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3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青铜时代的中国西南与周邻地区”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观湖厅举行。论坛上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主持。
赵昊主持
三星堆古城城墙的营建次序与年代
许丹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三星堆古城包含外城墙和内城墙，整体呈“一大多小”格局。大城平面呈北窄南宽的梯形，面积约360万平方米，城外壕沟原应相互连通。不同城墙的结构及修补痕迹，为理解城市布局的阶段性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月亮湾小城城墙最先被营建，营建时间在距今约 3600 年前后，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墙直接叠压宝墩文化至鱼凫三期文化的聚落遗存，包括小型房址和大型建筑，说明筑城伴随着对原有聚落空间的重新组织，其背后涉及人群迁徙、文化交流与技术变化，可能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社会变革。城墙与壕沟同步修筑，墙体平地起建，未挖基槽，断面呈梯形。夯土分为多个单元，由外向内依次堆叠，单元内部夯层多呈水平状。城墙使用长达500余年，晚期修补主要位于墙体最内侧，至距今约3100—3000年废弃。
距今约3400年前，大城在月亮湾小城基础上向东、向南扩建，面积达到原来的九倍。其筑造采用“主城墙＋副城墙”结构：先筑体量较大的主城墙，再于两侧增筑副城墙，夯层分别以水平状和斜坡状为主，并较普遍使用白色膏泥制作的土坯砖。晚期补筑主要位于墙体最外侧，与月亮湾小城明显不同。这些差异反映了营建年代和施工技术的变化。大城与月亮湾小城大致同时废弃。
随后，古城依托大城东北角增筑西、南两段内城墙，形成仓包包小城。新筑墙体较窄，缺少明显的夯土单元，夯层多不规则，技术特征有别于大城。其营建最晚，废弃时间则与其他城墙基本一致。与之时间相近，古城又增建一道南城墙。袁家院城墙的结构和土坯砖工艺接近大城东西城墙，可能是大城最初的南界，后因扩建转为内城墙，也可能属于尚待确认的西南小城。
距今约3400—3050年是古城兴盛时期。月亮湾小城继续作为内城使用，并成为全城核心，内部包括青关山宫殿区、真武宫玉石器作坊区和燕家院子大型土台。南部祭祀区发现八座祭祀坑及相关建筑遗存，大城内还广泛分布普通居民区，显示出较为明确的空间分工。随着城市扩张，早期西北—东南向的空间联系继续保留，东北—西南向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仓包包小城的增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水门和人工水网联系鸭子河、马牧河，鸭子河也承担着对外运输与交流功能。
三星堆古城经历了持续扩建、修补和空间调整，其布局应结合营建时序动态理解。由于三星堆古城城墙被破坏严重，进行完整复原还存在困难，例如西南西小城是否存在、西泉坎台地是否在城内，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一步厘清城墙、河道与各功能区的关系，将有助于复原古城面貌，并深化对三星堆社会组织与城市发展过程的认识。
许丹阳进行报告
金沙遗址聚落新认识与新思考
周志清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金沙遗址地处成都平原，受青藏高原、长江、黄河三大流域文明影响，文化包容性强。2001年发现后开展全面勘探，确定核心保护区并建考古遗址公园，截至2019年核心区外完成100余处地点抢救性发掘。其文化序列涵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年代上与三星堆有较长重合。十二桥文化阶段（BP3300—BP2800）为金沙鼎盛期，三星堆衰落后金沙成为岷江流域都邑；新一村阶段（西周晚期至春秋）虽萎缩但仍为区域中心；战国后逐步演变为普通聚落。三星堆—金沙文化共同体（1700BC—500BC）是长江上游青铜文化代表。
