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上午，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ary C. Stin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Peter Bellwood，牛津大学考古学系教授Chris Gosden，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先后为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主旨报告。报告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主持。

石器时代的爱与死亡：如何确认人类遗体丧葬处理的最早证据？

Love and Death in the Stone Age: What Constitutes the First Evidence of Mortuary Treatment of the Human Body?

Mary C. Stiner

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学院

人类的丧葬处理行为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而早期遗骸的集中出现是否意味着生者有意识地纪念和哀悼死者，仍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对死者的处理与人类对“不朽”的追求密切相关：一方面，人们通过后代延续生命；另一方面，逝者通过生者的记忆得以延续。纪念和丧葬仪式正是维系生者与死者之间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其中，“悲痛”与“哀悼”是两种需要加以区分的死亡反应：前者是面对亲近者死亡时即时的情感反应，后者则持续更久，需要生者主动投入。人们通过仪式、物质遗存和特定场所维系和培育对逝者的记忆。悲痛本身未必能够留存于考古记录中，但纪念行为往往会留下可以识别的痕迹。

哺乳动物对死亡的反应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参照。观察显示，黑猩猩会在同伴死亡后长时间停留在遗体旁边，并触摸和守候遗体；海豚可能连续多日托举死去的幼年个体；大象则会记住同类死亡的地点，触摸和翻动象骨，并展现出较强的空间与社群记忆。这些现象表明，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能够产生悲伤，并试图保持与死者的联系。人类的特殊性则在于能够通过反复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将这种联系物质化并长期延续。

墓葬是考古学观察这一过程的重要切入点，但并非所有埋葬都能直接证明“哀悼”行为的存在。判断早期墓葬时，首先要观察遗骸所处的地点是否为人类熟悉并反复使用的生活空间，其次要考察死者是否得到相对完整和谨慎的处理，还要比较墓葬人群的年龄、性别结构是否不同于自然死亡或洞穴堆积形成的化石样本。这些特征见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些墓葬。俄罗斯Sungir遗址、以色列Kebara洞穴、伊拉克Shanidar洞穴以及叙利亚Dederiyeh洞穴等地，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或早期现代人的埋葬。在这些遗址中，遗骸往往位于居住营地或长期使用的洞穴内，与生者的活动空间紧密相连，儿童和老年个体也会受到谨慎安置。Shanidar洞穴发现了多具尼安德特人遗骸；其他相关材料还显示，一些群体曾长期照料年老或伤残的成员。这些现象表明，群体对于成员的重视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劳动或生育能力。

目前争议较小的旧石器时代墓葬可以追溯至距今约12万年之后的黎凡特地区，最早与使用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的早期现代人有关，随后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和北非阿特里安文化（Aterians）人群也开始埋葬群体成员。墓葬人群的年龄和性别结构与一般化石样本明显不同，反映出其中存在文化选择和社会规则，而非自然死亡造成的随机结果。

在判断年代更早的遗存是否属于丧葬处理行为时，研究者仍需保持谨慎。以西班牙的“骨坑”（Sima de los Huesos）和南非Naledi洞穴为例，前者距今约43万年，集中发现了28名以上个体，但其位置是难以进入、没有居住痕迹的洞穴深处，骨骼凌乱破碎，仅出土一件手斧；后者同样位于偏远洞穴深处，缺乏人工制品和生活遗存，遗骸也没有受到明显的精心处理。这些遗存至多能够说明遗体可能受到有意处置或集中，其行为是否出于尊重、关爱或纪念，以及是否能够被认定为真正的丧葬实践，仍缺乏充分证据。

整体来看，稳定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丧葬行为并非孤立出现，而是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演化背景密切相关。距今约70万至25万年间，古人类经历了最后一个脑容量显著增长的阶段，用火逐渐成为较为稳定的日常技术，相对固定的居住营地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互动空间。矿物颜料的使用、对老弱病残者的长期照料以及墓葬行为，均出现在这一长期变化过程的后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旧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丧葬实践，包括黎凡特早期现代人、欧亚大陆尼安德特人和北非阿特里安人群的墓葬，构成了人类演化史上生者与死者之间最早可以被考古识别的仪式化联系。

