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4日晚上8时13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在北京逝世。这位将史前中国比喻为一朵重瓣花的睿智老人，这位曾给予无数考古人启迪的大先生，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严文明先生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1953年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过考古学系主任，在北大工作了60多年，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领航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在中国史前文化谱系、史前聚落形态演变、中华文明起源、农业起源、古史传说等方面都有诸多开创性贡献。

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重大贡献，与他过人的天赋和勤奋有关，也和他在北大的教学经历有关。先生本科毕业留校后，就承担了给本科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的任务。当时北大考古学专业初创不久，没有现成的课本讲义，只好先从编写讲义开始。先生效率很高，1959年就有了讲义初稿，1964年修改为正式稿。这是中国第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讲义，影响很大。1987年先生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不但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方案，阐释了这个谱系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基础，更重要的是还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就已基本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个格局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基础。可以说先生以超凡的想象力和辩证思维，揭示出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发展至今的奥秘所在。和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幅员辽阔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考古学文化面貌非常复杂，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对各区域材料的客观分析入手。严文明先生的考古学研究始于仰韶文化，有仰韶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称，所著《仰韶文化研究》对其年代分期、地方类型、发展阶段、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符号彩陶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被苏秉琦先生称赞为“找到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钥匙”。这把钥匙，其实就是研究的思路方法：先对仰韶文化典型遗址进行分期，再在分期基础上探讨地方性差异并划分类型，进而探讨聚落形态、社会状况等。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严文明先生先后对王湾、仰韶、半坡、庙底沟、三里桥、西阴村、北首岭等典型遗址逐一分期，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集大成的《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一文。他还写成《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理清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清楚地展现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生动图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误。此外，他提出的“龙山时代”概念提出极大地推进了龙山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的观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中华文明探源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严文明先生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航者。20世纪80年代文明探源研究渐成热潮，当大家还激烈地讨论何为文明、何为文明标志、何时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严文明先生选择了探索文明化进程这条研究道路。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考察，对中华文明的文明化进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所提出的距今5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开始起源的观点，成为后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设计研究时段的依据。他号召“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为探源研究确定了基本方略。先生还领导或参与指导了石家河、良渚等许多与早期中华文明有直接关系的关键性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以前，就主持“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召集许多考古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各区域文明化进程。

考古学上考察文明化过程的主要手段是聚落考古。严文明先生是国内首倡聚落考古的学者之一，对聚落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有系统论述，引导了中国聚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1981年他和巩启明先生对姜寨环壕村落布局的分析，成为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典范。他还对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半坡类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演变、龙山时代城址等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农业起源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另一核心议题。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根据考古发现，首先提出稻作农业的“长江起源说”或“边缘起源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是否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只有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才有可能得到解答。严文明先生一直以来倡导从考古学上对五帝时代进行探索，对东夷文化、炎黄文化都做过深入论述，提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其中仰韶时期相当于炎黄时代，龙山时代相当于唐虞时代。他还结合古史记载，最早对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三大阶段进行修正，提出“古国—王国—帝国”的国家发展三阶段说。

我从入学伊始就听严文明先生讲授“中国考古学（上）”课程，后来又听“田野考古学概论”，是先生引我初入考古学的大门。后来跟随先生攻读硕士生、博士生，更是有幸无数次当面接受先生教诲。先生深刻影响我的，不仅是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宏大扎实的学术体系，更有他温和真诚、淡泊名利而又刚正坚毅、敢于担当的人生态度。硕士生期间先生指导我写论文要紧紧围绕题目层层展开，不要枝蔓；博士生期间安排我到内蒙古整理资料，来信说“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对我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近年南佐遗址新阶段发掘的开启也和严先生对我的勉励有关。想到再也不能向先生求教，再也不能和先生纵论天下古今，不禁悲从中来。

（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