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下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前沿与展望”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科学报告厅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邓振华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研究员洪晓纯主持。
邓振华与洪晓纯主持会议
南岛语族迁徙的遗传影响
The Genetic Impact of Austronesian Migrations
Mark Stoneking
里昂第一大学生物计量与进化生物学实验室
作为世界上地理分布最广的语系之一，南岛语系语言的分布与分化，为追踪相关人群的迁徙提供了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遗传学能够从人口史的角度讨论迁徙的来源、方向、时间及其影响。报告选取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东部、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大陆东南亚等区域，说明现代与古代基因组研究如何推进我们对南岛相关人群扩散史的认识。
报告首先讨论南岛语系语言及相关人群的扩张始于何时、何地。以往较有影响的解释包括“出台湾”说、“出巽他古陆”说和“出华南”说。对中国台湾现代南岛语人群以及亮岛人遗骸的遗传学研究，支持相关祖先人群约在距今六千年前进入台湾，又在距今约四千年前由台湾向菲律宾及岛屿东南亚扩散。报告同时强调，遗传数据不能直接判断迁入台湾的人群使用何种语言；将迁出台湾的人群与南岛语系语言的传播相联系，是综合遗传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作出的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南岛相关人群在印度尼西亚东部扩张的时间及其人口影响。印度尼西亚东部长期处于东南亚与近大洋洲人群接触和交汇的地带。过去利用现代人群数据估算南岛相关祖源与巴布亚相关祖源的混合时间，不同数据和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古DNA研究将这一混合过程的年代推定在距今约2500至3000年，与考古学所推测的南岛相关人群抵达时间较为接近。相关分析显示，马鲁古群岛北部的古代人群主要表现为南岛相关祖源与巴布亚相关祖源的混合；努沙登加拉古代人群除此之外，还具有东南亚大陆相关祖源，即与中南半岛古代和现代人群较为接近的祖源成分。
第三个问题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形成。围绕这一问题，学界曾提出“快车”“慢船”和“纠缠之岸”等不同模型。现代人群全基因组数据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平均约有80%的东亚相关祖源和20%的巴布亚相关祖源；根据现代DNA估算的遗传混合时间约为距今三千年，这一结果曾被用于支持强调迁徙途中长期接触与混合的“慢船”模型。古DNA研究进一步改变了对这一过程的认识。2016年对瓦努阿图和汤加距今约3100至2300年的早期拉皮塔文化个体开展的研究显示，这些个体以东亚相关祖源为主，最初未检测到明显的巴布亚相关祖源。后续分析在部分早期个体中识别出少量巴布亚相关祖源，同时发现，携带大量巴布亚相关祖源的人群在最初的拉皮塔定居后不久便已进入瓦努阿图，此后又继续向斐济和汤加等地扩展，并与当地人群发生遗传混合。基因组研究还揭示了最初定居之后各岛屿之间持续的人口往来，并与考古学所见的交换网络相互印证。现代与古代DNA研究也共同支持欧洲人到来以前波利尼西亚人与美洲原住民已经发生接触。
第四个问题是密克罗尼西亚的早期定居。马里亚纳群岛约在距今3500年前开始有人定居，是远大洋洲最早的人类定居事件之一，比瓦努阿图和汤加等西南太平洋岛群的早期拉皮塔定居早数百年。关岛里蒂迪安海滩洞穴出土的两名个体距今约2200年，并不属于最初抵达马里亚纳群岛的人群，但其祖源构成中未见巴布亚相关祖源，与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人群具有较近的遗传联系。关岛古代样本与瓦努阿图和汤加的早期拉皮塔文化样本也表现出密切关系，报告据此提出马里亚纳群岛的早期定居很可能与拉皮塔文化及波利尼西亚人群的形成存在联系。同属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则呈现出不同于马里亚纳群岛的人口史。古DNA研究显示，帕劳年代最早的古代个体已经同时具有显著的东亚相关祖源和巴布亚相关祖源；最新研究进一步将二者的遗传混合时间推定在帕劳最初有人定居以前。这表明马里亚纳群岛与帕劳虽同处密克罗尼西亚西部，其早期定居人群的形成过程并不相同。
