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开设的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课程主要在介绍伊朗概况、环境及伊朗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500,000 - 330BC）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埃兰文明、波斯帝国等重大问题。

　　2019年3月19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第三讲在红五楼5211举行，本讲主题为“伊朗的早期人类及其活动(500,000-12,000BP)”（The Early Hominin and human occupation of Iran, 500,000-12,000BP）。

　　本讲开始，法兹里教授首先界定了伊朗旧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年代范围。具体而言，距今50-20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早期，20-4万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4-1.2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4-2万年的晚期前段和2-1.2万年的晚期后段。紧接着，法兹里教授提出伊朗旧石器时代考古所需要面对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伊朗在何种程度上充当了早期古人类和现代人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迁徙枢纽；二是我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识别并解读伊朗旧石器时代人群及其文化的特征；三是面对零星而又复杂的物质遗存，我们如何释读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社会和个人行为模式方面的信息。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伊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Hamed Vahdati Nasab的研究，古人类通过伊朗向欧亚大陆其它地区的迁徙大致有三条可能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沿波斯湾和阿曼海的海岸地区向东经阿富汗向南亚等地延伸；第二条路线经厄尔布尔士山南簏和伊朗中部沙漠之间的地带进入土库曼斯坦继而向外延伸；第三条路线沿里海沿岸同样进入土库曼斯坦进而向中亚等地延伸。这三条路线既体现了伊朗在古人类于欧亚大陆扩散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其沿途地区是伊朗旧石器遗址发现较多、研究较为充分的区域。在此基础上，法兹里教授按照时代顺序，依次介绍了伊朗旧石器时代各阶段的重要发现、核心特征和研究进展。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经伊朗向欧亚大陆其它地区迁徙路线示意图

　　壹——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50-20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而我们却所知最少的一个阶段。自1960年发现第一件两面器（biface）以来，伊朗境内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或遗址群至少有10处以上。根据已有的发现和研究，伊朗及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早期人类更偏向于在露天居址生活而非洞穴之中，而且大部分居址都位于河流阶地和湖岸等临近水域的地方。这种选址一方面是出自便于获取水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地点相对而言更易获得石料、植物和动物等各类资源。除了临水居址外，在一些山地地区也有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发现，此类遗址附近大多有石料露头。

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图

　　地处伊朗西南部的迈赫兰平原（Mehran Plain）是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研究的重要区域，由于1999年Amar Merdeg遗址的发现而最早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010年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15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9处遗址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存。这些遗址发现的石器主要包括两面器（biface）、手斧(hand-axe)、多面体石核(polyhedron)、双面刃砍砸器(bifacial choppers)等。对这些遗址或地点的位置分析表明，易于获取石料是古人类在这一地区选址的重要考量因素。

Amar Merdeg遗址远眺

　　伊朗西北部的吉兰省（Gilan）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另一个重要地区，目前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有Ganj Par和Darband 洞穴遗址。Ganj Par遗址位于Sefidrud河的河流阶地上，出土的石器具有明显的阿舍利工业特征。DarBand是目前伊朗境内已知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料主要为燧石，此外还有凝灰岩和其它火成岩。此外，Darband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动物化石，主要种类为洞熊和少量的有蹄类动物，这也是伊朗旧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的唯一一批动物化石材料。

吉兰省地貌景观及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其中4为Darband洞穴遗址，8为Ganj Par遗址）

Darband 洞穴遗址及出土一件石核-砍砸器

　　伊朗东北部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在Kashafrud盆地，这些遗址或地点最早发现于1974-1975年由Ariai和Thibault等主持的考古调查中。此次调查在Kashafrud盆地的7处地点采集了80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制品，其中Abravan遗址发现数量最多，达39件，所有石制品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根据Biglari对这批石器的重新研究结果，其中一些痕迹是自然碰撞等原因导致的，并非真正的石器。整体而言，这些石制品多以石英为原料，所使用的技术也较为一致，器类主要包括石核（cores）、石核式砍砸器（core-choopers）、完整石片（whole flakes）和石锤(hammerstones)等。Ariai和Thibault将这批石器与东非出土的奥杜威末期（final Oldowan）石器比较后认为，Kashsfrud的石器工业属于前阿舍利阶段（Pre-Acheulian）。

Kashfrud出土的一件石英石核砍砸器

　　除上述地区外，伊朗东南部等地也有一些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但是伊朗中部地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这一广阔的地区并非真的没有人类活动，而是仍缺乏系统的考古调查工作。

