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李建华在致辞中表示，临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历史文脉悠长，文化遗存浩繁，是变革、开放、务实、包容的齐文化的发祥地。近年来，临淄区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设立区文物局，成立了山东省唯一一所县级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建设北京大学山东临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为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次学术研讨会在临淄区举办，对于临淄文物考古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临淄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勘探、人才交流、成果共享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文物考古工作全力提供最优的服务、最强的保障和最佳的环境。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少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并多次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近年来科技考古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会有更多前沿科技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科技考古将成为促进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次学术研讨会是锚定学术前沿、指导行业发展的重要会议，必将对推动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期待各位与会专家对山东文物考古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以更多的研究成果赋能山东考古。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志军教授表示，历届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见证了中国植物考古研究队伍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进程。本次会议是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两个学科第二次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体现了当前研究中越来越强调合作的发展趋势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理念。人类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考古现象是众多自然和文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想对考古发现有系统、完整的认识，必须依靠不同学科交叉协作才能实现。因此，我们也希望今后多学科合作的理念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形成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推动生物考古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教授回顾了中国的动植物考古学研究从早期萌芽到迅速成熟发展的历史，进而指出当前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已经达到了植物微遗存和分子生物学的水平，研究取向也从单纯的生业经济方面的讨论向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等层面扩展。此次学术研讨会特意将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结合到一起，将在学科融合方面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激发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必会对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期待本次会议为今后的考古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也相信未来将有更多、更为深入的研究涌现。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指出，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两个领域都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中，都有科技考古的专题，国家文物局每年批复的主动性发掘项目中也都积极地开展了各类科技考古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当前，越来越多的科技考古工作者主动参与到国家重大学术课题中，更多基层一线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熟练地运用科技方法，越来越多的田野考古工地配置了现代化的设施装备，甚至建设有实验室，考古学学科体系更加完善、国际交流不断发展。国家文物局后续将在宏观规划、政策制定、项目设计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继续加大对科技考古的支持力度，期待与会学者在会议中碰撞出更多的学术火花，促进多学科的交流合作，让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新百年新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幕式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胡耀武教授以“动物与植物的邂逅”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他指出，原本平行发展的动物界和植物界正是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产生了交集，二者共同组成了人类的食物来源，始终贯穿于人类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奠定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旧石器时代动物和植物资源在人类食物资源中各自为政，并未发生直接联系，直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起源和持续发展，二者才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农作物和家养动物的传播还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北方的粟作农业系统深深影响了欧亚草原和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畜牧业发展。在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食物种类甚至还成为先民不同社会阶层的象征。总体来看，人类资源利用视角下的动物与植物的邂逅经历了“相见、相安、相依、统一、分化”的历程。

本次大会设置有两个分会场，共安排70个口头报告和46个海报展示，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学者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农业起源与传播、区域生计方式与资源利用、农业与复杂社会、理论技术与方法等多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农业起源相关的报告主题集中在家养动物的驯化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家猪饲养技术的发展历史，复旦大学刘逸菲则系统介绍了国外家养动物驯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期望以此为借鉴推动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农业传播与扩散方面，与会学者着眼于作物传播、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探讨了史前农业的形成、演化与传播历程。重庆师范大学张贵阳指出粟在向西北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主要依靠种子粒数增加而非单粒尺寸增大的表型变化机制适应新环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孙炳桂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重建了南阳盆地史前稻粟兼作农业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复旦大学雷莎从物种和饲喂方式两个方面入手，指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家畜传入横断山区时物种与技术传播的不对称性；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Shalini Sharma关注了大麦、小麦等西亚起源的农作物在印度河流域和青藏高原扩散的时间和路径，以及两地农业策略与气候条件的异同性。以上研究为厘清农业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历时性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等提供了关键证据，推进了农作物与家畜向不同区域传播过程和路线的相关认识。

来自24所高校与研究院所的39位学者运用骨骼形态分析、大植物遗存分析、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等方法，以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为基础，分享了不同区域生计方式与资源利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研究地域涉及中原、海岱、成都平原、藏彝走廊、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东北和西北等地区，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为揭示古代先民的饮食结构与生计方式、复原古代先民生存环境、探索古代先民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部分研究还从动植物原料分析入手，对区域间交流和物料流通等进行了探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闫雪通过追踪西藏阿里地区札达盆地出土木器的木料来源，发现当地早期金属时代跨区域交流频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娟从中韩两国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入手，结合现代贝类学资料，考证了古代朝鲜半岛“鹦鹉杯”的原料来源、产地与流通路径。

在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和已有植物遗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将动植物考古研究与环境考古充分结合，探讨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计方式和资源利用模式选择的影响。山东大学李亚萍分析了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洛阳盆地不同地貌部位遗址中水稻遗存的分布特征，及该区域全新世地貌演化对史前水稻种植的影响；西北大学马志坤基于植硅体分析、年代测定与环境资源域分析，提出陕北地区黍为主、粟为辅的作物结构可能与河流、牛和羊等动物传播等问题联系紧密。这些研究为深化理解生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了重要例证。

