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视野下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分论坛会议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视野下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分论坛会议纪要

2026年9月12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视野下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观湖厅举行。‍论坛上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主持。

李锋主持

冰期中亚人群扩散：来自蒙古察干阿贵洞的证据

欧阳志山 John W. Olsen

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学院

蒙古位于西伯利亚、中亚与中国三大地理——生态区域的交汇处，是观察冰期欧亚大陆人群迁徙、技术传播与环境适应的重要区域，也为讨论欧亚腹地不同古人群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独特的地理窗口。蒙古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国际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192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组织大型蒙古考察；此后受区域政治与社会环境影响，国际合作一度长期中断。自1995年起，蒙、俄、美联合考古队持续开展调查与发掘，使蒙古重新成为讨论中亚旧石器时代和人群扩散的重要区域。察干阿贵洞位于蒙古戈壁阿尔泰地区，其地理位置使其不仅是一处保存较好更新世堆积的洞穴遗址，也成为连接阿尔泰、西伯利亚、中亚与中国北方材料的关键节点，并可通过多学科资料同时考察文化演化、古环境变化与人群流动。

1995-2000年的发掘主要探索洞穴较早堆积，并获得一系列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和热释光年代，其中早期测年结果跨度较大。为重新厘清遗址年代与环境背景，团队自2021年开始新一轮调查和发掘，重点获取新的测年与古环境样品，并通过试掘确定更适合开展系统研究的区域。主厅2号坑在2021-2023年持续下掘，第3层保存了尤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在第3-2层的石制品中可见明确的勒瓦娄哇技术成分，同时伴随骨制钻孔器、打制骨片、带孔骨片以及蛇纹岩棒等遗物，显示古人类的技术活动并不限于石器生产。新的测年工作也不断修正早期年代框架，使察干阿贵洞能够在更可靠的时间尺度上与阿尔泰及周边地区遗址进行比较。

察干阿贵洞的价值还体现在地理、旧石器时代考古、古生态和古基因组学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2023年团队在洞穴中系统采集沉积物古基因组学样品，希望在缺少明确人类化石的情况下直接识别活动人群。当前中亚晚更新世人族化石分布仍较零散，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与现代人在这一广大区域中的时空关系尚不清楚；而蒙古东北部距今约3.45万年的萨尔希特（Salkhit）女性智人具有丹尼索瓦人遗传成分，也进一步说明这一地区存在复杂的人群交流。阿尔泰山系因此可能不仅是地理屏障，也可能构成人群沿水源和资源带移动的通道。未来通过更精确的年代学、古环境重建、石器与骨器分析以及沉积物古基因组学研究，可进一步检验人群沿阿尔泰进入蒙古并向中国北方扩散的可能路径，深化对中亚与东亚之间人群迁徙和文化联系的认识。

欧阳志山进行报告

中亚乌比拉赫马特传统：本地过渡/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文化，还是来自黎凡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段人群迁徙？

安德烈·克里沃沙普金 Andrey Krivoshapkin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中亚西部是连接黎凡特、伊朗高原、阿尔泰与东亚的重要地理通道，其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文化变化对于理解欧亚大陆人群迁徙和技术传播具有关键意义。乌比拉赫马特（Obirakhmatien）岩厦及其相关石器工业长期被视为中亚“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代表，其组合中同时存在石叶、尖状器、小石叶和多种石核技术，因此也曾被纳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的讨论。然而，新的年代学和技术研究表明，乌比拉赫马特不同层位在核心剥片策略和工具组合上具有较强稳定性，并未呈现由“中期”逐步演变为“晚期”的清晰线性序列。由此，乌比拉赫马特传统究竟属于本地过渡或IUP，还是与更早的人群迁徙有关，成为重新理解中亚文化演化的重要问题。

从区域年代序列看，中亚西部在乌比拉赫马特之前已存在多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如库尔布拉克（Kulbulak）距今约20万-8万年的层位、霍纳科3号遗址（Khonako 3）距今约22万-18万年的文化层以及塞伦古尔（Salungur）距今不小于11.2万年的遗存；而卡拉博姆（Kara-Bom）、乌什布拉克（Ushbulak）和托尔博尔4号（Tolbor-4）等典型IUP遗址则主要集中在距今5万年前后。乌比拉赫马特本身的技术结构与这些IUP组合并不完全一致。其勒瓦娄哇石核、转向剥片的半锥状石核、采用雕刻器技法加工的石核、以石片为毛坯的石核、截断-修面石制品（纳赫尔-易卜拉欣式石核）、小石叶生产以及多类尖状器，显示出与黎凡特距今约22万-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段（EMP）材料存在多方面的相似性。几何形态测量和多变量统计比较进一步尝试从定量层面检验这种联系，而非仅依据器物外形进行类型学比附。