　　关于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法兹里教授认为他们毫无疑问是随着动物迁徙而过着季节性流动的生活。可惜的是，除了Darband洞穴之外，目前伊朗的所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有发现动物化石或其它生业经济方面的证据，因此我们对当时人类的食物资源所知甚少。不过，法兹里教授认为，这一时期的古人类主要是食腐者（scavenger），而非真正的狩猎者，当时的石器主要用于切割其它动物吃剩的肉和敲骨吸髓。

　　这种季节性流动的生活一般会定期返回到相对稳定的居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生活范围自然也逐渐扩大。考虑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时间跨度，即使每年仅扩大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古人类也能够在这一漫长的时段内扩散到西亚的各个区域。目前为止，对于古人类在这一地区扩散期间的环境状况和气候变化过程，相关的研究十分有限。很明显的一点是，环境因素对于可获取的动植物资源种类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古人类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和生存状况。从一些零星的研究来看，与非洲相似的环境条件，是当时的古人类得以扩散到伊朗及周边地区的主要原因。

　　贰——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0-4万年）

　　相比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而言，伊朗乃至整个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布范围和密度都有显著的增加。这一现象表明，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口涌入这一地区，而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尼安德特人。这一时期石器工业的一个特点是较少使用勒瓦娄哇预制石核技术（the Levallois core preparation technique），工具组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工具类型数量不断增加，主要包括尖状器（points）、边刃刮削器（side scrapers）、穿孔石器（perforators）和雕刻器（gravers）等。

伊朗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遗址分布图

　　扎格罗斯山中部地区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研究的一个核心区域，其中最主要的发现之一是位于伊拉克境内的Shanidar洞穴遗址，其位置紧邻伊朗。在Shanidar洞穴D层厚达8.5米的堆积中发现的石器为莫斯特类型，相比之下，勒瓦娄哇技术非常少见。动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人的主要食物为野生山羊，其次还有野生绵羊、野猪和牛。这个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属于9个个体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其年代大致为距今6-4.5万年，而且其中一个个体显然是被有意识埋葬的。

Shanidar洞穴遗址

　　位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地区的霍拉马巴德谷地（Khorramabad Valley）发现了多处属于旧石器中期最晚阶段的遗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Kaldar洞穴遗址。2014-2015年对这一遗址的发掘揭露了现代人活动的相关遗存，并且在最下部的层位发现了可能为尼安德特人的石制品遗存。三个木炭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表明其年代范围大致为54,400 – 46,050 cal.BP。Kaldar洞穴遗址是扎格罗斯山地区首次发掘的地层关系明确的遗址，也是西亚地区时代最早的与现代人活动有关的遗址，对于探讨莫斯特文化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一地区的现代人行为以及探索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扎格罗斯山地区另一处比较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是位于克尔曼沙汗省（Kermanshah）的Bisitun洞穴遗址。1949年C.S. Coon在该洞穴发现了两件人类化石，其中一件后来被鉴定为牛骨，另一件为人的右侧桡骨近端。形态学的对比表明，其与尼安德特人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代人较为接近，而与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现代人差别较大。已有研究认为该遗址E+到G层出土的石制品具有典型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征。Harold Dibble在1980年代对Bisitun洞穴出土的莫斯特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刮削器的“加工程式”（reduction model for scrapers）。除了前述遗址，伊朗西部经过发掘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还有Warwasi岩厦遗址和Kobeh洞穴遗址等。

Bisitun洞穴遗址地层图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伊朗中部高原地区有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但大部分石制品均来自地表采集，缺乏明确的出土背景。1999年伊斯法罕（Isfahan）附近洞穴和岩厦遗址群的发现，特别是2004和2005年对Qaleh Bozi遗址的发掘，为了解这一地区旧石器中期的文化面貌和人类活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Qaleh Bozi遗址包括两个岩厦和一个洞穴共三处地点，对其中旧石器时代中期地层炭样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大致为42,000 cal.BP。

伊朗中部高原旧石器早中期遗址分布图

（红点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黑点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Qaleh Bozi遗址出土了约2500件燧石石器，两面加工工具（bifacially shaped tools）特别是柳叶状尖状器（foliate points）的出现以及石器工业的其它特征，如勒瓦娄哇技术的相对缺失等，使得Qaleh Bozi遗址明显区别于伊朗其它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大部分石器可见二次加工的痕迹，表明当时的古人类曾多次重复使用这些工具。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主要包括马、牛、犀牛、羊、瞪羚等，骨骼上的火烧和切割痕迹证明了人类屠宰和敲骨吸髓等行为的存在，这一推测也得到了石器使用痕迹分析的进一步支持。此外，遗址出土的小型动物组合和植物遗存表明当时遗址附近主要为草原、森林和河流环境。