金沙未发现城墙，核心区以天然水系（磨底河、古河道、东侧沼泽）作为围合屏障，形成“环水城市”。聚落呈至少三级分层：Ⅰ级中心聚落金沙，Ⅱ级次级中心如朗家地点、铸信科技园，Ⅲ级小型聚落。核心区内宫殿区、祭祀区、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功能分区明确，宫殿区位于东北部，祭祀区偏东南，墓葬区散布于居住区之间，呈现“工居葬合一”特征。
宝墩文化时期已有人群在金沙遗址区域活动；三星堆文化时期祭祀遗存以“浮沉”现象、石虎石人、獠牙鹿角美石堆积为特点；十二桥文化阶段高等级祭祀以青铜礼器、象牙为代表；新一村阶段祭祀转向以野猪獠牙、鹿角为主，象牙、青铜器使用萎缩。漆木器是过去被忽视的三星堆文化元素，金沙发现大量漆木器，工艺成熟，后逐步衰落，漆绘陶兴起。陶房模型为重建古蜀建筑风貌提供重要实证。
金沙发现铜范、石模及矿石，出土铜器含红铜、砷铜等。成都平原距今3700—3600年已进入青铜化进程，三星堆祭祀坑铜器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本土早期铜器长期发展的结果。过去认为岷江流域三星堆文化不发达的观点需要修正。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文化在沱江、青白江、岷江流域均有广泛分布。
在金沙遗址已发现3000余座墓葬，社会分化明显，辨识出玉匠墓、军事群体墓、朱砂葬、船棺葬等特殊葬俗。玉匠墓随葬玉石边角料及磨石，军事群体墓随葬铜兵器，表明技术精英与军事集团成为金沙社会世俗化的重要支撑，财富差异更多体现为经济地位而非政治等级。陶器成为财富差异标识，反映行业内部的分化。金沙因水定城、规划有序，是成都城市文明之根；技术精英是金沙社会世俗化的重要依托；墓葬是观察金沙社会分层的重要窗口。
周志清进行报告
陕西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
张程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2024—2025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凤县梁鹿坪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纳入“考古中国·蜀道考古”子课题，连续发掘面积约1300平方米。遗址位于凤县凤州镇凤凰山下，处嘉陵江与安河交汇的三角形河岸阶地，与凤州古城隔安河相望，是联系关中、汉中及嘉陵江流域的重要交通节点。1992年，遗址公布为陕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次工作采用“探沟+探方”方法，发掘揭露仰韶时期房址、灰坑、灰沟及环壕等遗迹，清理多时期墓葬。仰韶文化房址集中于环壕西侧，呈一定向心性排布，房址与壕沟构成环壕聚落。F16为圆角方形直壁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近80平方米，室内设灶坑、火种罐和成组柱础坑，居住面经平整并局部火烧硬化。红烧土和木炭烧结面等遗存提示，房址废弃可能与火灾有关。
遗址史前阶段最早遗存为老官台文化。灰坑出土筒形罐、圜底钵等器物，灰坑土样浮选发现粟、黍与水稻共存，为认识秦岭腹地前仰韶时期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线索。老官台文化遗物的发现，为探讨关中与汉中之间的早期文化交流补充了实物材料。
商周至秦汉时期遗存以墓葬为主。先周墓葬出土高领袋足鬲、连裆鬲等器物，为周人迁徙及其与姜戎文化互动提供了资料。M1出土铜鍪，M29大口罐底部见“咸亭完里丹器”戳印，提示其可能与咸阳地区陶器生产有关；M31铁足铜鼎具有楚文化风格。相关发现呈现秦、巴、楚等文化因素的交流融合。
嘉陵江流域及其周边同期遗存的类型学比较，勾勒出一条东接武关道、西连故道、沟通渭水与汉水流域的环秦岭文化交流线路。梁鹿坪位居其西环节点，兼具秦岭南北文化因素。宝鸡至汉中直线翻越秦岭最高海拔超过2500米，沿故道行进最高海拔约1600米，且南坡较缓，体现早期人群沿河寻道的选线特点。商周之际，嘉陵江流域文化互动促进了通向蜀地的“周道”形成；秦汉时期，故道成为连接关中与汉中的重要干道。现有材料支持故道开通年代早于褒斜道的判断。
梁鹿坪未见商周、秦汉时期聚落或城邑类遗存，而墓葬较为集中。DEM地貌和发掘资料显示，梁鹿坪所在三角阶地在史前时期较稳定；其后受江河侧蚀及洪水淤积影响，聚落逐渐废弃，至秦汉时期主要用作墓地。凤州古城所在冲积扇则持续抬升，形成较稳定的台地。梁鹿坪至凤州古城的聚落转移，可能与区域地貌演变密切相关。
