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开设的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课程主要在介绍伊朗概况、环境及伊朗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500,000 - 330BC）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埃兰文明、波斯帝国等重大问题。

　　2019年3月26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第四讲在红五楼5211举行，本讲主题为“新石器时代从狩猎—采集者向农牧人群的转变”（ From hunter-forager to farmer-herder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12,000-5,200 BC）。

　　本讲开始，法兹里教授首先对这一主题涉及的时间范围进行了界定。伊朗各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大致开始于公元前9600年，结束于公元前5200年，延续时间长达4000余年。从流动的狩猎-采集经济到定居的农业经济（包括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的转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0-9500年），也就是说这一过程在伊朗乃至整个西亚地区都是一个极为漫长、徐缓且复杂的过程。

　　背景介绍：农业起源的相关假说

　　鉴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这一转变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将之称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其核心内涵包括：第一，经济层面，生业形态转变为食物生产，人与土地的联系加强；第二，物质文化层面，对食物资源、原材料、土地、产品等的所有权（ownship）开始出现；第三，社会层面，剩余资料得以积累，社会内部的分化和财富继承出现，社会权力开始掌握在部分人手中；第四，思想意识方面，新的符号系统、丧葬习俗甚至新的思想体系开始出现。这一系列变革成为日后复杂社会出现的基础和深层原因。法兹里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图景而言，伊朗考古材料所展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新石器革命所包括的种种因素并不是多线进行、同时发生的快速变革，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

　　对于新石器革命，特别是构成其核心内涵的农业起源发生的原因，西方学术界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假说。20世纪30年代戈登·柴尔德在其著作《Man makes himself》中提出了农业起源的“绿洲理论”（Oasis theory），认为环境变化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因。这一理论认为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气候致使当时的人类与动植物在绿洲中一同聚居、发生接触，最终导致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然而，古气候的研究显示农业起源实际上发生在新仙女木期之后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段，因此绿洲理论对于农业出现背后的机制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过，环境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仍是当前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与柴尔德的绿洲假说相反，20世纪50、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提出了农业起源的“山翼理论”（Hilly flanks）。他认为新月沃地周边的高地区域，包括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扎格罗斯山的山麓地带和黎凡特高地地区等，自然条件优越、降水丰富，许多适宜驯化的作物（如小麦、大麦）与动物（如山羊、绵羊）的野生祖本在这一地带均有分布，只要人类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生产就必然出现。他发掘了扎戈罗斯山脉中段的几个重要遗址，试图证明农业最早出现在条件优越的山地，而非绿洲地区。这一假说的局限在于，相比于狩猎-采集，农业生产具有许多劣势，人类是否会自发选择这一生业方式仍有待商榷。

　　20世纪60年代末，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与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提出了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这一理论认为定居生活带来的人口增长是农业产生的原因。弗兰纳里曾随布雷德伍德一同到伊朗进行发掘，在此期间他发现，农业最早不是出现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而是在边缘地区。他还提出了广谱革命的概念，并认为定居生活导致人口增长，激增的人口压力之下人们向山地边缘地区迁徙，并在此发展农业。这一假说的问题是，人类为何会选择定居生活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从考古资料来看，当时的人口数量也并未达到很高水平。

　　20世纪80、90年代末及以后，许多西方考古学家开始关注经济之外的因素在农业起源中扮演的角色。芭芭拉·本德尔（Barbara Bender）和布莱恩·海顿（Brian Hayden）认为农业的产生不是人类被动应对外界条件的结果，而是人类自己的选择。他们强调社会因素在农业起源中的作用，提出农业起源的“宴飨（feasting）假说”，认为宴飨活动、奢侈品贸易等所导致的需求促进了农业的产生。

　　雅克·科万（Jacques Cauvin）和伊恩·霍德（Ian Hodder）则认为是思想观念，而非经济或社会因素导致农业产生。他们提出，人类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认知，导致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同时还认为，符号、装饰与葬俗等的变化都是此类思想观念转变的具体体现。