报告最后讨论南岛语系语言在大陆东南亚的传播。语言学和历史研究认为，越南占语支语言由岛屿东南亚传入，其较直接的来源可能是婆罗洲西北部，并与后来占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相联系。基因组研究显示，现代占族人群保留了少量的岛屿东南亚南岛语人群相关祖源，而嘉莱族、埃地族等群体在整体遗传构成上更接近邻近的南亚语系语言群体。这说明南岛语系语言在越南的传播既涉及人口迁徙，也伴随着当地人群的语言转换和吸收。对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还显示，部分越南南岛语群体具有与母居制相符的遗传特征，但不同群体呈现的具体模式并不一致。
总体来看，基因组研究为认识相关人群迁入和迁出中国台湾、穿越印度尼西亚东部，以及定居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时间与路线提供了重要证据。尤其是古DNA材料，使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不同时期的人群构成，检验和修正过去主要依据现代人群数据提出的迁徙模型，并进一步认识人口迁徙、遗传混合与语言传播在不同地区留下的不同影响。
Mark Stoneking进行报告
界定班考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丧葬实践
Defining the Ban Kao Culture: Neolithic Ceramics and Mortuary Practices
Supamas Doungsakun
泰国艺术厅考古司考古研究与发展处
报告首先回顾了泰国新石器时代以前的文化背景。距今约25000—4500年，泰国境内主要为狩猎采集人群，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遗址常见于泰国北部和西部山地，并向南延伸至马来半岛。距今4500年之后，泰国多个流域陆续出现新石器时代聚落，其中包括距今约4000—3000年分布于泰国西部大、小桂河及他钦河流域的班考文化（Ban Kao Culture）。
报告将班考文化界定为泰国西部一批具有农业知识、过着定居生活的新石器时代社群，其陶器种类多样，三足器和圈足器尤具代表性。班考文化得名于北碧府小桂河流域的班考遗址（Ban Kao Site，又称Bang Site）。1960—1962年，泰国—丹麦联合史前考察队在此发掘44座墓葬，出土磨制石器、研磨石器、骨器、加工鹿角和多种陶器。Per Sørensen根据陶器类型学与碳十四测年，将遗存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期和铁器时代三个阶段，年代分别约为距今4200—3860年、3500—3300年和2500年之后。
2009—2022年，泰国艺术厅为重新认识班考文化的内涵、分布及发展过程，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和系统发掘，共发现40余处可能与班考文化有关的遗址，包括居址、墓地、石器生产地和石料采集点。根据遗址分布、墓地形态和陶器组合，报告将相关社群区分为山区与低地两类：山区社群活动于山间小谷地，利用附近洞穴作为墓地，随葬陶器以烟熏磨光黑陶为主；低地社群定居于平原，多在临近河流的土墩上设置墓地，随葬陶器以素面红陶为主，并见绳纹、压印纹、刻划纹和刮划纹。两类社群之间存在物资交换和文化互动。
作为低地墓地的代表，班考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200—3300年。墓葬集中分布于公共土墩上，死者多采用仰身直肢葬，墓向不固定，通常随葬完整陶器和磨制石锛，部分墓葬还出土石质饰品、骨器和动物遗骸。Per Sørensen将随葬陶器划分为36种，以素面红陶为主，代表性器形包括三足器、圈足碗、折腹器、大型球腹罐以及深腹黑陶盘或折腹碗。
他钦河流域的农拉差瓦遗址（Nong Ratchawat Site）年代约为距今4200—3000年，共发掘254座墓葬，包括仰身直肢葬和婴幼儿瓮棺葬。其突出特点是将陶器打碎后铺置于死者身下，形成“陶片铺垫”（sherd sheets）。随葬陶器包括三足器、沙漏形圈足盘、球腹高颈高圈足罐和深腹盘等，部分陶器还带有乳突状或角状装饰。类似的葬俗与陶器组合也见于同一流域的班华乌遗址（Ban Hua Ud Site）和农帕克拉迪遗址（Nong Pla Kradi Site）。
亚阿德洞穴遗址（Yai Ard Cave）则代表山区的洞穴墓葬。该遗址位于大桂河上游一条支流附近，2017年发掘10座墓葬，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其中最早墓葬的测年结果为距今4085—3899年。墓葬均采用仰身直肢葬，墓向一致，随葬陶器几乎全部为烟熏磨光黑陶；同类陶器在泰国西部其他山区洞穴墓地中也有发现。