未来计划依托省考古院、西北大学等相关机构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加快文物修复、资料整理，开展多学科融合，并针对文化环路的发展与演变进行重点探索与揭示，以“新视野、新角度”促进蜀道考古新突破。
张程进行报告
商周时期贵州高原的族群文化交流
张合荣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贵州高原97%以上为山地，受乌蒙山、苗岭、大娄山、武陵山分割，以苗岭为界分属长江、珠江两大流域，天然河谷成为史前文化传播的线性通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贵州高原形成四大文化交汇格局。
百越系族群顺南、北盘江北上。黔西南羊里遗址、北盘江沙坝、垃它等遗址出土双肩石器，沙坝遗址即出土上百件。沙坝曲肢葬与广西红水河曲肢葬基本相同，屈肢葬在黔西北鸡公山遗址也有发现。有学者认为云贵高原战国至西汉玉雕受两广越人玉文化影响，与越族西徙有关。
氐羌系先民沿横断山走廊南下。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甘青高原氐羌系先民沿此走廊南下，与当地族群融合，在鸡公山文化中反映明显。鸡公山遗址K39出土大双耳罐与陶瓶组合。鸡公山文化早晚期变化中，百越特征的双肩、有段石器迅速减少，氐羌特征的大双耳罐、大单耳罐迅速增多，成为主要陶系。晚期野石山遗址大耳陶器取代瓶类器。鸡公山文化因素越金沙江进入川西南。
巴蜀先民向贵州高原辐射。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和玉溪坪文化便往南发展；商周时期，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通过横江、赤水河和乌江等通道向贵州高原辐射。青场瓦窑遗址出土宝墩文化因素陶片，晚期地层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相近的器物。习水黄金湾遗址陶器接近峡江地区玉溪坪文化。乌江中游沿河遗址群陶器与重庆哨棚嘴文化器物形制基本相同。赤水河流域发现先秦至两汉遗址30余处，其中黄金湾、福禄台等商周地层中发现大量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因素陶器。
荆楚先民西进。贵州东部锦江、湘阳河和清水江均为沅水上游支流，发现相当数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清水江流域主要反映沅水流域高庙文化和湘西不二门类遗存特征，在天柱、锦屏等地最明显，向贵州中部腹地逐渐减弱。天柱盘塘、坡脚遗址主体遗存属高庙文化，黄平镰刀湾遗址属不二门类遗存。有学者提出高庙文化先西向挺进贵州高原，再南下进入岭南。贵州东部自史前到青铜时代均同荆楚地区保持密切文化交流。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贵州高原分别受到百越、氐羌、巴蜀和先楚族群文化影响，形成花瓣状区域文化分布格局。地域上，黔西北主要受氐羌系影响，黔北至黔东北主要受巴蜀文化影响，黔东南主要受先楚文化影响，黔西南及黔南主要受百越文化影响。时间上，商西周时期百越、氐羌影响显著；东周秦汉时期，随着蜀人南迁和滇池文明发展，主要受巴蜀和青铜滇文化影响，百越、氐羌因素不断土著化，最终形成文献记载的“西南夷”地域文明。
张合荣进行报告
缅甸青铜时代：物质文化与跨国网络
Kalayar Myat Myat Htwe
仰光大学考古学系教授
缅甸早期青铜器研究依赖偶然发现的地表遗物。这些材料虽然缺乏明确出土背景，却显示青铜器在缅甸中部的分布并非孤立现象。1998年Nyaunggan墓地的发掘开启了系统研究，随后Mon Htoo、Oakaie和Halin等遗址的工作丰富了区域文化序列。Nyaunggan与Oakaie遗址的测年将相关遗存定为约公元前1300—前800年，提供绝对年代支持。
Nyaunggan遗址约50座墓葬中出土铜合金器、陶器、石珠及骨、贝饰，未见铁器和玻璃器。Mon Htoo遗址发现37座墓葬及铜斧、矛、环等器物，Halin遗址的大量墓葬也提供了比较资料。Oakaie遗址兼有墓地和聚落，发现居住遗迹、婴儿瓮棺葬及石饰生产遗存；Oakaie 3号地点的疑似坩埚残片和铜基遗物提示当地可能存在冶金活动。
墓葬的布局和随葬品组合为观察社会组织提供了线索。多数墓葬朝向北或西北，显示出一定的仪式共性，但少数例外也提示这一礼仪规范并非不可变。婴儿瓮棺葬则反映了针对儿童的特殊安排。青铜工具、陶器、珠饰和动物遗存既可能服务于日常生活，也带有象征意义。随葬品数量与组合的差异，或与社会地位分化有关；狗、龟壳及贝饰的出现，也为讨论动物在丧葬仪式中的作用提供了材料。
