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上午9点，“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研究”会议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与会学者包括英国诺丁汉大学Julian Henderson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杨益民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睿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刘松副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倩副研究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杨颖东副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生萧扬，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生王颖竹，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硕士生刘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副教授作为会议发起人，组织并参与了该会议。
“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研究”会议现场
上午的会议分两部分，分别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刘松副研究员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睿教授主持。
第一场报告主讲人是英国诺丁汉大学Julian Henderson教授，题目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玻璃研究》。他介绍了丝路沿线几处遗址出土的伊斯兰玻璃（Islamic Glass）和对它们的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对各遗址出土的伊斯兰玻璃进行微量元素分析能够提供相关产源证据，证明地质变化能够体现在玻璃所使用的材料中，并且为示踪提供指纹信息，另外，若结合锶、钕等同位素的分析，能够使得玻璃产地研究更为完善；2、因为大部分伊斯兰玻璃样品在组成上都保持其完整性，所以没有证据表明来自不同地方的玻璃半成品进行过混合并产出成品；3、微量元素分析显示，Levantine地区到伊朗东北部是有玻璃贸易的。尽管大多数样品不是来自某一特定的生产遗址，但也已能够证明这条线路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4、本研究第一次采用微量元素结合同位素指纹示踪方法为个体产品遗址和生产专门化的联系提供证据。
Julian Henderson教授作报告
第二场报告主讲人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萧扬，题目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Pantokrator教堂拜占庭中期玻璃的化学与考古学研究》。Pantokrator教堂建于公元1118-1136年期间，萧扬选取15件取自教堂的玻璃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分析探究玻璃的成分、原料及来源，同时考察玻璃窗的成分、颜色与玻璃器皿的关系。样品均采用EPMA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批玻璃样品均为钠钙体系，包含了高钾高镁的草木灰玻璃和低镁低钾的泡碱玻璃两类。研究发现，草木灰玻璃于公元10世纪开始出口至拜占庭帝国，草木灰玻璃的出现与拜占庭帝国、十字军和法蒂玛王朝（北非伊斯兰王朝）有关。
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生萧扬作报告
第三场报告主讲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温睿教授，题目为《中国新疆东部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玻璃珠的多样性》。温睿教授选取西沟遗址、加依遗址、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玻璃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这批玻璃的制作工艺、成分体系以及来源问题。结果显示，加依遗址出土玻璃均为钠钙玻璃，草木灰是其主要熔剂原料，玻璃应来自西方。西沟遗址玻璃也为钠钙类型，表面有横纹，可能是缠绕法制成，应在新疆本地生产。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的玻璃为铅钡体系，有的蜻蜓眼表面有划痕，说明眼圈和玻璃母体是分开制作的，而后将眼圈贴于母体表面，再整体打磨抛光；有的表面未见划痕，可能是模制成型的，显示出新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互动。
温睿教授作报告
第四场报告，主讲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刘松副研究员，题目为《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玻璃器的科学分析》。刘松副研究员以法门寺的各色玻璃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其成分显示这批玻璃均为草木灰类型的钠钙玻璃，将法门寺玻璃的成分与近东地区出土的玻璃进行比较，发现法门寺玻璃可能来自于叙利亚。法门寺的钠钙玻璃具有高镁特征。这种特征与伊朗、伊拉克发现的玻璃一致，因此法门寺玻璃也可能是在伊朗或伊拉克制作，伊朗东北部城镇Nishapur可能是其原产地。
刘松副研究员作报告