比较不同区域的丧葬实践可以看到，山区与低地社群均采用仰身直肢葬，但墓地选址及具体葬俗存在明显差异。山区社群利用洞穴埋葬死者，低地社群则使用土墩墓地；在低地内部，他钦河流域流行“陶片铺垫”和婴幼儿瓮棺葬，而大、小桂河流域尚未发现这两类现象。
陶器组合也呈现出相应差别。低地墓葬普遍随葬三足器、沙漏形圈足盘、球腹高颈高圈足罐、深腹盘或碗以及圈足折腹器，显示不同流域的低地社群共享班考文化的基本特征。他钦河流域同时发展出“陶片铺垫”、婴幼儿瓮棺葬和特殊仪式陶器等地方性传统。山区墓葬则以烟熏磨光黑陶为主，流行双器叠套状高圈足座和小型器等独特器形，低地常见器类很少出现；两类区域共同出现的器形主要是深腹黑陶盘。
总体来看，新的调查和发掘将班考文化的研究从班考这一处典型遗址扩展到泰国西部不同地理单元。低地社群在共享若干代表性陶器和丧葬传统的同时，形成了具有流域特点的地方性文化；山区社群则实行洞穴墓葬并保持独特的黑陶传统，报告认为其可能与更早的和平文化人群存在联系，同时又与低地社群保持互动。正在开展的遗传学研究将进一步揭示泰国西部新石器时代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化联系和生物学关系。
Supamas Doungsakun进行报告
菲律宾的新石器时代：起源、发展与扩散
The Philippine Neolithic: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Dispersal
洪晓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
菲律宾新石器时代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理解南岛语族扩散、东南亚人群迁徙及早期海上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石器时代以前，菲律宾已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可追溯至距今约70万年前。至全新世中期，当地人群仍主要依赖狩猎、采集和海洋资源，活动遗址多为洞穴和贝丘，尚未出现陶器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至今仍生活于菲律宾等地的尼格利陀人，是认识该地区原有狩猎采集人群的重要线索，中国台湾也有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台湾东部小马洞穴出土的一具距今约6000年的人骨，在颅骨形态上与菲律宾尼格利陀人群最为接近，而与台湾及菲律宾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材料为解释现代东南亚人群形成过程的“二层模型”提供了新的形态学证据。该模型将东南亚较早的居民概括为澳大利亚—巴布亚相关的狩猎采集人群，而新石器时代以后进入该地区的东亚相关农耕人群则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和语言传统。
菲律宾新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4200—4000年，并延续至距今约2500年的铁器时代。围绕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论和假说，而考古材料目前较为支持南岛语相关农耕人群从中国台湾进入菲律宾，继而向东南亚岛屿地区和太平洋扩散的路径。巴丹群岛位于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是这一路线上的重要门户。当地Torogan洞穴、Reranum岩厦等遗址出土的细绳纹陶、红衣陶和素面陶，与台湾东南部同时期遗存高度相似，部分玉器的原料也可追溯至台湾。
吕宋岛北部卡加延河谷（Cagayan Valley）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认识。当地较早的贝丘遗址只见打制石器而无陶器，可能反映了原有狩猎采集人群的生活。自距今约4200—4000年起，Nagsabaran、Magapit等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出现红衣陶、磨制石锛、陶纺轮和台湾玉器等遗物。Nagsabaran与Magapit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以及Nagsabaran出土的距今约4200年的家猪，进一步表明新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传入菲律宾北部。此外，Nagsabaran金属器时代人骨的古DNA与台湾东部现代阿美族人群关系密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菲律宾北部与台湾之间的人群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人群与当地狩猎采集群体之间并非没有联系。距今约3500年，产自低地的红衣陶已经进入山区洞穴，并被以采集为主的人群使用，说明文化交流和物质流动已经发生，只是在迁徙初期，人群之间的遗传混合相对有限。
