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北大2个项目入选

2022年3月31日,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发掘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从全国170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此,自1990年国家文物局开始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北大考古师生参与的重要考古发现已达34项,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地理坐标为 29°02′28″N,100°16′43″E,平均海拔3750米,地处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青藏高原上发现的一处规模宏大、地层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202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7级校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史主任郑喆轩在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中发现了皮洛遗址。2021年4-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院联合考古队对皮洛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获得重要发现。

皮洛遗址发掘项目由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副教授担任领队,郑喆轩担任执行领队。依托考古文博学院完备的学科体系和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皮洛遗址的现场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得到了学院学校的全方位支持,建立了包括科技考古、古DNA在内的科研团队。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担任此项目的学术顾问,指导发掘工作的展开;冯玥博士等全程参与了发掘及整理工作。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夏正楷教授、张家富教授团队参与了皮洛遗址项目的光释光测年和古环境研究。

此次发掘揭露出7个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层,获得石制品7000余件,清理了多个人类活动面,发现了半环状“石圈”等遗迹以及烧石、疑似有刻画痕迹岩块等重要遗物。地层呈红-黄土交替的特征,反映了气候的冷暖波动,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年代学实验室的光释光初步测年结果,遗址上部地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

根据地层和出土遗物,可初步将皮洛遗址的旧石器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④-⑧层,为砂岩石核-石片石器,工具组合以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砍砸器等为主;第二期,以第③层为代表,新出现了以板岩为主要原料制作精致的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器物类型;第三期,以第②层为代表,新出现了加工复杂的小型石英石制品,两面加工工具的尺寸也明显缩小。这一序列系统展示了遗址内“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和小型两面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也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皮洛遗址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工具组合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技术最为典型、形态最为成熟的阿舍利组合,为探讨东亚地区阿舍利技术体系的起源、分布、传播及相关远古人类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证据。皮洛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表明,拥有不同技术体系的人群都曾陆续进入高海拔地区并在皮洛遗址繁衍生息。从中更新世晚期开始,青藏高原西南麓已经存在大范围的人类活动,充分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遗址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标尺。


图 1 皮洛遗址位置图


图 2 皮洛遗址典型地层序列


图 3 皮洛遗址出土石器分期图


图 4 皮洛遗址联合考古队员(左二郑喆轩,左三王幼平教授,左四何嘉宁副教授,右四冯玥博士)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自1986年发现了1、2号祭祀坑,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2019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北大考古1980级校友雷雨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北大考古2006级校友冉宏林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在1、2号“祭祀坑”附近区域相继发现确认了6座不同规模的器物坑,编号K3-K8号坑。其后从2020年3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科研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了自1986年后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新一轮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自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个、灰坑78个、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特别是目前在祭祀区内发现8座长方形器物坑(含1986年发掘的K1和K2)、2座矩形沟槽、1座大型建筑等,初步判断都与三星堆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关。结合上述层位关系、出土器物以及碳十四测年结果初步判断,K3、K4、K7和K8的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K5和K6年代稍晚。

在此次田野工作中,北京大学三星堆考古队由赵昊副教授带队,直接负责8号坑的发掘工作。该坑位于发掘区东南角,面积近20平方米,是所有器物坑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目前,北大考古队在8号坑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目前,8号坑已经提取的编号文物或残片总数已超过5200余件。其中完成象牙提取370余根,玉器350余件、金器370余件。仅新暴露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就超过60件。

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新器物、新现象在北大考古人的精细工作下逐渐展现于世人面前。如大型青铜立人神兽,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最大体积的动物造型青铜器;多级人像青铜神坛,直接反映了古蜀人祭祀场景。虎头龙身青铜像、顶尊倒立神人像、黄金面具青铜头像等器物,均为此前中国青铜时代前所未见的大型铜器,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外,8号坑中还发现了大量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古代遗物。

三星堆田野考古项目中,特别显示出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的高水平人才培养战略的长期成效。作为中国最早构建规范化考古教学与研究的高校,北大考古为中国各地的考古事业输送了大批杰出人才。在此次三星堆项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等多家主要参与单位中,北大考古毕业生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3号祭祀坑的主要负责人徐斐宏,4号祭祀坑的主要负责人许丹阳,5、6、7号坑的主要负责人黎海超、马永超,乃至发掘领队雷雨先生和执行领队冉宏林,都是不同年代北大考古培养出的实干人才。

目前,三星堆祭祀区的田野工作仍在继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继续与兄弟单位全力以赴,做好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图 5 8号坑出土青铜面具


图 6 三星堆祭祀遗址发掘区近期全景


图 7 三星堆8号祭祀坑三维建模


图 8 8号坑中象牙的密集堆积


图 9 8号坑中的多级青铜神坛近况


图 10 发掘人员在细心清理8号坑灰烬堆积层中的文物碎片


图 11 文保人员在8号坑中对象牙进行打包作业


图 12 战斗在8号坑田野工作一线的北大三星堆考古队



北大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来,北大考古坚持“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的理念,一代代北大考古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扎根田野,埋头苦干,将立德树人和教学科研有机结合,形成了引领中国考古学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其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如今实习课程实现不同专业学生全覆盖,包括考古、博物馆、文物保护、文物建筑、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等专业及方向,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新增“保护、利用”、以及实验考古等环节和信息化内容,从而形成更为完整的全新的训练模式。在国内高校考古专业中,我院拥有学科结构和专业领域最为完整的教师团队。《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将学生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我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同时积极筹措海外考古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我院正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田野考古发掘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依托考古实习基地建设虚拟教室,改革田野实习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和VR技术的新应用,把实习基地及田野考古工作建设成传播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以及中国文化的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