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开设的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课程主要在介绍伊朗概况、环境及伊朗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500,000 - 330BC）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埃兰文明、波斯帝国等重大问题。

　　2019年5月21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第十一讲在红五楼5211举行，本讲主题为“埃兰与西亚地区的早期国家（2400-600BC）”（Elam and early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2400-600BC）。

背景介绍

　　针对埃兰时期考古这一主题，法兹里教授首先指出，与之前各讲涉及的内容不同，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结合是开展这一时期考古研究的重要特点。同时，对于伊朗任何时期的研究，都不能脱离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关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拥有更多耕地和资源，为了扩展自己的疆域，而发生战争和冲突，这类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仍然时有发生。埃兰及其临近地区的其它国家，见证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此外，埃兰的统治前后延续了近2000年，如果将原始埃兰文化时期算在内，其延续时间长达2500年，在伊朗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要理解埃兰的兴起背景，就必须对原始埃兰文化有所了解。所谓原始埃兰文化（the Proto-Elamite horizon），是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核心区域包括伊朗西部山地和中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范围向东可延伸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原始埃兰文化只是一个习惯性的称谓，它并非指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文明（civilization），只是一种本地的“利益群体”（communities of interests），在当时全球化过程（globalization process）的潮流裹挟之下，众多地区都接受并适应了苏萨Ⅲ期的管理体系（administrative systems）。陶筹、印章、数字泥板及原始埃兰文字的泥板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物质载体和实证。不过，当时的其它物质文化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明显而复杂的差异性（详见本课程第八讲纪要）。由于这一时期恰好落在碳十四年代校正曲线的平台区，原始埃兰文化的确切结束时间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清楚埃兰到底是何时兴起的。

原始埃兰文化分布范围及重要遗址分布图

　　埃兰这个称谓最初只是苏美尔人对伊朗西部一个城邦国家的称呼，写作“NIM”（意为“高的”），通常与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的表意符号KI（意为“土地、国家”）同时使用，也就是指一个位于高地的城邦国家。埃兰地区曾存在着多个较为强盛的城邦，他们至少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就已经发生了联系，并最终在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高地联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埃兰作为一个疆域一直延伸到扎格罗斯地区的独立政体频繁出现在苏美尔的文献之中。因此，埃兰这一名称在后来多用来指这样一个高地政权联盟，其控制疆域大致与原始埃兰文化分布范围相当。

　　埃兰历史通常被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依次为古埃兰时期（Old Elamite period，约公元前2400-前1500年）、中埃兰时期（Middle Elamite period，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和新埃兰时期（Neo-Elamite period，约公元前1000-前539年），各个时期内包含若干个前后更替的王朝。由于埃兰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东部高地之间的通道，美索不达米亚对于金属、石料、木材等资源的获取都无法绕开这一地区，埃兰各时期的历史也因此充斥着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周边其它地区的战争与冲突。

古埃兰时期

　　约公元前2700年前后，两河流域的基什第一王朝入侵了埃兰地区，使得“埃兰”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苏美尔的早期文献之中。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古埃兰时期包括三个前后相继的王朝，即阿万王朝（Awan Dynasty，约公元前2400-前2100年）、西马什王朝（Simaški Dynasty，约公元前2100-前1970年）和埃帕尔提王朝（Epartid Dynasty，又称苏卡尔马赫王朝Sukkalmah Dynasty，约公元前1970-前1500年）。这些王朝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周边地区的其它族群之间通过战争、经济往来、联姻等多种方式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和联系。

　　战争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兰时期诸王朝之间的互动中最为主要的形式之一，也是在苏美尔早期文献中提及埃兰最多的一类事件。统一两河流域南部的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等都曾征服过埃兰西部地区。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二任国王舒尔吉（Shulgi），从其统治中期开始就不断拓展乌尔王朝的疆域范围。这一扩张过程被其后的三个继任者进一步发展，使得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多个城邦都被纳入到其控制范围之内。直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埃兰的西马什王朝在第六任国王金达图（Kindattu）的带领下，攻入乌尔，并俘获了乌尔第三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伊比辛（Ibbi-Sin）。

乌尔第三王朝盛期统治范围示意图

　　埃兰与两河流域的关系并非都是相互对抗和征伐的战争，他们也曾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而结盟。其中一个共同威胁就是来自扎格罗斯山北部的库提人（Gutians），苏美尔早期文献将他们描绘成一个野蛮、贪婪的民族。埃兰的阿万王朝与苏美尔的阿卡德王朝曾为了共同抵御库提人的入侵而结盟，但最终不敌，库提人在大约公元前2154年攻占并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埃兰也因此受到重创。