在更广阔的海上网络中，菲律宾是连接中国台湾、东南亚大陆、东南亚岛屿地区和太平洋的重要节点。新石器时代，菲律宾北部与海南、越南北部存在交流；人群随后向南进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红衣陶、水稻遗存和特定的拔牙习俗共同显示出迁徙的痕迹。约距今3500年，菲律宾人群又向东航行至马里亚纳群岛，陶器比较和古DNA研究均支持这一远洋扩展。进入铁器时代后，菲律宾、婆罗洲北部与越南南部之间出现相似的陶器、瓮棺葬和玉器网络，台湾玉器的分布甚至延伸至泰国，显示岛屿与大陆之间持续存在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菲律宾新石器时代是一个涉及人群迁徙和文化转型的复杂过程，而非对原有居民的简单取代。现有证据支持南岛语族相关农耕人群从台湾经菲律宾进入东南亚岛屿地区，并进一步向东扩展至马里亚纳群岛、向南扩展至马来西亚东部和印度尼西亚的传播模式。
洪晓纯进行报告
上半场讨论
结合上半场三位学者的报告内容，与会学者围绕菲律宾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年代问题，班考文化“垫器葬”葬俗的起止时间，以及随葬陶器的组合和可拼合情况等问题展开讨论。
Peter Bellwood表示，在讨论南岛语系的起源问题时，对原始南岛语的重建只能依据目前仍在使用的语言及相关历史记录。由于过去两千年来汉藏语系人群的扩张，现有材料难以在中国大陆地区辨识出明确的南岛语起源线索，使语言学与遗传学证据很难完全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南岛语系与壮侗语族的比较研究或许有望在相关领域提供新的认识。
Glenn R. Summerhayes补充了南岛语族自中国台湾向北扩散的可能性。他指出，在南岛语族自台湾向南扩散至菲律宾等地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人群向东进入日本冲绳县八重山群岛（Yaeyama Islands），相关陶器发现显示，这一人群移动可能发生于距今约4200—3800年。
对于班考文化的来源问题，Peter Bellwood指出，班考文化与泰国东部及越南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面貌存在较大差异。结合该地区的语言学背景与特征鲜明的三足器传统，其背后可能存在与中国南方某些区域之间的文化和人群联系。
东南亚视野下的马来西亚新石器时代文化
The Neolithic Culture of Malaysia in Southeast Asia
Stephen Chia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全球考古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地处大陆东南亚与岛屿东南亚之间，是认识东南亚史前人群流动的重要区域。报告认为，马来西亚的新石器化可能与两条人群和文化传播路径有关：一条与婆罗洲及岛屿东南亚的南岛语人群有关，另一条与马来半岛及大陆东南亚的南亚语人群有关。
报告首先回顾了马来西亚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人类活动。当地旧石器时代、后旧石器时代或和平文化阶段的遗址年代约为距今20万—5000年，主要包括玲珑谷地（Lenggong Valley）遗址群和尼亚洞穴群（Niah Caves）等，出土砍砸器、椭圆形单面器、石片工具、骨器和动物遗存。尼亚洞穴“深层头骨”的年代约为距今4万—5万年，屈肢葬人骨的年代则延续至距今约5000年。
马来半岛的主要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多分布于河谷和洞穴，也包括部分滨海遗址。仁加榄下游遗址（Jenderam Hilir）出土的三足器和绳纹陶，与泰国班考遗址的陶器相似。报告援引陶土分析指出，马来半岛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主要使用本地黏土烧制，说明传入当地的主要是制陶技术，而非直接输入的成品陶器。Gua Harimau遗址发现11具人骨，随葬石器、磨制石锛、树皮布石拍、贝饰、石饰和食物遗存，墓葬中还出土绳纹陶和有足陶器。早期体质人类学研究曾按照当时的分类体系，将这些人骨归为“蒙古人种”类型。