　　总体而言，关于农业起源的相关假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压力驱动型假说（Push models），认为人口增长、环境变化等使得资源相对短缺，从而导致农业产生。第二类是优势吸引型假说（Pull models），认为人类对某类特殊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植物-人-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导致人口增长并促进农业的产生，而农业产生后又进一步推动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又导致人类对特殊资源的依赖程度变得更高，由此形成循环。第三类是社会因素假说（Social models），认为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求，需要更多食物，导致食物获取行为等方面的集约化，并最终促成了农业的产生。

关于农业起源的三类假说

　　伊朗新石器时代概况

　　在伊朗以西的黎凡特等地，已有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末期（大约公元前20,000-12,000年）气候干冷，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对于种子和果实等自然资源的采集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生活方式依然是流动性的，但可能已经出现了半定居的生活模式。之后的纳吐夫文化时期（大约公元前12,000-9,600年），黎凡特南部地区已经出现定居聚落，且面积明显较大，有意识的埋葬行为和精巧的工艺品和装饰品也开始出现。生业经济方面主要依赖野生动物和植物资源，对动植物的人工栽培可能也已经开始。大体与新仙女木期的最晚阶段相当，即在公元前9600年前后，西亚地区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就生业经济而言，我们对伊朗旧石器时代的基本状况了解甚少，只是大体上知道当时的人类主要居住于洞穴之中，偶见一些露天居址。他们过着流动的狩猎生活，或许也已经开始了对植物资源的采集，但仍然缺乏实证。伊朗的新石器时代，根据目前的认识，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公元前96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公元前7000-5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两大阶段，前者大致与黎凡特地区的前陶新石器时代（Aceramic or Pre-Pottery Neolithic）对应，后者则基本可对应有陶新石器时代（Ceramic or Pottery Neolithic）。

　　史前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新石器时代大多具备一些主要的特征，如气候变化、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定居的生活、人口密度的上升和社会复杂化等，而这些因素又成为原始的农业村落生活（proto- agricultural village life）出现的关键所在。新石器时代是伊朗古代人群与自然界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多种动植物资源的生业经济模式开始发生改变。公元前9600年前后开始，人类对动物、植物和环境的利用模式和相互关系发生改变，出现了早期的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为此后农业和畜牧业的形成垫定了基础。人类从此不再被动地“获取”（procurement）食物，而是开始主动地生产食物。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驯化动植物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其它动植物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则相应降低。

人类利用动植物资源模式变化过程示意图

（从狩猎采集到完全的农业经济经历了漫长的过渡时期）

　　扎格罗斯山中部地区与伊朗的新石器化

　　对于伊朗的新石器化过程而言，扎格罗斯山中部地区是最为关键的区域，相关的重要遗址大多集中于此。根据现有研究，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可以更为细致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公元前9600-8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000-7200年）、中期（公元前7200-6000年）和晚期（公元前6000-5500年）。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伊朗新石器化的关键时期，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人类开始定居并储存食物；打制石器技术发生改变，前M’lefatian石器工业出现；磨制石器技术出现；聚落中出现开展祭祀等仪式性活动的空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包括Sheikh-e Abad、Chogha Golan、Aslad、Zawi Chomi、Karim Shahir等。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000-6500年）之后，农作物和家养动物的驯化已经完成，真正的农业聚落出现，此外在物质文化方面还出现了陶筹（clay tokens）、黑曜石石器和M’lefatian打制石器工业等新的因素和技术。

伊朗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重要遗址分布图

扎格罗斯山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年代框架

　　Sheikh-e Abad是探索伊朗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也是伊朗、伊拉克与英国在扎格罗斯中部开展的联合考古项目（The Central Zagro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CZAP): Cult and sedentism in the Neolithisation of central west Iran）重点发掘的遗址之一，其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0,000-7600年。2008年对该遗址的发掘及随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早期管理方面。动物考古研究表明，当时人类利用的所有动物可能均为野生种，但这一结论的确定还需要更多研究的支持。山羊和绵羊是该遗址利用数量最多的动物资源，根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这两种动物占所有动物遗存的53%，其中山羊的数量是绵羊的6倍。除此之外，还发现有鹿、少量的牛、猪和马科动物，也有一些鸟类、鱼、蟹等动物遗存。值得注意的是，Sheikh-e Abad遗址出土的山羊多属于幼年雌性个体，但这是否说明初期的驯化已经开始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罕见的山羊角和下颌骨表明这些动物可能是在临时营地屠宰后带回遗址的。植物考古的分析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利用野生扁豆（wild lentil）、禾本科植物(Poaceae)和李属（Prunus sp.）、黄连木属（Pistacia sp.）等木本植物的果实，但尚无证据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干预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或促成其生物性状的改变。

