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的发现、研究与新动态

2017-07

一、张公巷窑址概

  张公巷窑址,位于河南省汝州市老城区东南部中大街北侧,张公巷的东西两侧。遗址自2000年被发现以来,由于出土了大量高质量的精美青瓷器,持续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陶瓷考古和古陶瓷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张公巷窑址发现以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发掘。2004年,第三次发掘结束以后,当年5月在郑州召开了“汝州张公巷窑及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硏讨会”,与会专家大部分支持张公巷窑址为北宋官窑遗址。但在初见这些精美青瓷的兴奋过后,学界开始根据发掘的地层、出土遗物和文献对窑址的时代和性质进行探讨,由于地层复杂、发掘面积小等因素,至今在张公巷窑精美青瓷的烧制时代上仍有不同意见,同时也导致对窑址性质的不同认识。使张公巷窑的时代和性质问题成为陶瓷考古领域里的一个悬案。不论是学界还是古陶瓷爱好者都期待着对张公巷窑进一步开展成规模的正式发掘。汝州市政府则一直在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致力于对窑址开展深入研究,加强保护、开发与利用。

  到2017年7月,汝州市政府已斥巨资完成了窑址范围内民居的拆迁工作,拆迁面积达2万8千多平方米,涉及居民200余户。将这个窑址作为大遗址来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与开发、利用的条件已经成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从2017年7月下旬开始对张公巷窑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以确定张公巷窑的生产时间,特别是素面精美青瓷的生产时间,探讨窑场在不同时期的生产性质。本次发掘的考古领队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文军研究员,联合考古队队长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双方已签署了合作发掘协议,组成由十余名师生和研究员组成的阵容强大的联合考古队,希望能漂亮的打响张公巷窑作为大遗址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的第一仗。

 

  张公巷窑址拆迁范围图

 

 

  二、张公巷窑址的发现与发掘

 

  2000年,张公巷附近居民在营建新房时,古陶瓷研究者朱文立在房基中拾获几十片窑具和瓷片,随后他便会同汝州市文化局有关领导向河南省文物局进行了汇报。经初步勘察,窑址的中心区域面积大约为3600平方米,因地处汝州市老城区东南繁华区域,遗址大部分被民房和道路所占压。2000年春和2001年夏,为配合民房改建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张公巷窑址的第一、二次小规模发掘,两次发掘总面积65平方米,分别开挖10×2.5米的探沟、8×5米的探方各一个,清理出房基5座、灰坑28个、灰沟2条,发现了一些类似汝窑的精美青瓷器残片、窑具和素烧坯残片等。2004年2-4月,汝州市人民政府斥资20万元,拆迁居民7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总面积为124平方米,在张公巷的东西两侧分别布8×8米、12×5米的探方各一个,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口、灶6个、灰坑79个、淘洗池1个,发现了大量本地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的瓷片和窑具。同年,张公巷窑址被列为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保单位的档案中,关于张公巷窑址信息中的时代被定为金元时期[1]。2012年8-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四次对张公巷窑址进行发掘,由于地处民居之中,开挖14.2×6.4米探方一个,出土了一些典型张公巷窑的精美青瓷,其中完整和可复原标本30余件,发掘中推断出土标本的时代不早于北宋末年。2015年12月,张公巷取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立项,大规模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拉开序幕。为釐清窑址范围和生产面貌,指导保护规划,在窑址范围内进行了普探。2016年7月,国家投入两亿多元经费,完成了窑址周边地区的拆迁工作,拆迁了28860平方米,涉及居民200余户。 

 

  三、张公巷窑址的典型地层和出土器物 

  学界目前对于张公巷窑址时代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窑址地层的复杂性。在前三次发掘的4个探方中,2004年发掘的T4最具代表性,反映了张公巷窑的基本地层情况。T4共分为10层,分述如下:

  第1、2层为近现代堆积层。

  第3层,土质疏松,土色黄灰,含有大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出土的主要瓷器有白瓷、钧瓷、白地黑花瓷等

  第4A层,土质疏松,土色浅灰,内含大量草木灰和红烧土,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白釉瓷约占60%,豆青釉、钧釉、黑釉、红绿彩、三彩等约占30%,本地生产的精美青釉瓷约占10%;除瓷器之外,还出土了少量的匣钵、垫饼等窑具,地层中出土一枚“正隆通宝”铜钱。

  第4B层,土质坚硬,土色灰白,出土遗物较少,以本地生产的青釉瓷为主,还有少量的钧釉、黑釉、三彩等瓷器及垫饼、垫圈等窑具。地层下压着C1、H88等遗迹。C1打破南部第5层,填土可分两层,1层出土遗物少,2层出土以匣钵、垫饼等窑具为主,有部分本地产的青瓷、白釉、黑釉等残片。H88也打破南部第5层,灰坑内出土遗物较多,本地产的精美青瓷占绝大多数,基本都可复原,主要器物有各类碗、盘、洗、碟和器盖等。

  第5层,土质疏松,土色黄灰,出土遗物丰富,以白釉、本地产青釉、黑釉、豆青釉等为主,还出土了少量的匣钵、垫饼等窑具,出土一枚“正隆通宝”铜钱。此层下压着H101一座灰坑。

  H101内分为四层,出土遗物丰富,第1、2、3层以出土匣钵为主,大部分匣钵外涂抹耐火泥,其次出土了垫饼、垫圈等窑具,少量本地产的青瓷;第4层出土较多的本地产青瓷,与H88所出器物大体类似,另出土了一些瓶、壶类器物,这类器物可复原的比例很高。

