当时仅对其进行了粗略记录,并无深入研究。二战前夕,Hogg和Stevens两人第一次在多切斯特进行了有正规记录的田野发掘,但范围十分有限,仅在西部进行布设了探沟。

       多切斯特遗址重要的田野工作开始于1962—1964年。当时,Sheppard Frere教授对该区域进行了田野发掘,辨识出此处在公元60至70年代具有的浓厚军事特征,并揭露出城址南部的防御设施和部分城市内部道路系统。1978年和1981年,对罗马时期的这一城址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发掘。

       1972年和1981年,在Queenford农场进行发掘,发现在村镇以北约700米处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由晚期罗马人“管理”的墓地,而一处泰晤士河对岸靠近Warborough的墓地由于与这些墓地特征相似,可能也归属于这座城镇。这些墓地的墓主可能都是基督徒。晚期的罗马定居者似乎选择远离城镇的地方埋葬死者,这种状况也见于另外一些地方,如Verulamium(现在的St.Albans,Hertfordshire内的一个城市)。这种状况似乎表明,葬礼程序在晚期罗马葬礼中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多切斯特在英国历史上地位重要,但考古工作开展却极为不足。除70年代初期的发掘规模较大外,其余均是小规模的被动发掘。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津区域多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理解有了许多新进展,但多切斯特却无法为此提供更为多样性的讨论和一些关键问题的证据。

2、近期的考古工作

       鉴于以上情况, 2007年,旨在解决此地区考古学上关键问题的“多切斯特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最初由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xford University)和牛津考古(Oxford Archaeology)提议,并以多切斯特博物馆为地方支持。另外,牛津郡建筑和古迹社(Oxfordshire Architectur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也被邀请为项目合作伙伴。该项目计划不仅开展多样化的田野工作,同时也对早年发表和未发表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田野发掘方面,以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地社区内的志愿者为主体,肩负着向考古学专业学生提供系统田野训练的教学任务。

       同年7月,在多切斯特遗址内开始田野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分两个地点进行主体地点位于Minchin游乐场。2001年的航片显示,这一地点内有一系列作物异常,之后的地理调查也表明在东南角很可能存在重要的考古学遗迹。地表上的一些曲线地形被怀疑是青铜时代的环形壕沟。在该区域内发掘了30米×20米的范围,并证实了之前的猜测。环形壕沟暴露出来的部分宽达3.4米,深0.8米。考虑到环形的对称性,这个壕沟的内径可达30米。另一发掘地点位于Haven Close的私人花园中,开设了面积约2.5平方米的一个小探沟,为了解罗马城镇南部区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这一地点的底部土壤中发现了大量打制过的燧石,年代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

       2008年,罗马时期城址的西南部进行发掘。1963年,Sheppard Frere教授曾在此区域进行过工作。在他的工作基础上,一些问题如这座罗马城镇的起源和发展、从罗马时代晚期到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转变得到了再次检验。发掘发现了一些散布的碎石,这些碎石可能来源于罗马时期的建筑,并用来支撑盎格鲁—萨克逊时期木质建筑。另外,在发掘区东部边缘地带,发现了一条将罗马城镇一分为二的南北向主路。

       2009年的发掘目标是确认一些可能是萨克逊时代中期的建筑,并厘清它们与遗址上罗马时代晚期和萨克逊时代早期特征的关系。在发掘区的东部,清理了罗马时期道路上的晚期堆积。西部边界的碎石层在平面上继续延伸。这两条路都被许多灰坑扰动。虽然未进行彻底清理,但这些灰坑的年代可判断为罗马时期晚段或更晚。

       2010年,继续在前几年的发掘区域内展开工作,清理后发现罗马时期这一区域被碎石平铺,似乎是作为一个市场或开放的公共场所使用。在发掘区西部发现了4.5米宽的建筑遗存,推测可能是建在石子上的木质建筑。这座建筑的始建年代并不明确,但它被罗马石圈所破坏,可见在之前已经被废弃。在北部发现一座萨克逊时期的半地穴建筑,长约3.2米,宽约2.4米,角落有垂直的柱洞。