复杂社会的出现是人类史前史发展中的重大变革之一，社会复杂化的经济背景是备受关注的国际前沿科学问题。与会学者对支撑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农业策略这一学术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早期农业方面，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使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杂草生态学等方法对农作物种植制度、农田水管理与施肥行为等的追踪分析。兰州大学杨继帅提出在距今5500年前，甘肃大地湾遗址已经形成“猪吃稃壳，猪粪肥田”的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系统；山东大学孙泽娟阐释了龙山时代早期晋南和关中地区对作物选择、田间管理等原有农业传统的继承和生存策略调整；武汉大学王欣指出龙山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系统已经包括对不同地貌单元的利用和对作物的施肥管理；山东大学陈雪香考察了鲁西南地区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过渡阶段聚落演变与本地动植物资源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左昕昕指出东南沿海地区先民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已通过调整作物组合和水稻栽培方式适应复杂环境；南京农业大学黎海明从杂草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江淮沿海地区晚周时期作物播种、收割时间等农业实践问题及其驱动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华以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植物考古材料为依据，从农作物结构、豆科作物的种植、农田杂草种类、施肥管理等方面重建了该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动物考古方面，与会学者主要采用骨骼形态分析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手段，探讨家畜的饲喂与利用模式。山西大学侯亮亮讨论了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与陕北晋北牛羊饲喂模式的区域性差异，并推测其受到当地粟黍农业的发展程度及环境等相关因素影响；兰州大学菊地大树以姚河塬遗址为中心，讨论了西周时期西北边陲地区马的饲养与管理情况；吉林大学吕小红重点揭示了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至辽金时期家猪饲喂策略的历时性变迁。

不同人群食物和次级产品消费结构的差异与人群的等级分化和社会经济等问题息息相关，同样能够为从动、植物考古学视角探讨社会权力与社会关系提供空间。纽约大学张艳基于殷墟孝民屯遗址动物骨骼及陶鬲的分析，探讨了殷墟先民对黄牛的屠宰、烹饪和消费等行为方式；首都师范大学尤悦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探讨了家养动物及其次级产品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分配模式与早期国家内部聚落等级的相关性。此外，丧葬用牲习俗是指示族群属性和社会人群变迁的重要线索，复旦大学侯富任根据宁夏姚河源遗址主墓地墓葬殉牲情况分析了其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运兵据云梦秦文化墓葬中的头蹄葬俗，推断其族群多与西戎人群有关。

本次会议的报告在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和应用方面也多有涉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对三种小型鹿科动物林麝、小麂、狍的牙齿和肢骨进行形态比较研究，为其种属的精确鉴定提供了依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一如团队关于索艾羊掌骨的三维几何形态研究报告，揭示了羊亚科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的可塑性表型适应机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莫林恒利用骨骼形态观察、DNA检测、显微镜微痕观察、碳14测年等动物考古学方法对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甲骨材料进行整理，为未来研究同类文物资料提供了经验。

古DNA技术由于不受动物骨骼形态学限制，可以在分子方面进行精确的物种鉴定和遗传学关系的分析，近年来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胡诗华对大批量骨骼宏条形码技术（Bulk Bone Metabarcoding, BBM）在国内外的应用实践进行了介绍；北京大学遇赫通过分析黑家鼠的基因组信息复原了其种群的迁徙和扩散历史，为揭示人群远距离迁徙和特殊社会历史事件的时空信息提供了线索。

植物考古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葛勇通过对水稻小穗轴中植硅体的观察和Micro-CT扫描分析，发现具刺的不规则纺锤型植硅体数量与水稻的落粒性存在关联性；浙江大学安婷基于对粟黍叶片尖形植硅体的尺寸和形态差异比较分析，初步提出了粟黍叶片遗存的辨别标准；北京联合大学张俊娜以辽宁盖州青石岭山城古耕地为例，探讨了旱作古耕地在土壤微形态和植硅体方面的特征，为识别旱作耕地遗迹提供了思路。

除了对水稻和粟黍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研究，与会学者也将目光放到以往尚未开展深入、广泛研究的其他植物遗存中。西北大学唐丽雅梳理了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燕麦”类炭化籽粒遗存，并强调部分燕麦属植物作为比较明确的麦田杂草，对于探讨麦类作物的东传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学术潜力；兰州大学游婷提出藜属植物具有作物和杂草的双重属性，在部分地区可能作为高利用潜力的小众作物与主要粮食作物混合种植，受到人为管理。

10月29日下午大会闭幕式上，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靳桂云教授总结了中国植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她指出当今的植物考古研究强调学科内部不同方法的结合，重视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的合作，但仍需对考古学背景给予更多关注。她强调，以考古学背景信息为研究基础，是系统科学的植物考古研究必须具备的基础和前提；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充分挖掘植物考古数据的学术意义。同时，Micro-CT等新方法的应用值得推广，炭化植物遗存的形成过程、古代农业的生产方式等现代过程的研究仍需加强。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研究员将中国动植物考古研究全面走向纵深总结为坚实个案与宏观视野的结合，具体表现为技术方法有进展、基础支撑在推进、学术视野更开阔，展现了中国动植物考古学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他对动植物考古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建议和展望：一是要从学科交叉的广度提升中国动植物考古研究水平，二要从世界体系的高度推动中国动植物考古走出去，三要从中华文明的厚度推进中国动植物考古，不负时代使命。

会议最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研究员代表下一届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承办单位，向国内同行发出邀请，同时表示将延续本次会议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并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之外，邀请稳定同位素分析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促成更大范围内的学科整合，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