石镯、镯芯、珠饰和加工废料表明，装饰品并非全部依赖外来输入，部分石镯破损后仍被修补，反映其持续使用的价值。缅甸石镯与泰国材料相似，但细部形制不同；部分陶制炊具可与越南南部、泰国中部遗存比较。箭镞和剑与中国、泰国器物相似，铜斧则具有地方特点。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简单复制，更可能反映器物形制与技术知识在往来中的选择性传播，显示外来因素与本土选择并存。
除器物比较外，科技分析也为讨论交流网络提供了新的依据。铅同位素研究显示，部分铜器与云南铜源的同位素特征相符，支持跨区域金属流通的解释。Oakaie古DNA材料为探讨与北方人群的联系提供线索；人牙釉质稳定同位素资料显示混合利用C3与C4类食物的生计模式，提示生计与云南相近。这些证据将区域联系的讨论从器物风格扩展到原料来源、人群与生计层面。
综合上述证据，缅甸可能是连接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的原料、成品及观念流动通道，也是青铜时代跨区域网络的积极参与者。交流不仅推动技术传播，也涉及葬俗与象征体系的共享；地方社群通过吸收和改造外来因素塑造自身传统。物质文化因而兼具身份表达与社群联结的功能，为理解亚洲青铜时代的技术创新、社会组织与区域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
Kalayar Myat Myat Htwe进行报告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掘与收获
杜玮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缘、布尔汗布达山北麓，海拔2990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汇处，可连接河湟谷地、青藏高原、新疆戈壁与河西走廊。遗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分居址区与墓葬区，主体文化为诺木洪文化。该文化自上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面貌长期不清，2018—2020年区域调查确认其分山间谷地小绿洲与山前冲积平原沙丘两类形态，2021—2025年持续发掘，累计4400平方米。
居址区揭示三阶段聚落演变。早期见壕沟、高台硬面、瓮棺及连片房址，房址有用火痕迹；中期见土坯墙、灰堆、木构建筑、火塘及冶铸遗存，土坯墙与河西走廊同类，木构建筑下发现大量牛骨，灰堆中出土陶范、坩埚、铜渣，检测表明冶铜与铸铜并存；晚期见石城结构，西南部发现60平方米级连体高等级石砌建筑。出土陶器、铜器、毛绳、编织物、木器、大麦及树皮制品等。生业形态从早期种植大麦为主转变为晚期游牧与采集，磨盘被用作石墙建材。
墓葬区分A、B、C、D四区，已探明墓葬3337座，估计总数近4000座，是西北地区数量最多的青铜时代墓葬群。A区规模最大，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向统一朝向当地神山，二次扰乱葬占比超95%。M10为大型墓，内外二重木椁，随葬品394件，墓主男性，小腿以上被拖出内椁。发现一座随葬彩绘棺板、银环、带铃铜镯的女性墓，推测为萨满或巫师。B区规模较小，C区出现石椁墓与儿童瓮棺葬，D区年代最晚，基本无棺椁。出土铜器有菌状竿头饰、马策、铜泡、铜铃、直銎斧、铜镞、骨柄铜锥及青铜牛等。
动植物分析显示大麦占碳化种子77%，饲养绵羊、山羊、黄牛、狗、马。铜器成分主要为锡青铜和含锡红铜，发现青藏高原首个明确冶金遗存。残留物分析确认陶罐分别用于加工乳制品与植物资源。该遗址是继搭里他里哈遗址试掘后六十多年来对诺木洪文化的首次科学发掘，是柴达木盆地早期青铜文明的中心与高峰，也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形成的重要早期基础。
杜玮进行报告
上半场讨论
Nguyen Gia Doi 老师首先就张合荣老师的报告发表评论，指出贵州所见石斧、石凿类石器与越南北部及中国广东、广西地区同类器物特征相似，推测相关区域存在文化交流联系。