　　此外，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近叙利亚一带）出现的阿摩利人（Amorites），也曾对苏美尔地区和埃兰构成威胁，并促成了西马什王朝与乌尔第三王朝的结盟，但他们最终也未能阻挡阿摩利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需要指出的是，阿摩利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说闪米特语，同时期的周边族群都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如埃兰地区的人使用埃兰语、两河流域主要使用阿卡德语、两河流域最北部地区的人群则使用胡利安语等。

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前二千纪早期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语言分布图

　　对于这一时期的埃兰历史和考古研究而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埃兰线形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埃兰线形文字的发明与阿万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Puzur-Inšušinak直接相关，很可能是他的一位书吏创造了这一文字体系。遗憾的是，这一文字体系存续时间很短。迄今为止，在苏萨（Susa）、Shahdad、Konar Sandal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遗址中共发现了32件埃兰线形文字的文书，记录了约103个文字符号，其中40多个都是只出现过一次的罕见字。除此之外，近年披露的一批伦敦私人收藏中，有9件刻有埃兰线形文字的银杯，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可惜的是，这些器物的出土背景信息完全缺失，研究价值大打折扣。此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埃兰线形文字的出现年代，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认为Konar Sandal遗址出土的埃兰线形文字可以早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

刻有埃兰线形文字的银杯（H. Mahboubian私人收藏）

　　除了频繁的战争与冲突之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也是埃兰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它邻近地区交流互动的重要形式。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地区各个遗址出土的器物生动地展示了原材料和各类制成品在不同区域间的流转状况。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苏萨遗址阿克罗波勒土丘（Acropole Mound）出土的一件陶罐，陶罐内发现了11件雪花石膏的器物，48件铜器和青铜器，6个滚印以及其它工具、武器、串珠等。这些器物本身有一定的时代差别，显然是世代收藏或流转的结果。另一方面，从器物的原材料和产地来看，这些器物也是源自多个地区的，例如铜料可能来自阿曼（Oman）而锡料则可能来自阿富汗。此外，绘有几何纹或具象纹饰的大型折肩彩陶罐在伊朗高原等地的广泛出现，也是当时各区域间物质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

苏萨遗址阿克罗波勒土丘出土的陶罐及其内存放的各类器物

　　总之，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当时生活着众多属于不同城邦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为了争夺土地或其它资源而发生的相互征战，通过商品交换、资源输送等形式而发生的经济联系，甚至是部分地接受或借用彼此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主题，使得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着这一广阔地域内的社会进程。

中埃兰时期

　　中埃兰时期前后延续约500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基德努伊德王朝（The “dynasty” of the Kidinuid，公元前1500-前1400年）、伊吉尔基德王朝（The Igihalkid Dynasty，公元前1400-前1210年）和舒特鲁基德王朝（The Šutrukid Dynasty，公元前1210-前1100年），最后一个阶段，即公元前1100-前1000年是埃兰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目前所知甚少。

　　严格来讲，基德努伊德王朝时期并非一个王朝，因为当时的五位统治者似乎并没有前后相袭的血缘关系。苏萨和Kabnak是基德努伊德王朝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城市中心，前四个国王统治期间的中心都位于苏萨，到最后一位国王Tepti-ahar统治期间，他兴建了新的中心城市Kabnak。苏萨遗址发现了大量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遗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编号为T的建筑遗迹，这是一处大型居住建筑，其中出土了50个裸体女性塑像残片，以及大量演奏乐器的男性塑像。

　　已有的考古研究已经证实，位于苏萨遗址东南约10公里处的哈夫特土丘（Haft Tepe）就是Tepti-ahar兴建的Kabnak。这处遗址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包括14座相对独立的土丘。该遗址的重要发现包括皇室墓葬、宫殿区以及工匠区。所谓的皇室墓葬实际上建有地上的大殿建筑，因此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神庙而非墓葬。这里共发现了两座墓葬，东部墓葬为拱形墓室，其内发现有21具人骨，墓室有通向墓上神殿的通道，另一座墓室中发现有23具人骨。除了这两座大型墓葬之外，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其它土坑墓和瓮棺葬。宫殿区位于这两座皇室墓葬的东南方，其主体是一个巨大的、呈不规则形的阶梯状塔庙建筑，原始高度可能达30米。工匠区位于宫殿区东部的一座建筑之中，这里被分割为不同的区域，出土了大量与手工业相关的遗物，包括刚刚完成表面彩绘尚未烧制的陶器，被锯开的大象骨架，用于青铜器镶嵌的石质马赛克，以及大量的青铜箭头和铜钩等。这处建筑正前方的院落中还发现有陶窑，可能用于烧制陶器等。此外，这一区域还出土了超过4000个泥板文书和300个带有滚印痕迹的泥板等，内容涉及书信、账目等十分丰富的信息。从出土的文书看，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书吏进行书写训练留下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曾被用作书吏的培训学校。