       2011年未进行田野工作,次年继续在相同区域开展发掘,集中清理之前发现的南北向道路和相关的遗存。在发掘区东南角、罗马道路旁边有一条壕沟,年代大概在公元4世纪晚期,它的出现似乎改变了这一区域的整体功能。

       2013年的田野发掘仅在发掘区的西部进行。清理表层土之后发现这一区域被许多灰坑和水沟打破,其中西部的一个灰坑内出土许多重要遗物,如动物骨骼(以羊和猪为主),陶片等。同时,前几个季度发现的房址被清理完毕。这座房址始建年代不早于公元2世纪晚,建造方法非常特殊,并且经历了多个时段。

 

三、本年度田野发掘

1、概况

       本年度多切斯特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由Paul Booth先生主持,发掘区依然位于罗马城址的西南部,面积为30×20米,与之前几次相同。田野发掘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发掘人员主要来自牛津大学2015级考古专业本科新生,为期2周;后半部分则由来自附近村庄的志愿者承担。本年度的发掘目标主要是清除回填土后,在已发现的活动面上继续进行清理,试图对罗马时期遗存的堆积过程有更为全面的了解。笔者仅参与了第一部分的发掘工作,故仅将此部分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英国位于大西洋东岸的不列颠群岛,四面临海,气候整体温和宜人。多切斯特处在英国南部,最热月7月的平均温度为12—22℃;加上纬度较高,夏日日照时间长,雨水较少,十分适合田野发掘。但同时,此处气候多变,午后偶有短时间阵雨,晴天时太阳辐射十分强烈,也为发掘工作带了一些不便。每天的工作时间大致为上午8—12点,下午1—5点,共计8小时,一周休息一天。

       与中国的田野发掘相比,这里在人员组织与分配方法较为不同。首先,不使用任何民工,所有体力劳动由老师和学生共同承担,这无疑对发掘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由于实行“开放式”发掘,学生按小组分配工作,即6—8人构成一个团队,由一位高年级博士生负责指导,分片区进行发掘。如此,则小组内部成员必须进行有效沟通、协同合作。同时,每位学生都能对整个发掘区的状况有所了解。

       在为期两周的发掘中,我所在的小组主要负责发掘区东部边缘的区域。该区域内主要有一条南北向的罗马时期道路,以及晚期罗马时代的一条围沟的环形转角。由于发掘区域经过回填,所以我们先将回填土和之下的遗迹现象进行了清理,绘制了1:10的平面图。之后,我们揭除了道路上残存的鹅卵石,发现其下有黄色小沙粒层,推测为修建道路前的垫土。砂粒层下又发现一条用较小的鹅卵石铺成的道路,由于大部分被叠压在发掘区以外,走向尚不明确。一上一下的两条道路似乎说明这一地区在罗马时代长时期用作通道,虽经毁弃和再建,但功能未发生根本变化。出土的遗物主要有较多动物碎骨、铁钉,少量碎陶片以及个别罗马硬币和青铜别针等。

2、发掘感受

       由于中外国情迥异,田野发掘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别。从发掘背景、发掘目的、参与人员和日常安排等方面来看,“多切斯特研究项目”与国内教学实习类的考古工地颇为相似。笔者也曾两次参加过国内的发掘实习,两相对比深感中英两国在此类田野发掘中各自的特色。

A.田野发掘的问题意识

      “多切斯特研究项目”作为一项长期的持续性研究项目,田野发掘仅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对于这类项目而言,计划的最终目标、阶段性任务以及具体技术路线的设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得益于完善的资料公开制度(下文详述),我们得以在牛津考古学院官网上看到整个的研究计划以及每年度工作总结。研究计划除对以往田野工作和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外,还针对遗址上不同时段的考古学遗存特征分别设定了研究的目标,并提出有待解决的、十分具体的问题。而每年度的田野工作都试图采用各种手段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工作总结时则会提出下一阶段的新问题。

