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图书馆考古文博学院分馆承办的藏书讲谈活动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本期活动是藏书讲谈活动的第二期，主题为“心游万仞 大象其生——漫谈《汉画总录》”。讲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老师主持，受邀嘉宾为陕西省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康兰英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老师、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朱青生老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老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老师、晁华山老师、沈睿文老师等也出席了活动。老师们围绕《汉画总录》一书的编辑历程、汉画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如何阅读和使用类似书籍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讲谈。

　　朱青生老师首先介绍了《汉画总录》的基本情况。《汉画总录》的编纂开始于1995年，计划进行25年，出版正卷150卷，补遗50卷。第一步工作是在1995-1997年间建立古文献数据库，第二步工作开始于1996年，建立了研究文献数据库，最后一步是重新著录汉画。对汉画的著录首先完成了10卷陕北卷，已经出版，另外20卷南阳卷也已经进入出版程序。朱老师还指出，今天已经进入图像时代，如何解读、观察、分析、利用图像已成为迫切的任务。图像在过去只被认为是承载意义的工具，但它还具有超越意义的部分，构成了更为复杂的信息传达和超越信息的意义。对这种问题的把握和理论的推进，恰恰是汉画工作背后的意义之所在。

　　康兰英老师主要介绍了陕北画像石的情况，例举了经过科学发掘的画像石墓，指出陕北的画像石中征集者占大部分，那些经过发掘的，也因屡次盗掘而只能大概掌握画像石在墓葬中的镶嵌、布局情况，墓葬的大致结构，这对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另外，康老师还提示了陕北画像石墓葬大小基本一致、画像石的装置、画像石的地域性流派等问题，认为研究画像石应该把它和墓葬的相关情况、在制作时涉及到的工艺、当地的工匠或民间艺术家的水平和能力等情况联系起来考虑。

　　李梅田老师从考古的角度谈及画像石应被作为史料而看待，它在研究历史上应该与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历史文献还要重要。李老师也指出汉画像石的产生正处于中国古代墓葬由竖穴墓向横穴墓转变的时期，分析了画像石产生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另一方面与当时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有关。因此必须把汉画放在丧葬大背景中来进行理解，要把它与墓葬的结构、墓葬本身、随葬品综合在一起来考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于题材、内容、文字的考订，也应该注意它与当时的观念、思想背景的关联。

　　杨哲峰老师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指出了《汉画总录》的出版对汉画感兴趣的人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杨老师也把陕北汉画像石墓的原始发掘报告与《汉画总录》中的著录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总结了《汉画总录》中的编号顺序，也提出了一些著录与原始发掘报告对应不上的情况。康老师和朱老师随后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说明了在编辑时是本着以原始报告为准的原则，所以肯定会出现杨老师提到的这种问题，而对此的对策是尽可能把疑惑同时发表，使研究者得到完整的信息。

　　嘉宾信立祥老师因公出差，没有亲临讲谈活动，所以现场播放了前期对他的采访。信老师主要谈到了自己研究画像石的缘起、研究画像石的方法、画像石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问题，并寄语青年学子，画像石中包含着精深博大的内容，希望一部分年轻的学子们能够拿出精力来，找出更科学的方法，把它研究的更加透彻、充分。凡事有付出必有结果，只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一定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杭侃院长发言表示了对讲谈活动的支持，表达了对朱老师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花25年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敬佩，并指出现在已进入读图时代，研究中也出现了图像证史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也有很多用途。

　　随后，赵化成老师对讨论做了总结，梳理了汉画像石的著录历史，认为《汉画总录》的出版标志着汉画像石著录进入了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大而全，会为将来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另外，通过这项工作，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呼吁艺术史、考古、科技史、历史等学科的研究人员联合起来一起进行汉画研究。

　　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机构的听众，听众向老师们提出了汉画中的老子形象、汉代以后画像石衰落而壁画兴起、如何处理再造画像石墓的资料著录等问题，老师们一一做了解答。最后，朱青生老师、康兰英老师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赠送了一套《汉画总录》。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藏书讲谈”系列活动,意在以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藏书 为基础,选择某一专题内具有学术史意义,或具有跨学科探讨价值的图书,邀请相关学者, 以自由对话的方式,共同对该书进行探研。希望在跨学科的交流中发掘该书的多维价值,促进学术思考的深度和维度。“藏书讲谈”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计划于每个季度举办一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