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同仁、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作为中华文明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不仅承载着先民的生活智慧，更深刻反映了国家组织形式的演进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通过长期田野实践与多学科交叉研究，我们逐渐揭示出夏商周聚落考古的三大核心特点：国家权力的空间渗透、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多学科协同的研究范式。

一、夏商周聚落考古的三大核心特点

（一）国家权力的空间渗透：从中心到边缘的治理网络

夏商周三代作为早期国家形态，其聚落分布与空间布局显著体现了国家组织管理能力的强化。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聚落体系已形成明确的等级结构：以都邑为核心，诸侯国、方国为次级中心，普通聚落为基层单元，共同构成覆盖全国的治理网络。例如，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中晚期都邑，其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等级分明的墓葬区与手工业作坊，彰显了中央集权的雏形；而“大邑商”涵盖殷墟核心区及周边数十公里的卫星城体系，展现了在商代晚期它作为枢纽的地位。

路网与水路等信息交流系统的发展为国家权力的渗透提供了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商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车马坑、道路遗迹，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的“井”字形道路网、周代“周道”的遗迹，表明交通工具与交通网络的提升使国家权力得以抵达边地。由此可见，超越单个遗址本体成为夏商周聚落考古研究的必需。

（二）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文献（含金石铭文）与聚落形态的互证

夏商周聚落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其作为制度文明载体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聚落中的建筑布局、墓葬制度、手工业分工等物质遗存，直接反映了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核心制度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出土文献（包括金石铭文）与传世文献记载突破传统“证经补史”模式，转向“考古—文献”互证与互斥的动态平衡，为聚落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如，青铜器铭文中的“册命”“赏赐”记录，甲骨文中的占卜内容，均与考古发现的聚落等级、功能分区形成互证。这种“考古—文献”的双重验证，使我们对制度文明的理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场景。

（三）多学科协同：从“挖遗址”到“解社会”的范式转型

夏商周聚落考古的突破，同样离不开多学科协同研究的深化以解答“社会如何运作”“权力如何生成”等深层问题。通过环境考古、地理信息系统（GIS）、生物考古、文献学与古文字学构建“从物质到社会、从空间到时间”的立体研究，使夏商周聚落考古成为重构早期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钥匙。相信夏商周聚落考古必将继续拓展我们对早期国家起源、文明演进与中华文化基因的认知边界。

二、展望：从聚落考古到多元视角的融合创新

随着考古材料积累与技术手段革新，仅依赖聚落分析已难以全面解答文明演进中的深层问题。在继承聚落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夏商周考古需要进一步拓展方法论边界，从单一学科到建立跨学科综合体系，构建“空间—时间—技术—社会—文化”五维一体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

（一）通过技术革命驱动，实现从宏观叙事到微观解码。通过科技考古的深度渗透和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使微观历史成为可能。

（二）从物质遗存到关系网络重构社会理论。聚落考古常以“中心—边缘”二元框架解释社会结构，但网络理论强调多中心互动与流动关系。关系网络包括器物交流网络、人员流动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等。

（三）全球视野与比较研究：从区域文明到世界体系。其一，是拓展文明比较的维度。如，与两河流域、埃及的比较，讨论与中亚、欧亚草原的互动。对比夏商周都邑（如二里头、殷墟）与乌鲁克（Uruk）、孟斐斯（Memphis）的规划理念，探讨“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不同路径；通过青铜器、马车、马具等的比较研究，揭示夏商周与“世界体系”的早期联系。其二，是理论范式的本土化创新。针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多样性，构建“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成模型；同时，结合聚落等级、血缘组织与行政制度，提出适用于中国语境的“早期国家”理论框架。

三、迈向“全息化”考古的新时代

如同其他断代考古一样，夏商周考古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全息化”的历史场景：通过科技手段解码微观历史，借助社会理论重构关系网络，以“考古—文献”互证与互斥的动态平衡，依托跨学科协同突破学科壁垒，最终实现从“物质遗存”到“文明基因”的全面揭示。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考古学家的田野深耕，更需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数字技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夏商周的“中国密码”，为人类文明史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我坚信夏商周考古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全球的文明对话平台。让我们携手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共同开启这一激动人心的时代！

谢谢大家！

沈睿文

202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