Mary C. Stiner进行主旨报告

追寻古代人类迁徙

In Search of Ancient Human Migration

Peter Bellwood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

Bellwood教授从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接触中国考古的经历谈起，回顾了过去60余年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进展。在他还是剑桥大学考古学专业学生时，西方学界对中国考古的认识仍相当有限，周口店直立人、仰韶文化和商代是少数为国际学界熟知的课题，黄河、长江流域早期农业的面貌则尚不清晰。1963年，张光直《中国古代考古学》第一版出版，推动了海外学界对中国史前考古的关注；此后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又使中国稻作农业的早期历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议题。过去60年间，中国考古学不仅积累了大量新材料，也不断加强与年代学、环境考古、古DNA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合作，研究深度与国际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升。中国考古材料由此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人类演化、人口迁徙和农业扩散等问题的讨论，也为重新认识这些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这一回顾的基础上，报告转向古代人类迁徙这一核心主题，将过去约500万年的人类历史概括为若干阶段性的“迁徙脉冲”。迁徙的意义并不只在于人群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还在于人群进入新的环境后，为生物演化和社会文化变化创造了新的条件。距今约450万年，南方古猿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范围扩散；距今约250万至200万年，早期人属进入北非和欧亚大陆，并抵达中国和巽他陆架，尤其是爪哇，其是否在这一时期到达苏拉威西、吕宋和弗洛勒斯等东南亚岛屿，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距今约6万至5万年，智人走出非洲，扩展至欧亚大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冰期结束后，来自日本和东北亚大陆的人群又经白令地区进入美洲。至全新世，农耕人群的跨海扩张最终使人类定居范围延伸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

古代人类迁徙的具体过程仍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讨论，郧县人等材料对于重新认识欧亚大陆早期人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基于头骨形态的研究提出，东亚丹尼索瓦人与早期智人的关系可能比此前理解的更为复杂，但这一判断与现有基因组研究之间仍存在矛盾。在Bellwood教授看来，这些系统发育关系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与古人类快速、远距离的迁徙以及不同人群之间间歇性的基因交流有关。人类演化可能并不是走出非洲后便不再返回的单向过程，而是包含不同地区之间的往返迁徙和人群混合。与此同时，石器类型也不能被简单地与某一种古人类对应，相关考古材料需要结合古人类学、遗传学和年代学研究加以理解。

食物生产与新石器时代扩张是报告讨论的另一项重点。Bellwood教授提出的“早期农业扩散假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由Colin Renfrew提出的“农业—语言扩散假说”，都强调农业人群扩张在人类人口史和语言史中的重要作用。Bellwood教授认为，推动农业社会及其食物生产体系扩张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定居人群的持续增长。相比之下，精英统治、语言转换以及狩猎采集者局部采用农业等文化传播过程，通常只产生较为地方性的影响。大规模农业迁徙往往发生在最早的农业或“新石器化”迹象出现数千年之后，因为最早的农民未必具备远距离迁徙所需的稳定食物体系、技术和资源。黄河、长江流域农业人群向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扩散，以及西亚新月沃地农业人群向欧洲的扩展，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中加以理解。

农业之所以能够支撑远距离迁徙，还在于驯化资源具有较强的“可携带性”。驯化动植物不仅能够提供较为稳定的食物，也可以随人群被带入新的地区。其中，家畜通常比作物更容易适应不同纬度、日照长度和季节条件。波利尼西亚先民正是依靠随迁徙携带的驯化植物和家畜，才得以定居于偏远而狭小的太平洋岛屿；单纯依靠狩猎采集，难以维持当地人口的持续增长。整体来看，世界主要农业起源地区与若干大语系的发源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而要重建人类文化、语言和生物群体的发展历史，必须综合运用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Peter Bellwood进行主旨报告