孙华老师向杜玮老师提问，询问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与小河墓地有何联系。杜玮老师回答指出，该遗址墓葬采用石围形制，随葬品常见铜器与磨刀石共出，高等级房屋形制与天山巴里坤地区一致，上述特征在新疆地区更为常见，与新疆地区关联更强；与小河墓地的联系仅涉及部分葬俗行为的相似性。孙华老师进一步提问，询问晚期墓葬形式变化与生业从农业转向畜牧、狩猎是否存在关联。杜玮老师回答指出，早期遗址区域气候、植被条件较好，引入小麦种植；早期墓葬大量使用需500年以上成材的柏木，可能引发生态环境与局地小气候变化，加上当地土层较薄，长期耕种后肥力耗尽，人群被迫转向游牧、采集；目前已发现人骨特征存在变化，提示存在人群变动。孙华老师建议进一步开展树轮年代学研究，建立更长尺度的树轮年表。
吴小红老师向杜玮老师提问，询问90%以上墓葬存在二次扰乱，如何证明是刻意行为而非盗墓或毁墓。杜玮老师回答指出，该比例极高，若为毁墓不会达到如此程度；若为盗墓，随葬品多集中在墓主脚下，但该位置未被破坏，不符合盗墓特征；墓主上半身装饰品数量不多，且多散落棺内身体下方。部分墓葬在下葬后不久即被扰动，人骨相对完整，该习俗从早期延续到晚期，存在多座墓葬同时被扰动、人骨混入相邻墓葬的情况，扰动模式统一，推测是小家族主导的、下葬后特定时间开展的祭祀类行为。
有同学向杜玮老师提问，询问第三阶段石围墙外半圆形结构是否为瓮城，与石峁文化或北方草原民族有关。杜玮老师指出，该半圆形结构未发现门址，不符合瓮城功能特征，内部也未发现相关遗存，目前未将相关石构建筑判定为城墙，更倾向于石墙是牲畜圈栏，外围小型遗迹为人类居住点。该同学进一步追问，询问是否有环境考古证据证明绿洲农业兴盛后环境衰退转为游牧。杜玮老师回答指出，大趋势符合该判断，但古DNA检测初步显示存在小部分等级不高的外来人群，是攻占还是共存尚未明确，后续样本检测完成后将进一步确认。
此外，现场听众还就遗址与新疆地区的文化关联、墓葬二次扰乱现象的解释、石构建筑性质等问题与讲座嘉宾进行了讨论。
论坛下半场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志清主持。
周志清主持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战国卜甲墓的发现
郑禄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位于达州市宣汉县，邻近重庆、陕西，处于东周时期巴人活动区域。遗址由内坝、外坝和张家坝等台地构成，三面环水。文献记载，此地属古代巴人支系賨人，即板楯蛮的活动范围。罗家坝墓地位于外坝西南部，年代自春秋晚期延续至秦汉时期，墓葬等级分化明显，是研究巴文化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的重要材料。
2019年至2023年，遗址发掘东周至秦汉时期墓葬210座，其中10座战国墓葬随葬卜甲。卜甲多置于墓主头端、足端等特定位置，部分与磨石、骨锥、骨凿、铜凿等器物共出。甲面可辨长方形凿槽和圆形灼痕，表明其经历了取甲、钻凿、灼卜等较为规范的操作环节。部分卜甲保存不佳，因与工具集中出现而得到辨认，也提示早年材料中可能存在尚未识别的同类遗存。
M83为规模较大的一座，属男女合葬墓。女性墓随葬手镯、玉器和配饰，男性墓随葬品更为丰富；墓北端另见一名不足十岁的儿童。男性墓主头部随葬整鱼，足端分置多块钻凿龟甲，反映特殊的葬仪安排。2019—2020年发现的多座卜甲墓彼此邻近，年代集中于战国早中期，普遍属于墓地中等级较高的墓葬。M132墓主约十岁，头端、足端均随葬卜甲，说明卜甲所指向的身份或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2021年发现的一座卜甲墓年代偏晚，随葬纺轮，墓主可能为女性；其随葬品规格较早期墓葬下降。
罗家坝卜甲墓不同于一般龟甲随葬。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龟甲、玉龟多与龟灵崇拜有关，部分巴文化墓葬虽随葬龟甲，却未见钻凿痕迹；罗家坝卜甲具有明确的加工、灼卜痕迹，与占卜活动直接相关。其形制可与巴蜀地区同类卜甲相比较，也与商周巫卜遗存中常见的磨石、锥、凿等工具形成呼应，呈现地方性占卜传统。
卜甲墓的兴衰与区域历史密切相关。春秋战国之际墓地初建，尚未发现卜甲；战国早期偏晚开始出现，早中期最为兴盛，正值巴、楚、蜀及秦之间关系紧张的时期。战国中晚期，卜甲墓数量和规格下降；秦灭巴蜀后进一步衰落，至战国晚期及西汉以后基本消失。高等级卜甲墓中还见楚、三晋、秦和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的器物，显示其社会上层具有跨区域交往能力。