哈夫特土丘位置、平面图及出土印章

　　伊吉尔基德王朝的统治者可能是来自苏萨以外的地区的入侵者，他们与加喜特巴比伦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前期的几任国王都曾与巴比伦王朝通婚，但是之后二者的关系逐渐恶化，开始相互征伐。苏萨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城市之一，其神庙建筑的泥砖等上面的文字记载了很多这一时期的历史。

　　伊吉尔基德王朝最有名的国王是Untash-Napirisha，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75-前1240年。根据苏萨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的记载，Untash-Napirisha曾在苏萨进行了大规模的神庙建设，包括重建了苏萨主神尹苏辛纳克（Inshushinak）的神殿。对这座神殿区域的考古发掘，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两处秘藏的器物。其中一处发现于泥砖砌成的器物箱中，包含大量未加工完成的珠子、滚印和金属铸像。另一处可能是早期盗掘的随葬品，其中包括金银造像、镶嵌黄金的青金石鸽子、沥青底座上的石雕动物、刻有阿卡德语的玛瑙珠等。在苏萨的另一座神庙，Ninhursag神庙中还发现了Untash-Napirisha妻子Napirasu的青铜像，高达1.29米，重1750千克。Untash-Napirisha和Napirasu的塑像残块在苏萨的其它位置也有发现。

苏萨Inshushinak神殿出土的秘藏器物

　　Untash-Napirisha统治期间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他于公元前1250年开始在苏萨东南约40公里的地方兴建了一个新的圣城——乔加赞比尔（Chogha Zanbil），这可以看作他试图改变苏萨的政治和宗教地位的一项努力。乔加赞比尔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有三重城墙。城址最中心是一座阶梯状塔庙（Ziggurat），外围有单独的围墙。塔庙基座部分为长宽各100米的正方形，高约53米，用于供奉Napirisha和尹苏辛纳克。塔庙围墙与第二重城墙之间的区域集中建造有23座神庙，用于供奉埃兰高地和低地的各个神灵，仪式性的道路直接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外城东门。城址东部为宫殿区，发现有大型建筑和5座券顶皇室墓葬。这些墓葬都曾被盗掘，其内发现有武器、珠宝等随葬品。这座新城的建设实际上并未完成，随着Untash-Napirisha的去世，所有建设都停止下来。不过在之后的数百年内，这里仍然被持续使用，直到公元前640年，随着亚述巴尼拔的入侵，这里才被破坏和废弃。

乔加赞比尔城市布局、鸟瞰图及中心塔庙复原想象图

　　舒特鲁基德王朝是埃兰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国王舒特鲁克-那洪特（Shutruk-Nakhkhunte）与他的三个儿子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多次征伐，并在公元前1158年击败巴比伦之后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柱、马尔都克（Marduk）神像、阿卡德王纳拉姆辛（Naram-Sin）的记功石柱等运回到苏萨。在舒特鲁克-那洪特之后，他的第二个儿子Shilhak-In-Shushinak统治期间还对北部的扎格罗斯山地区进行了征伐，埃兰一度发展成为西亚最为强大的国家。也是在这一时期，苏萨和埃兰统治下的20个其它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苏萨Ninhursag神庙出土的一件青铜日出模型明确与Shilhak-In-Shushinak有关，其上写着“我，Shilhak-In-Shushinak，制作了一个青铜日出”。这座模型底座长60厘米，宽40厘米，上有两个裸体男性，其中一个手持带流的容器向另一个手中倾倒某种东西。周边还筑有台阶状塔庙、树木等其它形象，可能描绘的是一个宗教祭祀场景。不过，舒特鲁基德王朝的统治盛况并未持续很久，在巴比伦伊新第二王朝（Second Dynasty of Isin）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Nebuchadnezzar I）的攻击之下，迅速衰败，中埃兰时期的历史也随之进入一段衰败的尾声时期。