Sheikh-e Abad遗址远眺

　　位于扎格罗斯山脉西麓的Chogha Golan是这一时期的另一处重要遗址。2009年以来对该遗址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遗址延续时间约为公元前9750-7650年，这一年代也得到了遗址出土的铅笔头状石核（bullet core，伊朗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标志性遗存）的进一步佐证。最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出土了一系列与农业起源相关的重要遗存，包括在公元前9千纪栽培野生二棱大麦（two-row barley）、二粒小麦(emmer wheat)和扁豆(lentil)的证据；公元前8000年前后大麦和二粒小麦因人为干预而发生形态变化的证据。此外，遗址内AH1、AH2两个发掘区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磨制石器，表明这里可能与对植物的集中加工活动有关。

Chogha Golan 遗址出土的铅笔头状石核

　　East Chia Sabz遗址位于伊朗西部的Seimareh河沿岸，其附近有数处洞穴分布，并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类活动证据。2009和2010年的抢救性发掘和系统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遗址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8500-7600年，结合周边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材料，East Chia Sabz遗址的发掘，为探索人类走出洞穴，开始在露天居址居住和生活的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不同于Sheikh-e Abad等遗址的土坯建筑，East Chia Sabz遗址的建筑以石头垒砌墙体和铺设地面，这是公元前八千纪伊朗建筑技术方面的重要创新。遗址地面上发现的磨盘、石质容器、地臼等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房屋内进行植物的加工和消费活动。此外，对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显示，公元前九千纪，人们已经在这一地区开始对植物进行人工栽培；公元前8000年前后，驯化的二粒小麦和二棱大麦已经出现；遗址内出土的植物种子从早到晚逐渐变大，显然与人类行为的干预有关。该遗址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黑曜石石器，对其产地的分析表明这种原料可能来自750公里之外土耳其东南部的Nemrut Dağ，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区域间的远距离交流，这种交流得以形成的基础或许与游牧人群的移动有关。

East Chia Sabz遗址发现的房址

　　扎格罗斯之外：伊朗新石器文化多中心起源的可能性

　　除了扎格罗斯山区之外，对于伊朗新石器化过程研究十分重要的另一个区域是里海沿岸地区。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认为扎格罗斯山地区是伊朗新石器文化的单一起源地，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都是这一地区向外传播的结果。大体路线有两条，北线沿厄尔布尔士山山麓从西向东到达里海沿岸，进而继续向东进入中亚等地，南线则从扎格罗斯山山麓地带向东南方向传播。然而，伊朗的新石器文化是否存在多中心起源的可能性，仍然是值得探索的一个问题，其关键地域之一，便是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地区，特别是里海沿岸。

伊朗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路线示意图

　　对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认识，最早源于Carleton S. Coon在20世纪中期对Hotu和Belt（又称Kamarband）两处洞穴遗址的发掘。根据Coon的考古报告，Hotu洞穴遗址最早在第7层已经出现了农业和粗陶的证据，第6-1层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动物遗存则以绵羊和山羊为主，且基本不见瞪羚，这与中石器时代晚期地层中瞪羚大量出现的动物遗存状况截然不同。Belt洞穴遗址的动物遗存，在中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以马鹿为主，到中石器时代晚期则被瞪羚所替代。综合这两个洞穴的不同阶段的动物遗存组合，同时受到Belt洞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幼年个体较多的影响，Coon曾推测当地在中石器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了对动物的人工干预。在上述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两处遗址的测年数据，Coon提出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大致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前后。