婆罗洲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呈现出鲜明的海洋导向。沙巴州骷髅山遗址（Bukit Tengkorak）年代约为距今3000年，出土数千件陶片，以及石锛、细石器、骨角贝器和食物遗存。当地南岛语社群主要从海洋、海岸、沼泽和森林中获取食物，未见明确的稻作农业证据。遗址出土的黑曜石制品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900年，化学分析显示其原料来自美拉尼西亚的新不列颠岛，反映出沙巴与俾斯麦群岛一带的远距离物质流通和海上联系。沙巴州Melanta Tutup遗址人骨的古人类学分析提示，其与距今约3000—1000年的华南古代人群具有较近的生物学关系。此外，沙巴在晚期金属时代至早期历史时期还出现了年代约为距今1000年的洞穴木棺葬，报告认为其可能与较晚阶段南岛语人群的流动有关。
砂拉越州尼亚洞穴群的重新测年表明，其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年代约为距今3500—2200年。当时人群主要依靠森林狩猎，并采集水果和块根植物，尚未发现稻作农业证据。尼亚洞穴出土的一件双流陶器年代约为距今3000年，Lobang Angin遗址同类器物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千纪至公元500年，其器形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军部群岛距今约2000年的双流陶器相比较。与此同时，砂拉越现有材料中未见东南亚岛屿南岛语族遗址常见的新石器时代红衣陶、指甲印纹陶和贝壳印纹陶。
报告最后介绍了马来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的传统分类。他们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通常分为尼格利陀人（Negrito）、塞诺伊人（Senoi）和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三大类，每类又包括若干部族。传统上，尼格利陀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社会结构较为平等，采取半游动生活方式并实行父系继嗣；塞诺伊人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原始马来人则以农业和捕鱼为主。三类人群具有不同的形成历史和传统生计，反映了马来西亚长期而多层次的人群迁徙与互动。
Stephen Chia进行报告
俾斯麦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陆与拉皮塔文化复合体
The Bismarck Archipelago, Mainland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Glenn R. Summerhayes
奥塔哥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
南岛语族人群进入美拉尼西亚以前，该地区已经拥有悠久的人类活动史。新几内亚高地很早便出现了植物栽培和农业活动，库克湿地等遗址发现的沟渠和种植设施，反映了人群对湿地环境的持续改造与管理。距今第四千纪晚期，新几内亚大陆东北部的俾斯麦群岛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包括新的聚落形态、以农业和家畜饲养为特征的生计方式、陶器等新的物质文化形式，以及远距离黑曜石交换网络。这些变化标志着南岛语族新石器时代人群进入该地区，并形成后来所称的“拉皮塔文化复合体”。
距今约3300年，俾斯麦群岛已经出现拉皮塔文化聚落。此后数百年间，拉皮塔文化迅速向远大洋洲扩展：新喀里多尼亚约在距今3100年出现相关遗存，斐济约为距今3100—2900年，瓦努阿图约为距今3000年，汤加约为距今2900—2800年，萨摩亚约为距今2800年。新几内亚大陆南海岸Caution Bay在距今约2900年出现中期拉皮塔遗存；北海岸明确属于拉皮塔文化的材料仍然较少，但陶器和黑曜石等发现显示当地也参与了这一时期的区域交流。