  第6层,土质疏松,黄色,出土器物不多,有白釉、豆青、本地产精美青瓷等。

  第7、8、9层,除土质土色不同外,出土遗物十分相似,均以白釉瓷器为主,黑釉、豆青釉次之。

  第10层,土质疏松,土色灰白,以白釉瓷为主,还出土了部分黄釉执壶、三彩器、玉璧底碗等[2]。

  张公巷窑址出土器物的釉色种类丰富,有青釉、白釉、黑釉、豆青釉等瓷器。其中青釉瓷器代表了当地瓷业生产的主要面貌。张公巷窑址生产的精美青釉瓷器,整体上与宝丰清凉寺窑的天青釉汝瓷、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出土的青瓷较为类似,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据对出土资料的观察可知,张公巷窑生产的青瓷器在胎、釉、形、彩、工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大的特殊性。

  常见器物以薄胎薄釉为主,釉面的玻璃质感强,胎色可分为粉白、灰白、洁白、浅灰等,质地细腻;釉色分为淡青、青绿、青灰及少数天青色等;器型主要有各式花口、折沿碗、盘、洗等,以及套盒、瓶、炉、器盖等较少见的器形。圈足器以直圈足为主,较多器型为清凉寺窑中所不见;装饰方面,张公巷窑生产的青瓷以素面为主,釉面常有细碎的开片;工艺方面,碗盘类器物一般采用垫烧,部分采用了裹足支烧法,支烧器物的支钉痕呈规则的小米粒状,数量三到六枚不等[3]。

 

 深腹碗

 

四方平底盘


 盘口折肩瓶 


板沿葵口盘

 

 

 板沿葵口盘底部的小米支钉情况

 

  四、张公巷窑相关研究概述

   由于张公巷窑址地处汝州州治的地理位置以及出土青瓷器的精工制作、不尚装饰、造型多茶酒花香等高档器具,等级较高这两个特点,其很有可能与已发现的汝窑、南宋官窑等遗址有所关联,具有官作的特点。十几年来,虽然2004年召开的专家研讨会做出了张公巷是北宋官窑遗址的论断,但这一观点在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关于张公巷窑所产青瓷器的生产时代是争论的焦点。相关学者依据历史文献,结合张公巷窑、南宋官窑、钧窑、遂宁窖藏、韩国出土高丽青瓷等考古资料,对窑址的年代、性质这两点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在2000年,张公巷窑址第一次发掘后,主持发掘的郭木森先生就率先提出了“张公巷窑址或为北宋官窑”的观点[4]。这一观点在2004年召开的关于张公巷窑考古发现的专家研讨会上被较多学者接受,一度占据主流。而后,郭木森先生在对窑址的地层做了进一步分析后指出,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的说法还存疑,窑址在其早期阶段应该属于北宋官窑,金代仍然生产高质量的青瓷,到金代末年衰落[5]。对此,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根据出土张公巷窑青瓷器的地层及其叠压打破关系,结合在同时或更早的地层中出土“正隆通宝”铜钱的现象,指出张公巷窑精美青瓷器的生产时代应为金代后期,是一座生产礼制性器物的官窑,根据文献记载,元代前期继续生产[6]。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则指出,张公巷窑建立于金代晚期或更晚时期,青瓷器极有可能是官方命汝州烧造的产品,或是为学习南宋官府窑厂的管理方式所建立的一座金代官府窑厂[7]。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唐俊杰研究员主张张公巷窑址建立于金代前期,并且大胆推论其为海陵王授命设立的窑厂,时间约为金贞元元年(1153年)至正隆六年(1161年)期间[8]。 

   有关张公巷窑青瓷器的年代、性质的研究,除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外,海内外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公巷窑考古发掘领队孙新民研究员在《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一文中,通过对张公巷窑址、清凉寺窑址与传世品的比较,支持了其为北宋官窑说的观点[9],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伊藤郁太郎馆长在其《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10]、《北宋官窑的谱系——汝州张公巷窑的诸问题》两文中[11],通过国内窑址发掘资料与韩国高丽青瓷的对比研究,结合文献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北宋官窑说是合理的。韩国学者李喜宽在《汝州张公巷窑的年代与性质问题探析》一文中[12],通过张公巷出土遗物,与宋金元窑址、窖藏、墓葬出土瓷器的比较研究,参照当时的银器,认为张公巷是一处金代官窑遗址,并随金代的灭亡而消失。 

  有关张公巷窑的不同学术观点都是各自梳理文献资料,与其他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后得出研究成果。之所以观点各异,一方面是这类器物在许多特征上与汝窑、官窑有相似之处,但迄今见到的传世或馆藏资料较少。考古发掘的面积较小,相关资料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表。因此出现了对资料解读的误差。相信,今年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将会提供更多的遗迹、遗物和清晰的地层资料。为揭示张公巷窑的真实面貌提供更加翔实、可靠的资料。

 

  参考文献:

  1、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04526日,第1版。

  2、郭木森:《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173-17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3、孙新民:《河南宋金名窑瓷器概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特展》,7-13页,深圳雅昌印刷有限公司,2009年。

  4、郭木森:《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7-1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5、郭木森:《汝州张公巷窑年代的相关研究》,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北宋汝窑青瓷——考古发掘成果展》,18-22页,大阪:大阪美术振兴协会,2009年。

  6、秦大树:《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汝州青瓷器》,《文物》200912期,5975

  7、王光尧:《关于汝窑的几点思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特展》,14-20页,深圳:深圳雅昌印刷有限公司,2009年。

  8、唐俊杰:《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的比较研究——兼论张公巷窑的时代及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5期,101-110页。

  9、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7期,83-89

  10、伊藤郁太郎:《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219-2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1、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窑的谱系——汝州张公巷窑的诸问题》,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5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

  12、李喜宽:《汝州张公巷窑的年代与性质问题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3期,20-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