　　1964年McBurney对上述遗址附近新发现的Ali Tappeh遗址进行了发掘，为重新审视Coon等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材料。McBurney分析了Ali Tappeh遗址出土的材料特别是动物遗存并重新梳理了Hotu和Belt洞穴遗址的各类发现，进而对Coon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对于当地新石器时代到底开始于何时，是从扎格罗斯山地区传入还是本地有独立的发展过程，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之下，德黑兰大学考古系和伊朗考古学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对这一地区的另一处遗址Komishan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包括洞穴和洞前露天居址两部分，时代大致为公元前14,000-8,000年，对于探讨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极为重要。该遗址发现了多个前陶新石器时代的火塘（fire place）或烤炉（oven）遗迹，此外还出土有烧制过的土坯、铅笔头状石核、石叶等丰富的遗物。石臼和石磨棒等的出土说明对植物资源的加工行为已经出现。植物考古的分析结果显示，旧石器时代末期当地人类主要利用野燕麦、野大麦等大中型的禾草类植物和豆类植物。在更晚的阶段，遗址上开始出现金盏花属（Adonus sp.）、虉草属（Phalaris sp.）、天仙子属（Hyoscyamus sp.）等多种杂草，这些典型的谷物伴生杂草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经出现了对植物的栽培行为。Komishan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等动物遗存，其中鸟类中水鸟出土数量最多，哺乳动物则以山羊和绵羊最为普遍。结合周边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证据和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山羊单倍群的研究结果，这一地区或许曾独立地驯化过山羊，而这种可能性也与研究者提出的山羊驯化的马赛克模型（mosaic domestication）相一致。

Komishan洞穴及洞前露天区域地层堆积

　　新石器革命与信仰体系的变化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雅克·科万和伊恩·霍德认为人类走向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动因是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的变革，在考古遗址中我们通常可以从符号系统、装饰和埋葬习俗等方面观察到此类变革的线索。伊朗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都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类思想观念和信仰体系方面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在扎格罗斯中部的Sheikh-e Abad遗址出土了一座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年的“T”型建筑，里面集中摆放着四个大型的野生山羊头骨，头骨附有长达94厘米的角，其中一个山羊的颌骨和牙齿上还涂有红赭石粉。四个山羊头骨的背后，放置了一只更大的带有角的野羊的头骨。该建筑和相关遗迹的发现为该地区早期人类对山羊的管理和驯化，特别是相关的仪式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类似的遗迹在伊朗西部库尔德斯坦的Ganj-Dareh遗址也有发现。此外，在伊拉克境内扎格罗斯山地区的Zawi Chemi Shanidar遗址发现的一处特殊遗迹也与之相似，其中发现有15个野山羊头骨和17个大型鸟类翅膀部位的骨骼，包括鹤、秃鹫、海雕和鸨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0-9500年。这一发现甚至可以将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此类仪式性活动与土耳其等地联系起来，例如土耳其的Çatalhöyük遗址在一处建筑的墙壁上发现有绘制的两只鹤，遗址中也出土了很多鹤的翅膀部位的骨骼，研究者多认为这些发现与一种使用鹤类翅膀作为道具的仪式性舞蹈有关。换句话说，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西亚地区的人们都出现了一些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甚至区域之间有所交流。

Sheikh-e Abad遗址出土的山羊头骨祭祀场所及复原想象图

　　在宴飨相关的仪式性活动方面，扎格罗斯山中部的Teppeh Asiab遗址发现了极为重要的一处遗迹。在该遗址中心的大型公共建筑中发现了一个面积较大的灰坑，其中出土了至少属于19个野熊的骨骼，此外还有马鹿和棕熊等。从骨骼的堆放形态看，这些遗存并非日常积累的结果，而更像是单次仪式性活动的遗留。这一发现为正确认识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活动，如宴飨等，在人类社会走向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Teppeh Asiab遗址大型公共建筑中发现的兽骨坑

　　扎格罗斯山南部科曼省（Kerman）的Gav Koshi遗址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变化的另一种物质表现。该遗址一处房址的中心区域四壁和地面都被涂成红色，且出土有陶塑人偶的残块，似乎是一处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空间。该遗址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000年。类似的陶塑或石质人偶和动物在伊朗的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发现，昭示了当时人们在意识形态、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某种变化。此外，当时人们还制作和使用陶筹，虽然我们对此类遗物的确切用途并不清楚，但很可能是用于计数或者在游戏中使用。