在较短时间内出现如此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的拉皮塔文化遗址，引发了对迁徙人口规模的讨论。若以人群定居后不断分流迁出的模式推算，这一扩散可能至少需要数千人口参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岛屿并非始终作为长期固定的居住地，而可能是被周期性利用的资源空间。人群抵达新的岛屿后砍伐森林、种植作物，同时利用珊瑚礁等海洋资源维持生计；随着资源条件变化，他们可以继续迁往其他岛屿，待作物成熟后再返回原地。这种对聚落非持续性（impermanence）的认识，为理解拉皮塔人群扩散与景观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报告进而以俾斯麦群岛为例，详细展示了阿拉韦（Arawe）、埃米劳（Emirau）、穆绍（Mussau）等地拉皮塔遗址的文化面貌。这些遗址多分布于滨海地带，其中穆绍群岛Talepakemalai等遗址建于低平礁坪之上，发现有干栏式建筑遗迹，当地的饱水沉积环境也使部分有机遗物得以较好保存。陶器是拉皮塔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物之一，约30%带有齿状压印纹，纹饰组合超过550种，其中以人面纹最具标志性，主要见于高足碗、器座等特定器形，并与食物准备和仪式活动有关。
随着拉皮塔人群向更远的太平洋岛屿扩展，齿状压印纹逐渐简化并消失，素面日用陶器则持续存在。这可能与所到达岛屿此前缺少定居人群、群体边界和身份区分需求降低有关。对陶器的岩相与化学分析显示，大多数拉皮塔陶器为本地制作，表明发生移动的主要是掌握制陶技术的人群，而非陶器本身。
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贝壳制品，包括鱼钩、斧凿等木作加工工具和装饰品，以及猪、狗、鸡等家养动物和芋头等栽培植物遗存。有关芋头品系的遗传学研究表明，拉皮塔人群携带的部分芋头可能具有东南亚来源，与新几内亚本地品系有所不同。
黑曜石是认识拉皮塔文化远距离交流网络的重要材料。来自马努斯、库陶—包和塔拉西亚等产地的黑曜石，向东传播至斐济，向西远达婆罗洲，东西分布范围超过6000公里，显示出俾斯麦群岛与远大洋洲及岛屿东南亚之间广泛的海上联系。部分黑曜石制品还进入本身拥有黑曜石资源的东南亚地区，表明其流通不仅出于资源需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关。
目前，新的研究更多关注新几内亚大陆与周边岛屿之间的互动。例如，对埃米劳岛一件玉锛的矿物学分析结果显示，其原料的潜在来源可能位于新几内亚西部托拉雷河（Torare River）一带，为认识新几内亚大陆与俾斯麦群岛之间的物品流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几内亚大陆北岸外海科伊尔岛的Wairar遗址保存了多次高能事件形成的沉积序列，并出土距今约3000年的陶器和黑曜石，为认识北岸地区与近海岛屿之间的人群活动和物质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黑曜石分别来自马努斯和库陶—包（Kutau/Bao）等产地，表明这一地区在陶器出现以前或同时已经被纳入黑曜石交换网络。陶器同样来自外部，但已排除阿伊塔佩、马当、海军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等若干可能来源。
近年在新几内亚内陆Wanelek、Kowekau和Munopkamp等遗址也发现少量陶器，反映了当地无陶人群与外部制陶人群之间的联系，部分陶器可能通过交换进入内陆。古环境复原显示，史前新几内亚北部塞皮克—拉穆（Sepik–Ramu）地区曾存在内海，可以显著缩短北岸与内陆之间的距离，或为沿海人群及其物质文化向内陆传播提供通道。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沿这一潜在路径寻找相关遗存，进一步厘清新几内亚大陆内部陶器传播的范围及其与当地人群互动的过程。
Glenn R. Summerhayes进行报告
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人类定居过程：古代遗址与景观记录
Inhabitation of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The Record of Ancient Sites and Landscapes
Mike T. Carson
关岛大学密克罗尼西亚研究中心
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人类定居是一个持续数千年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人群扩散。不同阶段的人群所面对的地貌、海岸生态和自然环境并不相同，人类与岛屿环境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结合沉积物深度、古代礁体和潮间带等信息，考察古代遗址及其所处景观，可以从居住空间、生存实践、艺术表达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认识这一过程。