走向比较考古学：中国与欧洲史前时代晚期发展轨迹的比较

Towards a Comparative Archaeology: Comparing the Late Prehistoric Trajectories of China and E urope

Chris Gosden

牛津大学考古学系

跨区域比较是认识不同地区历史独特性的重要方法。任何区域的历史都很难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理解，但比较也不意味着将某一地区形成的概念和发展模式直接套用于另一地区。Gosden教授以中国与欧洲史前时代晚期的发展轨迹为例，尝试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重新审视一些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分类与发展模式。中国与欧洲的空间范围大致相当，同时都是考古资料极为丰富的区域，具备开展比较研究的良好条件。通过比较与对照，可以更好地揭示两地各自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并进一步理解这些差异对后世乃至当代产生的影响。

现代欧洲由多个民族国家构成，这一现实也影响了欧洲的历史书写传统，使其较为强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叙事更倾向于从整体性和延续性出发理解过去，将不同区域置于“中国”这一更大的历史框架之中。因此，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张力。许多形成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发展模式，例如以城市和国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丰富的考古材料也为重新思考这些既有分类提供了机会。

大型中心聚落或都城的稳定性，是两地历史轨迹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欧洲的雅典、罗马等城市虽然经历了反复的重建和改造，但城市本身延续了很长时间，有的已有近三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大型中心聚落往往具有更强的迁移性和较短的持续时间，秦国都城由雍迁至栎阳、再迁至咸阳，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中心不断转移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大量劳动力和资源，建设新的中心聚落及大型公共工程。

如果进一步考察不同中心之间是否存在可以追溯的历史联系，欧洲与中国的差异又表现得十分明显。欧洲史前时期也曾出现规模巨大的聚落。例如，在延续两千余年的Trypillia-Cucuteni文化中，约公元前4200年至前3650年间形成了一批大型乃至超大型聚落，其人口可能达到数千甚至数万人。不过，这些聚落究竟是长期居住的城市，还是人群阶段性聚集的场所，仍存在争议。此后，这类大型聚落逐渐解体，到约公元前3000年，相关聚落传统已基本消失，难以在欧洲后来的城市和中心聚落中找到清晰的延续关系。与此同时，欧洲不同地区的遗址类型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从马斯特农场遗址（Must Farm）一类湿地环境中的杆栏式建筑，到爱琴海地区的宫殿建筑，即使年代相近，也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聚落形态，难以在它们之间建立长期、连续的发展轨迹。

中国形成某种文化统一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物质形式和技术传统在不同区域乃至不同时代之间的流动与共享，其中玉器传统尤为突出。红山、良渚、石峁以及商代妇好墓所见玉器之间呈现出若干可以比较的形制和观念联系，反映了跨区域、跨时代的影响。陶器形制也存在类似现象。龙山文化时期，尤其是山东地区的一些陶器形制，可能经过转化进入后来的青铜礼器体系，并从二里头时期延续至西周。中国青铜冶铸虽然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冶金知识，但陶范铸造技术在中国形成了鲜明的本土特点，其生产规模和组织化程度也达到很高水平。欧洲青铜器同样体现了复杂的技术和社会活动，但整体生产规模相对有限，不同区域之间的器物形式差异也十分明显，较难看到中国青铜礼器那样持续而广泛的跨区域联系。这些联系所延续的不只是器物本身，也涉及礼仪、宴飨和祖先纪念等观念与实践，从而为理解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联系与整合提供了线索。

约公元前800年进入铁器时代后，欧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凯尔特艺术中开始出现一些跨区域的相似性，但物质文化的地方差异仍然十分明显。到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传统进一步成为欧洲人回望自身历史时的重要共同根源。罗马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生产并广泛传播的物质文化，部分精细陶器，如Terra sigillata，甚至远播至欧洲以外。不过，这种相似性形成较晚，持续时间也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各地粗陶等日常遗存仍保留着显著的地方差异。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物质文化再次趋于高度多样化。与之相比，秦汉时期中国广阔区域内形成的文化相似性具有更早的历史根基和更长的延续性。