《华阳国志》等所记賨人敬信巫觋、川东北盛产可卜灵龟，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卜甲及成套工具集中于高等级墓葬，表明龟甲占卜并非偶然的个体行为，而可能与巴人上层社会的礼仪实践、权力运作及巫者身份相联系。这一发现补充了巴蜀文化“尚武”“重工”之外的“崇巫”面向，为讨论巴文化的精神信仰、社会层级、丧葬礼俗及其融入秦汉文明的过程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郑禄红进行报告
越南东山文化的最新重要发现与研究
Gia Doi Nguyen（阮家队）
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东山文化1924年发现于清化省，1929年由法国远东学院学者公布，主要分布于越南北部红河、马河、嘉河流域，迄今已发现约450处遗址，包括聚落、墓葬、作坊和城垣等类型。近期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丁庄和园丘两处大型聚落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东山文化的本土起源。丁庄遗址位于河内东英乡，面积约2万平方米；园丘遗址位于河内怀德乡，面积约3万平方米。两者文化层厚度均超过2米，涵盖从前东山时期到东山文化的四个连续发展阶段，属聚落、铸铜与墓葬复合遗址，出土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漆木器及纺织工具等。园丘遗址发现长屋建筑基址，其风格与今少数民族长屋相似，表明东山文化存在大型居住中心。
古罗城城垣的发掘为研究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关键证据。古罗城位于河内东英乡，被认为是公元前3至前1世纪瓯雒国都城。2007年以来，考古工作对外城、中城、内城进行解剖发掘，确认了城垣规模、结构、建造年代及所需劳动力，表明当时已存在高度集权、多代传承的制度化权力和等级复杂的社会。中城墙下发现东山文化时期土作遗迹，城墙附近还发现青铜箭铸造炉，证明城垣营造与青铜生产密切相关。
铜鼓及铸范的新发现丰富了东山文化的内涵。近年来越南新发现多面东山铜鼓，其中京华一号、二号铜鼓体量较大，纹饰精美，属黑格尔I型，与玉缕、黄下、山罗、古罗等铜鼓同类。中国南方也发现同类铜鼓，表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红河、云南、广西等铜鼓生产中心之间存在交流与影响。此外，在北宁省吕留城垣的调查与发掘中，发现2000余片铸鼓范，年代约公元3至6世纪，证实东山文化铸鼓传统在后东山时期仍延续。
综合研究确认，东山文化在稻作农业和青铜铸造技术方面达到较高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具有中央集权和分层社会组织的早期国家形态。东山文化在越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交流与影响，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文化遗产。
阮家队进行报告
云南江川星云湖流域考古调查及龙街村遗址勘探收获
李小瑞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为进一步研究李家山古墓群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为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基础资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2至2024年在江川星云湖流域开展区域考古调查与重点勘探。工作以李家山古墓群为中心、坝区为重点，覆盖冲积平原及现代湖岸围垦形成的地带，调查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调查人员依托高清卫星影像划分网格，采用拉网式徒步踏查，结合地表遗物、农田水井和自然断面识别贝丘堆积，并以RTK、无人机和地图软件记录遗存；钻探组以洛阳铲开展十字形或井字形钻探，核实文化层分布、遗址范围及堆积状况，同时采集古环境样品。调查、复查及新发现贝丘遗址共27处，其中新发现7处，分布于湖南北岸、西岸、东北岸及东南岸四个片区。依据面积，可分为三级聚落：18处小型遗址约300至9000平方米，7处中型遗址约2万至8万平方米，朱家庄和龙街村两处大型遗址超过10万平方米。各遗址的贝丘堆积形态及陶器组合与李家山古墓群本体遗存相近，显示其间存在密切联系。