苏萨Ninhursag神庙出土的青铜模型

新埃兰时期

　　新埃兰时期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新埃兰Ⅰ期（公元前1000-前770年）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十分有限。当时埃兰可能与巴比伦等国结盟，共同对抗过新亚述帝国，但是以失败告终。这一时期的埃兰在亚述等国的冲击之下，已经四分五裂，很难维系国家统一的局面。到了新埃兰Ⅱ期（公元前770-前646年），日渐衰微的埃兰王国在东方逐渐受到新兴的波斯人的威胁，他们大概在公元前700年以安善为中心建立了波斯王国，虽然仍受着埃兰的制约，但已经有相当的独立性。亚述自公元前700年前后开始对埃兰的持续征伐，使得埃兰国力进一步衰退。亚述巴尼拔对埃兰的三次大规模的征伐，攻占了多个埃兰城市，苏萨也在公元前646年的战争中被洗劫，埃兰从此不再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同样在公元前646年前后，埃兰失去了对东部法尔斯地区的控制，这里成为了波斯的核心统治区。这一时期之后的埃兰历史记录极少，大致在公元前539年，苏萨被波斯占领，埃兰沦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宣告结束。

亚述的巴尼拔军队与埃兰人作战场景浮雕

　　新埃兰时期虽然整体上是一个国力衰败、四分五裂的时期，但苏萨城内仍然有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建筑，即使在亚述巴尼拔攻陷苏萨之后仍有一些建筑活动。此外，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较为重要的是波斯湾附近马伦河（Marun River）边的Arjan墓葬，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630-前550年。墓室由石板砌成，使用了具有亚述风格的浴缸形青铜棺（bath-tub coffin），棺外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大量的纺织品和金属器，比如重要的有青铜灯柱和装饰精美的碗等。此外，还有一件制作精美的黄金环状器物，出土于墓主胸前部位。这件环状器物缺口两侧分别制成圆片状，上有相同的纹饰：两头凶猛的格里芬（griffin）面对面站立在一个台基之上，中间有一颗棕榈树，图像外围饰一圈套索状纹饰，整体呈图章状。

Arjan墓葬及出土的代表性器物

　　近年来，对于新埃兰时期，特别是其最后阶段的历史，有研究者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梳理提出，基于文献的原有认识可能低估了埃兰在波斯王朝形成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Arjan墓葬作为为数不多的明确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展示了这一时期与多个地区的联系和交流状况，也集中体现了当时极高的艺术和手工业水平，为正确认识新埃兰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结语

　　由于当前关于埃兰的文字记载大多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种来自敌对方的记述，难免有失偏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埃兰历史的正确认识。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埃兰确实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包括书写系统、宗教、艺术、行政管理体系等。另一方面，埃兰地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地处美索不达米亚与东方世界之间，埃兰成为了美索不达米亚获取东方的铜、锡、玛瑙、青金石等多种资源的必经之路。最后，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埃兰的认识，绝大部分材料都来自苏萨，这样的材料局限也需要在未来通过更多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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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安排

　　第1讲：何处是伊朗——伊朗概况

　　第2讲：伊朗考古学发展史

　　第3讲：伊朗的早期人类及其活动（500,000-12,000 BC）

　　第4讲：新石器时代从狩猎-采集者向农牧人群的转变（12,000-6,000BC）

　　第5讲：伊朗在城市与文明社会兴起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6,000-2,000BC）

　　第6讲：流动畜牧业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

　　第7讲：伊朗最早的国家？原始埃兰文化（3200-2800BC）

　　第8讲：原始埃兰文化之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

　　第9讲：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吉罗夫特文明(3,000-1,200BC)

　　第10讲：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被焚之城与赫尔曼德文明的形成

　　第11讲：埃兰与西亚地区的早期国家（2400-600BC）

　　第12讲：铁器时代的乡村、城市、国家与帝国（1250-330BC）

　　第13讲：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世界帝国的考古学（550-330BC）

　　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Hole, F. (ed.)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Western Iran. Settlement and Societ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Roaf, M. (1990)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Facts on File.

　　Harper, P. O., J. Aruz and F. Tallon (eds) (1992) The Royal City of Susa.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urtis, J. (ed.) (1997)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ersian Period: Conquest and Imperialism 539-331 BC. London: BM.

　　Potts, D. T. (1999) The Archaeology of E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tis, J. (2000)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Wilkinson, T. J. (2003)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töllner, T., R. Slotta and A. Vatandoust (eds) (2004) Persiens Antike Pracht. Bochum: Bochum Museum.

　　Matthews, R. and H. Fazeli Nashli (eds) (2013) The Neolithisation of Iran: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eties. Oxbow: BANEA.

　　Petrie, C. (eds) (2013) Ancient Iran and Its Neighbours: Local Developments and Long-range Interactions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Oxbow books.

　　Potts, D. T. (ed.)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Ir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撰稿： 邓振华

　　排版： 崔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