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历史轨迹，可以深化对两地社会发展特征的认识。对于中国考古而言，欧洲可以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外部参照，但中国的考古遗存及其发展逻辑，最终仍需置于自身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

Chris Gosden进行主旨报告

战国秦汉之际社会转型的考古学观察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杨哲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报告以地面建筑中的瓦当、墓葬中的陶质建材以及其他陶瓷产品的类型与分布为例，考察物质文化遗存所反映的战国秦汉之际社会转型。

秦统一过程中，咸阳宫城附近曾仿建六国宫室；统一后，关东六国故地原有的地方性瓦当风格却迅速被关中秦风格的云纹圆瓦当取代，由此推测建筑面貌的统一或许也是秦巩固统一的措施之一。近年来，秦始皇多次驻留的琅琊台发现了与咸阳宫殿相似的高台建筑，以及龙纹空心砖踏步、云纹瓦当等陶质建材；在被称为秦“碣石”所在的渤海西岸，秦代建筑遗址群也出土了大量与关中地区一致的陶质建材，其中大型半圆形夔纹瓦当的尺寸与秦始皇陵园所出者相同。这些材料或许表明，与秦始皇出行相关的皇家建筑工程可能以关中秦地的建筑为标准。与此同时，一些秦始皇足迹未至的郡县城市也出现了关中风格瓦当，可能与秦郡县制下地方衙署的建造规范有关。

西汉继承了秦代云纹圆瓦当的传统，又发展出吉语文字瓦当等新的类型，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筑风格。随着汉朝疆域不断拓展，从今新疆奇台、云南晋宁，到越南北部交趾郡以及朝鲜半岛北部乐浪郡，均有相同或相近的陶质建筑材料出土，其中瓦当风格的统一性尤为明显。一些先秦时期尚未使用瓦当的地区，在纳入秦汉中央王朝管辖后，也迅速在官方建筑中推广使用瓦当，并形成一定规制，使其成为政治权力的物质象征。

墓葬中陶质建材的演变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至迟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砖构墓葬已经出现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以大型空心砖围砌墓框，主要见于中原腹地；另一种以实心小砖砌筑墓壁，主要见于关中东部。两种形式在这一阶段均用于小型墓葬。进入秦汉时期，空心砖墓在中原地区继续发展，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至东汉逐渐衰落；实心小砖墓则随着结构不断演进，尤其是在拱券结构出现以后，由中原向周边地区扩散。

随着砖构墓葬分布范围的扩大，其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也逐渐由较低层级向较高层级扩展。由此可见，与秦统一后由上层统治者推动的地面建筑面貌变化不同，地下墓葬中陶质建材的使用，首先是社会下层摆脱传统木构墓葬制度的一种新选择，并推动了砖构技术的发展。社会上层虽然在西汉时期也曾进行开凿崖墓等新的尝试，但总体上对墓葬结构的改变相对保守。陶质建材在地面建筑和地下墓葬中的应用，因而呈现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

除“秦砖汉瓦”之外，其他陶瓷产品的变化更为复杂。南方高温钙釉系统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明显的区域整合，并大致于西汉前期形成了不同于先秦时期的新格局，可以分为江东、岭南和湘赣三大区域类型。以江东类型为例，其产品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整体上呈现出向北扩展的趋势，并具有一定的“向心特征”，即指向区域王国的中心乃至王朝的政治中心。

低温铅釉系统则以汉代两京地区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散。西汉晚期至新莽、东汉之际，其分布范围已北抵长城、南至长江干流；东汉时期又进一步向东扩展至滨海地区，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部分区域，但直到东汉末年仍基本局限于五岭以北。随着空间分布不断扩大，低温铅釉系统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分化，并与南方高温钙釉系统产生了一定互动。

总体而言，战国秦汉之际，陶质建材在地面建筑与身后世界中呈现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而非建筑类陶瓷产品的地域特征、空间扩散及其相互关系则更为复杂。如何整合不同类别的考古资料，从综合角度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转型，仍有许多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杨哲峰进行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