2024年对龙街村遗址核心区实施了详探。该遗址位于星云湖北岸、邻近李家山墓地，呈东北至西南向扇形分布，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为流域内目前确认规模最大的贝丘遗址；文化层厚1.5至4.5米，南部保存较好。勘探厘清了遗址边界、核心区和总体地层序列，并在核心区识别出相间分布的台地与水域。探沟揭示明清、南诏大理和滇文化三个主要阶段，滇文化层位约距今2300至2000年，其下为湖相沉积。多组东西向成排木桩沿台地边缘分布，桩端经削尖处理，可能具有护岸、挡土或围栏功能，反映聚落利用水岸空间及随湖岸线调整设施的方式。
出土遗物以滇文化典型陶器为主，包括同心圆纹盘、子母口器、弦纹浅盘和夹砂灰陶釜，另见铜箭镞、玉环、海贝、骨木器及动植物遗存。铜矿石、铜渣、玛瑙碎块和加工骨器提示核心区可能存在冶铸、玛瑙及骨器加工活动。龙街村遗址的器物面貌、年代与李家山墓地高度一致，二者在空间上相邻，可作为讨论墓地与中心居址关系的重要线索。不同规模遗址在湖滨坝区、山前地带和湖岸周边的分布，也为进一步辨析流域内部的聚落层级和功能差异提供了比较材料。其发现补足了星云湖流域长期缺少大型居址的材料空白。台地、水域、护岸遗迹及多期湖相沉积共同提供了观察滇文化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手工业活动和人地关系的新证据，也为讨论晚全新世湖泊涨退、聚落兴衰与遗址保护利用奠定了地层学基础。
李小瑞进行报告
三星堆青铜器所见文化现象的源流
赵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三星堆青铜器的生产技术具有多方面创新性，而背后独特的文化因素是其技术与艺术大胆尝试的根本动力。青铜器上大量具象的人与物形象，是设计者对现实观察的艺术再现，承载着跨越空间与时间的文化连结。这种连结既包含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横向关联，也涉及早期与晚期乃至现代的纵向相似性，可从神的样貌、人的样貌与衣着、人的行为、用具与装饰风格等方面展开，其成因包括人群移动、文化影响与代际继承。
鱼纹外饰现象提供了长江流域跨区域交流的新证据。三星堆八号坑新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青铜瓿，肩部装饰一周凸目鱼纹。与之可对比的，有江西新干大洋洲一件由鱼纹瓿改造而成的三足鼎，湖南汨罗、岳阳也出土鱼纹外饰铜器。以往对三星堆与长江流域关联的讨论多集中于尊、罍，鱼纹外饰补全了这一认识。
宗教形象同样显示出广泛关联。三星堆新出土的倒立撑罍顶尊神像，其面部、牛角特征可与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新干大洋洲玉神面对比；三星堆的人首鸟身形象，则与新干大洋洲玉质人首鸟身器、楚墓出土鸟足人像相近。
服饰与发饰方面，在一些三星堆青铜人像上显示出了缠头的习俗。缠头习俗在现代中国西南汉、羌、彝、土家、苗、瑶等民族中皆有，在欧亚大陆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广泛存在。青铜人头像的“绺发”发型，可与巴蜀铜淳于上的同类符号、印度纳加兰邦坦库尔纳加人的发型对比；骑龙人像双耳饰獠牙的特征，则与纳加兰地区孔亚克人群的装饰习惯相似。
生活习惯上，三星堆神坛底部四人抬架的结构，可与云南李家山滇文化肩舆器、春秋侯古堆肩舆及当代西南滑竿习俗对比，抬架缺口结构模仿井干式建筑。神坛上四人垂足坐小板凳的形象，更新了以往认为中国垂足而坐始于汉代西域影响的认知。器物中的头顶搬运、单带背负形象，也与当代西南汉藏彝羌苗基诺乃至东南亚地区等民族的同类习俗相呼应。三星堆立兽器盖上的倒立娱神形象，可与东汉彭州杂技画像砖对比，显示杂技百戏与早期祭祀娱神活动的关联。
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的各类文化现象具有广泛关联性，既包含同时期横向交流，更涉及长期的纵向联系。这与该地区处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环喜马拉雅传播带、长江流域文化带、黄河流域文化带交汇之地密切相关。现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大陆北部地区的居民，与青铜时代以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具有明确的文化延续性。从文化遗产与当代社群构建的角度看，考古学遗存对理解该广大区域内现今的民族习惯、族群关系和社会架构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赵昊进行报告