Qaleh Bozi遗址

　　伊朗北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是位于塞姆南省（Semnan）的Mirak遗址。该遗址地处伊朗中部沙漠北缘，是目前所知伊朗境内最大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露天遗址。Mirak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莫斯特尖状器（Mousterian points）、汇聚刃刮削器（convergent scrapers）、单刃或双刃刮削器（single and double scrapers）、盘状石核（discoid cores）和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ian technique）的相关遗存（石核、尖状器和石片）等石制品。由于伊朗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大部分遗址都是位于扎格罗斯山地地区的洞穴和岩厦，Mirak遗址等伊朗中部高原地区露天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全面了解伊朗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活动，特别是不同区域和环境中居住形式、生业方式的差别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Mirak遗址远眺

　　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1.2万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因其意义重大，有学者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Upper Palaeolithic revolution）。这一时期的变革主要涉及气候和环境变迁、人口数量变化和人群迁徙等问题，后者包括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和现代人统治地位的崛起。具体而言，法兹里教授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变革的主要表现包括：1）石制品组合从石片工具（flake）变为石叶工具（blade），并最终以细石器(microlithic)为主；2）骨、角在人工制品原材料中所占比重显著增加；3）磨制石器技术的出现和使用；4）串珠、坠饰等装饰品的使用；5）石料、贝壳等原材料交换所体现的远距离区域互动；6）储藏设施的出现；7）复杂的烹饪/加热设施的出现；8）居址内部活动空间的功能分化。

　　伊朗及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一般按照石制品工具的组合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伊拉克Shanidar洞穴遗址所在的巴拉多斯山（Baradost mountains）命名，称为巴拉多斯期（Baradostian phase），年代范围为距今4-2万年；晚期则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Zarzi 洞穴遗址命名，称为Zarzian期，这一时段也常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末期，年代范围为距今2-1.2万年。伊朗以及伊拉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有不同阶段连续堆积的遗址，没有任何一处遗址存在从旧石器时代中期经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一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有连续的人类活动证据。

伊朗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01 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距今4-2万年）

　　位于扎格罗斯山中部地区的Wawarsi和Yafteh是两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巴拉多斯期文化、奥瑞纳文化等起源和关系的争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曾有研究者提出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证明当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从莫斯特文化延续发展而来的，而这也是欧洲奥瑞纳文化的源头。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石器确实证明了当地存在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连续发展过程，但是并不能证明小石叶（bladelet）技术也是源于扎格罗斯山地区的莫斯特文化，狭义的奥瑞纳文化的起源地需要重新考虑。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之间尚未达成一致，但显而易见的是，扎格罗斯山地区是探讨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过渡、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欧洲奥瑞纳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区域。

Yafteh洞穴遗址

　　关于伊朗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扎格罗斯山西南部的Dasht-e Rostam平原及其临近地区。2005-2007年图宾根伊朗石器时代研究项目（Tübingen Iranian Stone Age Research Project）对这一地区的Ghār-e Boof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对出土石制品的分析表明其代表了一种新的石器技术体系，并将其命名为Rostamian 技术。这种石器技术的特点是使用软锤从单台面石核（single platform cores）上单向剥取小石叶（bladelet）。这些小石叶被广泛用于制作各种标准化工具。根据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测年结果，其年代大致在距今41,000-35,000年，这也是伊朗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目前为止，对Dasht-e Rostam平原及其临近地区的考古调查已经发现大约90处出土此类石器的遗址，这一发现表明伊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远远超出原本对这一阶段的认识。有鉴于此，对于已有的文化历史序列和演化历程的认识也需要谨慎对待。

Ghār-e Boof遗址

　　整体而言，基本可以肯定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生活在伊朗及邻近地区的古人类已经是现代人，他们过着随动物的移动和可获取植物资源的分布而季节性迁徙的生活。他们的居址包括固定的营地和专门用于狩猎和屠宰的地点，无论哪种类型基本都以洞穴或岩厦为主。

　　02 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2-1.2万年）

　　对于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址，法兹里教授重点介绍了位于里海南部马赞达兰省（Mazandaran）的Komishan洞穴遗址。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是伊朗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或称末期）资料最为缺乏的一个区域，相关的发现只有1950年代C.S.Coon在Huto和Kamarband遗址的发掘和1960年C. McBurney在Ali Tepe洞穴的小规模发掘，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面貌一直不清楚。在此背景下，伊朗学者2009年对Komishan洞穴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发现了丰富的遗物。遗址的测年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堆积的年代大致为12,600-13,700 cal.BP，从年代来看，该遗址有望成为探索当地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的重要遗址之一。