远大洋洲的定居史始于距今约3500年的马里亚纳群岛。南岛语族人群经菲律宾及东南亚岛屿地区向太平洋扩散，并带来农业、陶器和航海技术等文化传统。古环境重建显示，当时海平面比今天高约1.8米，海岸低地尚未充分形成，早期聚落多位于浅海潟湖附近狭窄的沙质堤岸上。至距今约3100年，海平面开始持续下降，海岸环境和近岸资源随之变化，人群需要调整聚落位置并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拉皮塔文化扩展至瓦努阿图、斐济、汤加、萨摩亚及新几内亚部分地区。
距今约1900年，人群进入密克罗尼西亚中部和东部。此时海平面已经接近现代水平，更多陆地和小型岛屿出露，淡水透镜体为聚落提供了稳定水源，人们还通过挖掘浅坑取水并种植芋头、山药、香蕉等作物。航海者利用航行迅速、转向灵活的舷外支架独木舟结伴往来于群岛之间，补充有限资源并应对台风等环境风险，逐渐形成连接密克罗尼西亚各环礁的航海网络，使海洋由地理阻隔转变为连接不同岛屿社区的空间。
距今约1000年以后，人群进一步进入东波利尼西亚及外围岛屿，逐步完成对大洋洲主要适居区域的广泛定居。此后海平面变化较小，主要影响部分沿海遗址的局部景观。各地开始出现石构建筑和纪念性遗迹，如波纳佩岛南马都尔（Nan Madol）的石构建筑、马里亚纳群岛的拉提（Latte）石柱，以及拉帕努伊岛阿胡·汤加里基（Ahu Tongariki）的大型摩艾石像（Moai）等。墓葬越来越多地位于房址及其周围，可能反映人群、家族世系与所属领地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一些特殊遗址为理解超出日常生存需求的活动提供了线索。夏威夷岛卡瓦伊哈埃（Kawaihae）遗址最早层位的石构遗迹年代约为距今800—600年，出土较多烧过的猪骨、狗骨和鸡骨，其中鸡骨显示出较为特殊的遗传特征，提示部分动物及其消费活动可能具有特殊意义。毛伊岛高海拔地区的哈莱阿卡拉（Haleakalā）遗址缺乏长期居住条件，但也发现了同时期的石砌平台和动物屠宰痕迹，或与仪式和祭祀活动有关。
马里亚纳群岛最早阶段的考古材料对于理解此后太平洋地区的人群扩张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塞班岛乌奈巴波特（Unai Bapot）和天宁岛塔加屋（House of Taga）遗址的发掘显示，最早定居阶段的居住区由架高的干栏式房屋构成，部分柱洞周围还用小石块加固。炉址利用中型至大型卵石作为加热石，此外还发现小型灰坑等遗迹。
关岛里蒂迪安（Ritidian）遗址同时发现居住活动区、仪式性洞穴和营地，为比较不同性质的活动空间提供了条件。星星洞（Star Cave）发现30余组使用黑、白、红三色颜料绘制的岩画，第一洞穴（First Cave）则发现少量黑色线条图像。海滩洞（Beach Cave）各层出土的陶片表面均发现较丰富的稻属植硅体，相关陶器制作精细，施有典型红衣，部分还饰有精致的齿状压印纹。洞穴内出土的贝壳遗存多为装饰用品，可食用者较少。综合以上线索，这些早期水稻遗存可能并非日常稻米加工和炊煮留下的遗存，而是古人在洞穴中开展仪式性活动的产物。
总体来看，人类对远大洋洲的定居经历了持续向偏远岛屿和环礁拓展的漫长过程。岛屿地貌、海平面、水源和资源条件影响着聚落选址与生活方式，人们则通过调整资源利用、发展海上交通和改造景观，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岛屿社会。相关遗存还反映了当地社会关系、祖先观念和仪式活动的发展。
Mike T. Carson进行报告
下半场讨论
结合下半场三位学者的报告内容，与会者围绕南岛语族扩张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人群迁徙与扩散的规模和方式等问题展开讨论。
围绕南岛语族人群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的交流问题，Glenn R. Summerhayes回应，南岛世界与澳大利亚并非不存在联系。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东部岛屿发现了来自新几内亚南部的陶器，其南侧的昆士兰北部大堡礁的蜥蜴岛（Lizard Island）也发现了距今约2950—2545年的陶器遗存。但现有证据主要反映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接触、物质交换和技术传播，不足以支持南岛语族人群大规模进入澳大利亚并建立定居点的判断。
对于人口迁徙规模与扩散模式问题，Peter Bellwood强调了迁徙群体的性别构成及其人口繁衍能力在南岛人群扩张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缺乏大型捕食者、环境条件较为适宜且女性能够保持较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即使初始迁徙群体规模较小，人口也可以在迁徙过程中迅速增长。
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