浅探东亚与东南亚交汇地区青铜时代的人群互动网络及动因
韦姗杉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自史前时期起，东亚与东南亚交汇地带便是连接中国西北、西南、岭南与东南亚的人群往来和文化汇聚之地。区域内文化联系并非单线传播，而是呈现多线交错、节点辐射的形态。金沙江、澜沧江、元江—红河、南盘江等水系及横断山峡谷，为高原、云南与中南半岛之间的物资交流提供了天然条件。西南通道与岭南通道在不同时段各具解释力，路线和节点也随条件调整。
从青铜冶铸材料看，云南与东南亚大陆在器型、铸造传统及铜矿资源流通方面存在联系。海门口二期、吉岔、龙脖河的测年序列，与越北冯原、铜豆，泰国呵叻高原及缅甸中部相关遗址的年代资料，呈现早期冶铸发展脉络。班侬洼、班纳迪等遗址出土近似西南器型的兵器及本地陶范、石范，班清和缅甸部分铜器的铅同位素资料，提示技术交流和矿料跨区流通的可能。不过，现有同位素样本覆盖有限，矿源归属以及贸易网络的性质、规模，仍待更多证据检验。
云南青铜时代稻、粟、麦并存，约距今4500至4000年，粟作经川西走廊进入云南，并与当地或东南方向传入的稻作汇合，形成稻粟混作。麦作传入后，小麦和粟的比重上升，反映出北方文化影响、人群南迁与高原生态选择的叠合。大陆东南亚在距今约4000至3500年间出现稻、粟遗存，农业初居辅助地位，至青铜时代在工具改进和人口增长推动下逐渐强化，铁器时代又受印度洋贸易带来的作物交流影响。
墓葬、礼制与岩画材料显示文化共性与地方转化。铜鼓、羊角钮钟、贮贝器常与高等级器物共出，花山岩画中的乐舞、兵器和礼乐器图像，显示祭祀、农牧生活及共享信仰之间的联系。船棺葬、铜鼓葬、套头或套脚葬、毁器葬见于四川、岭南、西南及东南亚若干地点，但具体使用方式并不一致。各地在吸收这些器物和仪式传统时，又发展出不同的器型、纹饰和社会功能，因而形成共性与差异并存的文化面貌。
气候波动、海退及资源分布变化，促使人群扩展活动范围、进入新平原、调整作物组合，并携带种子、农作技术和金属冶铸知识。多样地形与气候有利于稻、粟、麦复合种植，也增强了应对干凉事件的能力。与此同时，生产专业化、精英地位竞争和奢侈品需求，推动技术、青铜器、珠玉和海贝的远距离流通；岩画母题及绘制传统的相似性，也折射出交往中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复杂化。以青铜资源获取和冶铸技术传播为核心，以人群迁徙、物品交换和知识传递为路径的互动网络，具有长时段延续、多波次展开、双向互动和多元融合的动态特征。
韦姗杉进行报告
下半场讨论
赵昊老师首先向郑禄红老师提问：罗家坝M132儿童墓除卜骨、卜甲外，还出土了精致兵器，这种在儿童墓葬中随葬这类兵器和占卜用品的情况是否普遍，他们与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如何？郑禄红老师回答指出，罗家坝属于典型的巴蜀墓葬，其中规格较高的墓葬一般均有兵器出土，青铜剑、矛、戈等常以组合形式随葬。M132虽为儿童墓，但其随葬的兵器、工具与盔甲，可能亦反映了对中原礼制的借鉴。
接着，现场同学向韦姗杉老师提问：南方格外重视乐舞制度的动因是什么，其与兵器制度之间又有何关系？韦姗杉老师认为，南方礼乐和乐舞制度主要体现于随葬品及日常使用器物的组合。以铜鼓为例，其早期可能与宴享后的敲击性使用有关，后在社会发展中经历了器形、纹饰和功能的演变。兵器常见于铜鼓、贮贝器等器物纹饰及仪式场景中，但其主要承担礼治、仪式与身份彰显功能，而非实战用途。
随后，孙华老师询问赵昊老师：缠头头巾似乎并非三星堆人像的普遍服饰，是否仅在负重劳动等特殊行为中出现？赵昊老师指出，与戴高冠的大立人不同，目前所见缠头形象推测多为等级相对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可能与其劳动需要及当地气候条件有关。
最后，孙华老师继续向郑禄红老师提问：若将罗家坝认定为巴人墓地，除冬笋坝外，在巴国分布范围内是否还有类似墓地？郑禄红老师认为，巴蜀之间的区别尚无定论。罗家坝墓地主体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与峡江地区同期墓葬存在较大相似性。该墓地已发掘约280座，预计总数可逾400座，其规模超过余家坝、李家坝，为目前所见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墓地。
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