Komishan遗址发掘现场

　　就伊朗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整体状况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在末次冰盛期缺少人类活动迹象，这一时段至少从距今2.6万年持续到距今2万年。这一现象是在整个旧大陆地区人类活动显著减少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在土耳其、希腊和整个中亚地区都有类似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末期冰盛期气候极度干冷的环境灾害事件直接相关。

　　大致从距今2万年开始，人类又重新出现在这一区域，但更大规模的出现则发生在距今1.5万年之后。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个遗址的物质遗存表明当时人类的食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具体表现是食物资源种类大大增加，鱼、河蟹、蜗牛和小型动物等都被纳入人类食谱之中。Flannery将这一变化称为“广谱革命”并视之为人类行为创新和多样化的表现。Stiner则认为这一变化可能是由于人类对于大型动物的过度捕猎所导致的食物资源匮乏。

　　就物质文化而言，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于骨、蚌等新材料的使用，以及新出现的磨制石器技术，用于研磨矿物或加工植物。此外，极有可能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木头、纤维等有机材料，只是由于保存条件的原因而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据。能够获得居住地区之外的原料，比如黑曜石、海贝等，也是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变革。可以肯定的是出于对原料的需求，某种远距离的社群间联系已经出现，只是我们很难了解这种远距离联系的具体机制。

　　串珠、坠饰等装饰品的使用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新特征，显示了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社会身份和认同的某种发展。对于社会结构变化的其它表征，Rosenberg提出位于法尔斯省（Fars）的KMC洞穴遗址已成为当时人类活动的区域中心。同时，有证据表明工具制作和使用等方面所显示的技术专业化也不断发展。物质文化本身重要性和多样性的不断增长已经在人类群体与其所处的物质环境之间建立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从而使人与物“交织”（entangling）在一起，进而强化了对于所处地域的归属感。所有这些因素在影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社会发展路径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讲最后，法兹里教授指出，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表明，伊朗对于理解西亚及更大范围内人类的适应和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着眼于新领域的研究，伊朗必然能够在各个阶段取得丰富的新发现和新成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伊朗考古学者开始致力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伊朗旧石器时代考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新一代的考古学家和国外合作者来共同完成。

　　（所有图片均来自Hassan Fazeli Nashli教授课程ppt）

　　致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邓婉文、冯玥同学协助确认并修改了文中专业术语的翻译，在此谨致谢忱！

　　课程内容安排

　　第1讲：伊朗简介

　　第2讲：伊朗考古学发展史

　　第3讲：伊朗的早期人类及其活动（500,000-12,000 BC）

　　第4讲：新石器时代从狩猎-采集者向农牧人群的转变（12,000-6,000BC）

　　第5讲：伊朗在城市与文明社会兴起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6,000-2,000BC）

　　第6讲：伊朗最早的国家？原始埃兰文化（3200-2800BC）

　　第7讲：史前网络与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上）

　　第8讲：史前网络与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下）

　　第9讲：超越国界的伊朗:伊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网络 (公元前3000-1200年)（上）

　　第10讲：超越国界的伊朗: 伊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网络(公元前3000-1200年)（下）

　　第11讲：青铜时代的埃兰与其近邻（2,900-1,100BC）

　　第12讲：铁器时代的乡村、城市、国家与帝国（1250-330BC）

　　第13讲：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世界帝国的考古学（550-330BC）

　　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Hole, F. (ed.)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Western Iran. Settlement and Societ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Roaf, M. (1990)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Facts on File.

　　Harper, P. O., J. Aruz and F. Tallon (eds) (1992) The Royal City of Susa.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urtis, J. (ed.) (1997)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ersian Period: Conquest and Imperialism 539-331 BC. London: BM.

　　Potts, D. T. (1999) The Archaeology of E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tis, J. (2000)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Wilkinson, T. J. (2003)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töllner, T., R. Slotta and A. Vatandoust (eds) (2004) Persiens Antike Pracht. Bochum: Bochum Museum.

　　Matthews, R. and H. Fazeli Nashli (eds) (2013) The Neolithisation of Iran: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eties. Oxbow: BANEA.

　　Petrie, C. (eds) (2013) Ancient Iran and Its Neighbours: Local Developments and Long-range Interactions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Oxbow books.

　　Potts, D. T. (ed.)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Ir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邓振华 撰稿

崔嘉宝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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