Gav Koshi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偶残块

　　在葬俗方面，伊朗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似乎大多希望将家庭成员中的死者继续留在生者周围，因此居室葬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普遍。埋葬深度大约在房屋地面以下几十公分，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而生者则一如既往地在房屋中生活。死者身体常见涂抹红色赭石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血和生命力的象征。此外，在Tepe Sialk等遗址还发现有火葬的现象，死者的尸体先被焚烧，之后骨骼被集中在陶瓮中进行埋葬，骨骼上同样多涂有红色赭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出土人骨的情况看，公元前6千纪，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地区，头骨人工变形的现象比较普遍，这表明当时社会内部或许已经出现等级分化。

Sheikh-e Abad遗址的居室葬

　　总之，这一系列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现象都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伊朗不仅发生了经济变革，还伴随有社会文化和思想意思领域的某些变革，只是囿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对之所知甚少。

　　伊朗的有陶新石器时代：从地方性风格（7000-6500 BC）到区域性风格(6500-5200 BC)

　　在介绍伊朗有陶新石器时代之前，法兹里教授首先概括了陶器在伊朗考古学中的特点和重要性。第一，公元前7000年以来，广泛使用陶器是伊朗社会的重要特征，陶器对于研究伊朗早期物质文化至关重要。第二，陶器在形态、装饰、制作与烧成工艺上的异同，对年代学、类型学和跨文化交流等研究很有帮助，可以用来建立单一遗址或遗址间较长时段的年代序列。第三，陶器的发明推动了食物存储、加工、烹制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如大规模、长时间地存储农业剩余产品，开始使用炸、煮、炖、蒸等烹饪手法和盛食器等，这也与人类的生活方式从季节性流动的狩猎-采集转变为定居的农牧生活有关。

　　从已有发现来看，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伊朗，各个区域的陶器制作工艺相互独立，不同区域之间缺乏交流。扎格罗斯山南部科曼省（Kerman）的Tepe Gav Koshi遗址出土陶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000年，均为手制，露天烧造，陶器表面有红色的菱形等图案的彩绘。伊朗东北部法尔斯省的Rahmat Abad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与Tepe Gav Koshi基本相同，但器形简单，且均为素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位于伊朗西南部DehLuran河谷地区的Tepe Ali-Kosh遗址，出土了年代为公元前6900年的陶器，器表多见红彩或红衣，装饰图案与Tepe Gav Koshi完全不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伊朗各地区的陶器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地方性风格明显，区域间甚至遗址间在陶器制作方面的交流极少。

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伊朗陶器

（上排：Tepe Gav Koshi遗址；下左：Rahmat Abad遗址；下右：Tepe Ali-Kosh遗址）

　　公元前6000年以来，不同区域间在陶器方面的相互交流开始出现，区域性的风格逐渐形成。伊朗高原北部地区出土的公元前5600-5200年的陶器，在制作技术、彩绘纹饰等方面都有较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已经出现区域性的社会组织。在伊朗东北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陶器是以临近的土库曼斯坦南部遗址命名的哲通文化陶器（Jeytūn culture)，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前后。此类陶器均为手制，以草茎等植物材料作为羼和料，在陶窑中的还原气氛下烧制而成。器壁较薄，器表磨光，且多绘有简单的红色或黑色曲线或几何形纹饰。在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地区，这一时期的陶器以Hotu洞穴等遗址出土的软陶（soft ware）为代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6200-5900年前后。这类陶器与欧亚大陆部分狩猎采集人群的陶器比较相近，与中东地区的陶器缺乏直接联系，其特点是大多为手制，器壁较厚，烧成温度较低且易碎，遗址中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陶片器表都高度磨光。