第五场报告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倩副研究员主讲，题目为《西藏阿里洛布措环湖遗址出土玻璃珠研究》。成倩副研究员选取西藏阿里地区聂诺山中部的聂诺区1号祭祀坑出土的红褐色和金黄色不透明玻璃珠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结果显示红褐色玻璃珠为混合碱玻璃，主要着色剂为铜；金黄色玻璃为典型的草木灰类型钠钙玻璃，玻璃中还发现了银箔层。通过对比新疆山普拉墓地和印度的混合碱玻璃，推测西藏的混合碱玻璃应与巴基斯坦存在很多联系。巴基斯坦在公元前2-公元2世纪是当地的玻璃生产地，成倩副研究员推测金珠和银珠玻璃的生产地很可能就在巴基斯坦的Peshawar。最后结合其他考古材料，阿里地区可能是印巴北部通往新疆和我国内地的通道之一。
成倩副研究员作报告
下午的报告于下午1:30开始，由英国诺丁汉大学Julian Henderson教授主持。
第六场报告主讲人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系主任杨益民教授，题目是《关于中国本土玻璃起源的再思考》。杨益民教授梳理了东西方典型玻璃的演化过程，提出了中国国产玻璃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本土玻璃的起源很可能与汉蓝、汉紫这类特殊颜料的出现密切相关。古埃及人发明的蓝色人造颜料——埃及蓝，是一种晶体和非晶体混合的物质，在一定程度上与玻璃类似。而汉蓝和汉紫与埃及蓝相似，也是这类晶体和玻璃的混合物。汉蓝和汉紫在制作中，需要三个条件：适当原料配比、催化剂铅、足够高的温度。其中，前两个条件很可能是由某些合适的共生矿得到满足；古代先民也早已掌握高温技术。由此，汉蓝和汉紫是有可能产生于金属冶炼活动的，并且汉蓝和汉紫的发现和制造也对玻璃的出现有一定影响。另外，杨益民教授还讨论了钾玻璃的起源，认为其不是起源于原始瓷（钾基玻璃不含高铝）和炼丹术硝石（年代早于炼丹术），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
杨益民教授作报告
第七场报告主讲人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杨颖东副研究员，题目为《成都市出土战国古玻璃的研究》。杨颖东副研究员采用扫描电镜对青白江双元村、实业宾馆、蒲江蒲砚村出土的珠饰进行观察和成分分析，对几个珠子的大致的成分体系以及技术、工艺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对几枚特殊的玻璃进行探讨，包括一枚疑似蓝黑釉的费昂斯管状珠。他根据这些玻璃的类型以及成分特点，推测其可能与西北地区同时期的文化有关。
杨颖东副研究员作报告
第八场报告由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颖竹主讲，题目为《陕西黄陵寨头河出土费昂斯珠分析研究》。王颖竹介绍了有关中国古代含铅硅酸盐材料的主要文献，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铅钡费昂斯和铅钡玻璃的关系提供依据，并同时讨论硅酸铜钡和铅釉陶的起源问题。陕西黄陵寨头河出土费昂斯珠胎体和釉层的成分相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胎体的熔剂含量氧化铅和氧化钡均很高，氧化铅含量甚至超过釉层，再结合胎釉相似的结构特征所反映出的一致性，使寨头河铅钡费昂斯呈现出从早期费昂斯到晚期铅钡玻璃的过渡形态，预示了战国中晚期铅钡玻璃的大量出现。寨头河的部分铅钡费昂斯釉层中检测出中国紫汉蓝晶体，而少部分铅钡费昂斯釉层中并未发现汉蓝颗粒。这说明硅酸铜钡的产生与铅钡硅酸盐制品关系密切，同时暗示在战国早期硅酸铜钡的产生可能是无意识的产物，是以铜作为着色剂的技术传统与新的铅钡熔剂发生碰撞后的偶然产物。此外，寨头河墓地中还发现了一例铅釉的费昂斯，其中没有分析出氧化钡，这可能由腐蚀造成，也可能是配方中并未添加含钡原料。王颖竹分析认为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即这是一件铅釉费昂斯。该费昂斯的发现可能与战国晚期出现的铅釉陶存在联系。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颖竹主讲
第九场报告的主讲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刘念，她的报告题目是《新疆东天山地区早期铁器时代釉砂珠的科学研究》。刘念对早期天山地区的考古学背景、样品遗址（萨恩萨伊墓地、亚尔墓地、乌兰托里盖墓地）背景等做了介绍，采用同步辐射显微CT对样品进行观察，认为可能的施釉工艺为起霜法和直接施釉法，成型工艺为内芯成型法。从成分上看，亚尔墓地的高钠釉砂更多受到西亚、埃及的影响，而萨恩萨伊墓地出土釉砂兼具西方和中原地区特征，这种差异体现了两处遗址文化面貌的丰富性以及史前时期新疆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另外，乌兰托里盖墓地较其它两处遗址年代稍晚，釉砂风化严重，较难判断来源，仅有一枚高钾釉砂显示其可能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刘念主讲
第十场报告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副教授主讲，题目为《淄博颜神镇出土金元时期钾钙玻璃及玻璃坩埚的初步分析》。崔剑锋副教授对中国唯一经考古调查发掘的古代玻璃制造地——淄博颜神镇和其出土样品进行了介绍，对其出土的玻璃坩埚和出土的半成品、炉料等进行了测试。根据不同氧化物之间的关系和古文献记录的比较，对基础配方进行推测。同时采用扫描电镜配合成分进行微区观察。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颜神镇生产的玻璃以钾钙硅系玻璃为主，早期以生产围棋子、发簪等小件器物为主，颜色多为天蓝色和乳白色；2、玻璃配方有三种，包括硅质原料、钙质原料、钾质原料，经过分析，钙质原料最主要的来源为萤石，而钾质原料则可能是钾钠长石，这与《颜山杂记》所载配方非常接近，证实该工艺可早至金元时代。
崔剑锋副教授主讲
至此，会议所有报告人发言结束。学者们对于有关古代玻璃研究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互相发问并尝试提出解决思路，本次会议在多元的思想交汇中圆满结束。
会议顺利结束后与会专家合影留念
撰稿：周雪琪（北京大学）
王颖竹（北京科技大学）
审稿：崔剑锋（北京大学）
摄影：邹桂森（北京科技大学）
编辑：李凯、商晨雯
排版：刘逸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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