       除此之外,多切斯特遗址发掘中的问题意识还体现在发掘理念和方法上。由于以具体问题为出发点,每年度的发掘都有独特的设计,发掘方法更加丰富多样。例如,本年度的发掘区域东部主要是道路和围沟,活动面较多,适宜逐层揭露。但考虑到深度难以把握,清理前设置了1米宽的探沟向下观察,确认到达新的活动面后再向两侧平推。而发掘区西部以房址、围沟和灰坑等遗存居多,多设置1/4或1/2剖面进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老师会有意识启发学生思考不同遗存形成的过程,面对遗迹现象的一些疑问,以及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应当采用哪类发掘方法。

       国内的很多考古实习工地虽然属于主动的学术性发掘,相比于“抢救性发掘”在时间上宽裕很多,但往往迫于资金压力和理念约束,在实际发掘中无法达到很好的教学目的。学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一些发掘方法设置的初衷并不理解,遑论灵活运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问题意识的缺乏,长久则会造成田野工作中机械的标准化作业,丧失发掘的主动性。

B.发掘记录的标准化与个性化

       虽然多切斯特遗址采用了“开放式”发掘,没有布设任何探方,但每5×5米都设置了控制点。这样一方面避免了探方隔梁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也为绘图和记录提供了方便,值得我们在聚落考古中借鉴。

       在发掘记录方面,多切斯特遗址采用英国普遍使用的“context”记录系统,这一系统直接服务于“context”发掘理念,强调考古现象之间的平剖面关系,而非遗迹间单纯的地层关系。这一记录系统的标准化特点主要体现在现象描述的准确化和记录表格的程序化。

       记录表格的程序化这点与国内做法类似,需要填写小件登记表和context记录表。而在现象描述方面,英国则显得更为准确。一般我们对土壤的描述主要是土质、土色和包含物三项,使用的多为描述性词汇如软硬,深浅,多少等,标准并不统一。多切斯特遗址上于此有严格的判断标准,如土壤质地分为Loose(松软)、Fariable(易散)、Firm(坚硬)、Hard(生硬)、Plastic(可塑)四类,每一类都对应有手感的描述,可以参照进行选择(图九)。土色描述时除形容性词汇,如棕黄、棕色外还使用比色卡确定不同色号,如此则可以达到统一标准(图十),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过大偏差。

       Context记录表中设置的填写项目繁多,除基本信息和现象描述外还需记录发掘人对现象的解读和判断。这一部分大多由发掘者自己决定,记录方法多种多样,可通过文字描述、绘制草图甚至粘贴照片的方式来表达;内容也不局限于考古现象,可分享发掘中的经验教训,也可提出新的问题,以备后来者所用。国内对发掘者主观判断的记录方式主要是通过探方日记,这一方式实际上记录了更多信息,如发掘方法和流程、发掘过程中的现象、对现象的判断以及遗物的收集情况等。但这些内容与发掘记录表和各类登记表截然分开,并不以表格形式体现。这种主客观严格分开的记录方式有自己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室内整理时常常忽略日记中的信息,造成对现象的误判等。考古现象虽然是客观的,但对现象如何进行描述、定性和阐释则与发掘者密切相关。因此,在强调发掘记录的标准化和客观性的同时,也应适当增加主观的备注和说明,体现田野发掘过程的真实性。

C.团队协作与师生互动

        本年度多切斯特发掘项目的前半部分田野工作全部由师生承担,分组分区进行发掘。每个小组由1位高年级博士生作组长带领6—8个学生组成。组长负责统领小组内所有事务,如分配发掘任务、控制工作进度、协调组员关系等,同时对遗迹现象进行判断,引导学生思考并对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工地负责人向每个组长了解每天的工作情况,并根据他们的反馈调整发掘方法。