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伊朗陶器

（上排：哲通文化陶器；下左：里海沿岸的软陶；下右：伊朗高原北部的彩陶）

　　除了上述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脉络外，伊朗西北部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发展出了伊朗有陶新石器时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该地区以高地和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盆地为主。东边与相对湿润的里海沿岸高地接壤，西边为扎格罗斯山脉的北界，在凡湖（Lake Van）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高地地区与托罗斯山脉（Taurus range）接壤，北部以大阿拉斯河（Araxes River）及其众多支流附近的山谷为界。

　　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饲养包括山羊、绵羊、狗和猪在内的多种驯化动物。从Hajji Firuz Tepe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人们可能还从事旱作农业，种植大麦、小麦（包括二粒小麦和普通小麦）以及扁豆。石磨棒、石磨盘和磨石的出现也为这一时期当地食物加工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此外，在陶器制作工艺方面，当地的陶器主要为软陶、烧成温度低、多使用泥片贴塑法成形（slab technique），一些器物表面还有彩绘，主要器类包括可能用于脱壳的浅盘（Husking tray，内壁有刻槽，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擂钵）、可能用于炊煮的平底直壁碗、用于储藏的大型陶罐等。总体而言，其陶器面貌和生业经济模式都与同时期的伊朗其它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Hajji Firus遗址出土石器和陶片

　　小结：伊朗新石器时代生活概貌

　　本讲最后，法兹里教授总结了伊朗新石器时代高峰时期的生活方式。直到公元前5200年，伊朗的人口数量不过数万，其中绝大多数人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居住在由小型泥砖建筑构成的村落中，每个聚落平均人口约为100至200人。这些聚落大多分布在适宜于农、牧和狩猎等混合经济发展的地区。农业聚落缓慢而稳定地向伊朗全境扩散，不断吸收和同化当地的狩猎-采集人群。人们可能已经开始了利用铜矿并试图通过火来改变原料的性状。然而，农业、畜牧业所带来的聚居的生活方式，也造成了传染病的出现，导致儿童死亡率偏高。不过，与之前的狩猎-采集人群一样，黑夜白昼、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化塑造了伊朗新石器时代农牧人群的生活节奏，而这一切细微变化所塑造的经济文化成就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伊朗社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有图片均来自Hassan Fazeli Nashli教授课程ppt）

　　课程内容安排

　　第1讲：何处是伊朗——伊朗概况

　　第2讲：伊朗考古学发展史

　　第3讲：伊朗的早期人类及其活动（500,000-12,000 BC）

　　第4讲：新石器时代从狩猎-采集者向农牧人群的转变（12,000-6,000BC）

　　第5讲：伊朗在城市与文明社会兴起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6,000-2,000BC）

　　第6讲：伊朗最早的国家？原始埃兰文化（3200-2800BC）

　　第7讲：史前网络与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上）

　　第8讲：史前网络与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下）

　　第9讲：超越国界的伊朗:伊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网络 (公元前3000-1200年)（上）

　　第10讲：超越国界的伊朗: 伊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网络(公元前3000-1200年)（下）

　　第11讲：青铜时代的埃兰与其近邻（2,900-1,100BC）

　　第12讲：铁器时代的乡村、城市、国家与帝国（1250-330BC）

　　第13讲：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世界帝国的考古学（550-330BC）

　　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Hole, F. (ed.)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Western Iran. Settlement and Societ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Roaf, M. (1990)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Facts on File.

　　Harper, P. O., J. Aruz and F. Tallon (eds) (1992) The Royal City of Susa.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urtis, J. (ed.) (1997)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ersian Period: Conquest and Imperialism 539-331 BC. London: BM.

　　Potts, D. T. (1999) The Archaeology of E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tis, J. (2000)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Wilkinson, T. J. (2003)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töllner, T., R. Slotta and A. Vatandoust (eds) (2004) Persiens Antike Pracht. Bochum: Bochum Museum.

　　Matthews, R. and H. Fazeli Nashli (eds) (2013) The Neolithisation of Iran: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eties. Oxbow: BANEA.

　　Petrie, C. (eds) (2013) Ancient Iran and Its Neighbours: Local Developments and Long-range Interactions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Oxbow books.

　　Potts, D. T. (ed.)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Ir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羽紫琪、陈绰敏 撰稿

　　邓振华 审校

崔嘉宝 排版

（未经作者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