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考古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日论坛于2015年3月28至2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驹泽大学、京都府立大学、东北学院大学、爱知县陶瓷美术馆等多家学术机构的代表，及在京各学术机构的近200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日本九州大学副校长、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宫本一夫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巍研究员在论坛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介绍了本次论坛召开的背景与筹备情况。前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日本驹泽大学饭岛武次教授介绍了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及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过程。

赵辉教授主持会议

　　本次论坛所展开的讨论几乎涵盖了中国考古学目前的所有学术热点问题，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视野拓展、走向专门化、科技含量增高的学科现状。所涉及的学术讨论大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历代都邑性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研究员以《石破天惊：陕西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了石峁遗址的最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以《商王朝晚期的社会形态--从安阳材料出发》为题，介绍了安阳殷墟遗址近年来在遗址布局方便的最新收获，同时以考古材料对商代晚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这一时期不能被称为奴隶时期或奴隶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以《汉魏洛阳城宫城发掘与研究》为题，系统介绍了自1980年来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宫城的发现与研究，对曹魏、北魏、十六国时期宫城布局、建筑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些都城考古的新研究，都非常重视都城平面布局、时代变迁和不同功能区的划分，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城址考古从编年研究转向聚落研究的缩影。

会议现场

　　第二，以区域为中心的长时段研究。

　　日本九州大学齐藤希与山口县立萩美術館德留大辅先生以《中国黄河流域中上游史前房址的研究―关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青铜器时代的地域间交流》为题，分析了自仰韶至早商时期北方地区房屋形态的演变与地域差异，从居住址的形态中探寻了地域间交流的关系。日本驹泽大学角道亮介以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曹大志分别以《试论陕北地区商末周初的青铜器》、《黄土丘陵：公元前2千纪的贸易网络》为题分析了中原青铜器和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出土青铜器的关系，青铜器与地区文化及生业间的关系，论述了商末周初晋陕高原地区接受中原青铜器的情况。二人的分析侧重点不同，但对于黄土丘陵地区的关注则说明该地区正在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区域。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先生以《从川藏石棺葬看北方青铜器与西南青铜器关系》为题，分析了自商代至春秋时代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川西高原青铜器文化和甘肃、青海的青铜器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西南地区早期青铜器是从西北青铜器影响而来，在持续的发展中，推动了巴蜀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九州大学松本圭太先生的报告《公元前2千年纪欧亚草原地带与“北方系青铜器”》，对欧亚草原的金属器制品的年代和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卡拉苏克文化有两种不同的冶金传统。公元前14世纪至11世纪，该文化受到了从蒙古向北的影响，之后从公元前11世纪从米奴斯克再反传回蒙古高原。爱知县陶瓷美术馆的森達也先生以《元明清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的变迁》介绍了元代以来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认为向西亚地区海销瓷器与日韩两国的陶瓷贸易，在中国的出发港口不同、货源不同、销售产品也有差异。上述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疆域范围内，很多已扩展至欧亚草原、西亚及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这类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语言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薄弱环节。区域研究在中日两国中青年学者中逐渐曾国，反映了两国学术界视野正在不断拓展，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考古学正在成为世界考古的一份子。

　　第三，对某一专门问题或门类的专题研究。

　　本次论坛的讨论与发言中，对专题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对手工业生产的探讨十分集中，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特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先生以《秦文化研究成果》为题介绍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等五家学术机构围绕早期秦文化所作的长期探索，介绍了相关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这一专项研究，对既往相对薄弱的秦文化起源和地域变迁的研究，秦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界以转向课题带动区域联动、不同学术机构协同研究的典范。日本爱知县陶瓷艺术馆田畑润博士的论文《论商周之际青铜器随葬行为与其展开》明确了青铜器的随葬中，商代和西周的随葬行为有很大差别。东京大学山本尭先生的演讲是《再论周代长江中游青铜兵器》，对以楚、曾两国的铜戈、戟生产为中心进行了探讨，讨论了不同匠作传统，可能对青铜兵器的生产有明确的影响。京都大学石谷慎先生以《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蟠螭纹和羽状纹之间的关系―以中原地区和华中地区为中心》，讨论了中原和楚国铜器生产与技术方式的交流情况。京都府立大学向井佑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時期工匠的考古学研究》则深入地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工匠的管理组织体系与工匠身份的差异。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佐川正敏、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今井晃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朱岩石三位先生联合提交了报告《中国南北朝以后各种瓦类的演变和技术改革与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这一研究，无疑是东亚地区东汉以降各类瓦研究的基础，同时，报告还讨论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瓦在何种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对日本及朝鲜半岛发生影响。

　　第四，多学科综合研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研究员以《周口店北京猿人用火的新证据与研究进展》为题介绍了周口店遗址的研究新进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先生则介绍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考古发现、保护与研究进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先生就万荣稷王庙的测绘及综合研究进行了介绍。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孙键先生则系统介绍了广东南海一号沉船的考古发掘情况。上述四项研究，无疑例外地侧重科技检测分析和多学科介入。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传统考古学与现代新兴科学技术的结合，已经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新兴的科技手段的介入，给中国考古学带来的，不仅仅是分析的数据，而是一种理念和更多的信息。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朱泓先生的《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人骨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对小河墓地的人种、食性、病理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颖的报告，《浙江省余姚市田螺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综合研究》则以动植物遗存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探讨了河姆渡文化的生业模式与结构。京都大学菊地大树先生提交论文《中国古代马的饲养和生产体制》，从甲骨文、金文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再去看待考古现象，进而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复原了中国古代家马的饲养与生产体制问题。这一研究无疑是动物考古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的范本。复旦大学潘艳博士以《水稻小穗基盘形态研究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介绍了水稻小穗基盘的形态测量标准与统计原则，说明水稻落粒性是观察水稻驯化和人工栽培的关键证据，以小穗基盘判断水稻的生产方式与水平，非常具有学术前景。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先生的《新兴技术应用于云南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收获》则向学术界介绍了云南地区利用天然铜冶炼和滇文化铜器内芯的加工工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李存信、陕西省考古院杨军昌三位先生以《实验室考古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各研究机构在近年所进行的实验室考古实践及理论探索。综合不同学科联合攻关，体现了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正在走向全面科学化的道路。

　　正如李伯谦教授在大会总结时所指出的，中日两国在考古学上的交流，从学术史角度看，一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日本考古学者的细致研究方法、对材料全面收集，以及学术研究的专题化值得中国同行学习。而中国的新发现、新研究、新方法，也正是在交流中向世界进行传播并影响着东亚考古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只有中日两国学者不断合作，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才能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前进。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巍研究员接受采访

　　日本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90年，该协会“会旨在能够协助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者促进研究的同时，和中国为首的各国中国考古学研究者进行交流为目的”，现有会员210余人，是国外最大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社团。本次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举办，筹备历时一年，所发表的论文与演讲体现了中日两国对中国考古学各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经有关方面协商决定，中日考古论坛未来将常态化举办。

前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饭岛武次教授接受采访

（执笔：常怀颖，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