       这种组织方式有两点好处:首先,方便对学生进行实时指导。分组发掘,由一名高年级博士生负责6—8人的田野工作,如此,能够保证所有学生的问题得到第一时间解决。国内田野教学的组织模式是“老师+学生”,两者数量严重不匹配,常常是1-3个老师负责10倍数目的学生。加之,领队需要处理很多其他事务,对发掘区的把握上整体重于局部,因而对单个学生的指导难以做到及时、有效。国内许多实习工地上也有研究生参与,但多与本科生一样发掘,不像多切斯特遗址上真正扮演一个层级的作用。其次,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多切斯特遗址上的分组发掘使得小组成员之间更多是合作,而非竞争。许多田野发掘工作如测量、绘图、清理活动面等都是由多人合作完成的,组员之间具有共同目标,相互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小组与小组之间。如此,组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主要是对小组而非是某个探方或遗迹产生的,因而更容易接受其他组员和组长的发掘建议。

       在田野发掘之余,项目还为学生安排了6次讲座,不仅全方位介绍了多切斯特遗址的情况,还讨论了石器制作、景观考古、文化谱系等研究的最新进展。另外,根据田野发掘的需要,对学生进行了一些如考古摄影、使用测绘仪器等技能的临时培训。这些讲座一般在午后工作间隙开始,以谈话方式为主、实际展示为辅,时长约1—2小时。国内实习工地上一般也开展类似的讲座活动,但相比而言不够具有针对性,形式也较为呆板,常常为学生所反感。实际上,考古是一门研究实物的学科,更是一门操作性的学科。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应当发挥这些优势,充分利用田野发掘提供的有利条件,在课程中调动起同学们的好奇心,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D.资料发布与社会参与

       参加多切斯特遗址发掘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信息公开方面所作的工作十分到位。在牛津考古学院的官方网站上,我们能够浏览到所有研究项目的详细信息。这些详细信息包括项目计划书、每年度田野发掘的总结以及各种图片影像资料。在计划书中,对整个项目的目标及其重点工作进行了明确说明,即:

       “研究目标集中在理解人们的身份认同感以及这种认同伴随着时间变化,特别是经过关键转折时期后,如何进行转变、重塑。项目从对从早期新石器最早的农业群体到20世纪的村民进行调查,调查重点在于:

A.在区域范围内的人们及其家庭与社区间的关系;

B.信仰体系和礼仪性、宗教性地点的作用;

C.随着时间迁移,对个体、社区以及更广大范围内身份的不同表达

D.人们同周围景观间的关系,包括对景观产生的影响;”

       计划书还针对多切斯特遗址上不同时段的考古学遗存分别设定了研究目标,并提出有待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网站上,还公布了田野工作中环境取样的操作规范、人身安全守则等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田野工作结束后都会有相关的报道,信息更新速度非常快。

      另外,多切斯特遗址在发掘方面还十分注重社会参与。在发掘区周围设立了展板,并组织当地居民参观遗址,向他们介绍遗址的历史和近年田野工作的发现。田野工作本身也向社会敞开,感兴趣的公众可以直接联系负责人,满足一定条件即可前来参与发掘,而本年度田野工作的后半部分更是直接由当地志愿者负责,充分体现了考古工作的开放性。然而,这些志愿者在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上可能都难以与真正考古工作者相比。如何对他们进行培训和管理,使其在短时间内可以较为正规地开展考古发掘,也是一项挑战。遗憾的是,笔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参与后半程的发掘,这一问题只能留待以后了。

 

       虽然此次多切斯特遗址的发掘为期较短,但笔者明确感受中英两国在田野考古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如基本国情、发掘理念、人员构成、学术传统等。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在尊重彼此的基础上,积极交流、互相理解、彼此借鉴,促进两国田野发掘水平的共同提高。

       致谢:衷心感谢牛津大学考古学学院提供此次交流机会并授权使用文中所用部分图片,感谢Jessica Rawson教授在交流期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一起工作过的Paul、Abbey和Elen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