年代重叠、技术相似性及人类化石材料共同提示，中亚西部的人群与技术史可能比单一的“本地连续演化”模式更为复杂。乌比拉赫马特约6万年前的人类遗存表现出镶嵌特征，胡吉遗址（Khudji）大于4.4万年前的材料则具有尼安德特人特征，说明技术传统不能简单与单一人群直接对应。现有证据支持将乌比拉赫马特理解为一种具有独立内涵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叶工业，并提出其深层技术来源可能与约20万年前黎凡特EMP人群向扎格罗斯及中亚方向扩散有关；这一传统随后在中亚延续并形成区域化表现。该假说仍需更多精确年代、人类化石和统计比较加以检验，但它提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并非单线技术替代，而可能包含多方向迁徙、长期延续与反复交流，为重新讨论中亚在欧亚大陆人群扩散中的枢纽作用提供了新的框架。

安德烈·克里沃沙普金进行报告

时代转折中的阿尔泰：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的形成

马克西姆·科兹利金 Maxim B. Kozlikin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阿尔泰地区处于北亚与中亚的交汇地带，保存了欧亚大陆最完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末段至晚期早段文化序列之一，是讨论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如何形成、人群如何互动以及技术创新如何累积的重要区域。丹尼索瓦洞（Denisova Cave）、乌斯特-卡拉科尔（Ust-Karakol）、卡拉博姆等遗址具有多层位、长时段和较完善的年代资料，其中丹尼索瓦洞又结合了古基因组学、地层学与考古材料，为观察技术变化与古人群更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条件。新的年代学和古遗传学研究表明，阿尔泰在中、晚更新世期间曾被不同古人群反复利用，因此这里的技术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单一人群内部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直线演化。

丹尼索瓦洞的石制品组合显示出历时性变化趋势，旧石器时代中期末段已经出现部分具有晚期旧石器时代特征的技术和工具因素，而一些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征的技术和工具则继续延续至晚期初段和早段。进入晚期初段后，石叶成分进一步增强，较规则的石叶和小石叶开始出现，但边刮器等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征的工具仍然延续，不同年代属性的技术因素在组合中交错存在。骨制品也表现出类似的连续与创新：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存在骨器加工和使用，进入晚期初段和早段后，未经修理直接使用的骨器与磨光骨器并存，同时出现多种装饰品。相关碳十四和光释光年代结果表明，晚期旧石器时代初段组合的出现及相关技术变化大体发生在距今5万年前后。这些材料表明，阿尔泰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的形成并非对既有技术体系的简单替代，而是不同技术成分逐步出现、延续和重新组合的复杂过程。

乌斯特-卡拉科尔和卡拉博姆等遗址的比较进一步表明，阿尔泰内部并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技术演化模式，不同地点在石叶比例、石核策略和工具组合方面均表现出差异，可能反映不同适应策略和人群动态。因此，与其将这一阶段概括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单一“过渡”，更适合将其理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的“形成”：新的剥片技术、骨器加工和象征行为在既有传统中逐步出现、组合并强化，而旧有成分仍持续存在。结合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等古遗传学证据，阿尔泰的文化镶嵌可能与不同人群的交替占据和互动相关，但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具体对应仍需谨慎。阿尔泰由此呈现出一个多传统并存、技术不断重组的形成区，为理解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元起源及其复杂过程提供了重要参照。

马克西姆·科兹利金进行报告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技术革新

本·马威克 Ben Marwick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中国是否存在具有明确技术内涵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是认识东亚更新世人类行为演化、区域适应与跨区域文化联系的核心问题之一。自裴文中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三阶段划分、张森水概括中期技术特征以来，学界围绕这一分期的适用性持续讨论。井川史子、高星与Norton等学者曾质疑直接套用欧洲分期体系，并强调应依据文化和技术标准而非单纯依据年代或人类化石分类进行判断；此后也有研究认为完全放弃“旧石器时代中期”概念为时尚早。近年来中国材料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技术多样性，使问题的重点逐渐从“是否存在这一时期”转向能否识别具有稳定操作逻辑的技术体系，以及这些技术为何在不同区域出现并形成差异。

关于贵州观音洞是否存在勒瓦娄哇技术的讨论提供了重要案例。1964-1973年的发掘出土3000余件石制品及大量动物化石，后续研究在具有明确地层信息的材料和历史藏品中有学者识别出勒瓦娄哇剥片策略。勒瓦娄哇技术的判定并非依据器物外形，而是关注石核两个非对称表面的等级关系、凸度控制、预定产品、打击平台与剥片方向等一系列技术标准。观音洞部分石核因形态较扁平、保留石皮或存在再利用曾受到质疑，但一部分学者认为，与欧洲、非洲和西亚早期勒瓦娄哇材料的比较表明，这些特征并不足以排除其技术属性。观音洞因此显示，中更新世晚期的中国西南已经出现以预制和体积组织为核心的复杂剥片思想。

本•马威克指出四川龙潭遗址展示了另一套具有明确技术特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体系。遗址第3层保存状况较好，文化遗存基本未受扰动，共出土逾3千件石制品。年代研究表明，龙潭遗址的相关堆积形成于深海氧同位素4阶段向3阶段的过渡时期，而古人类活动最可能发生在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早期。基纳石核由两个非对称剥片面构成，并在剥片过程中交替利用，以硬锤剥取厚而横截面不对称的石片；这些石片可进一步加工并反复修理形成刃角较陡的基纳刮削器，也可作为石核继续剥取小石片，形成具有多层级分支特征的操作链。统计分析显示，基纳刮削器的刃角和减缩强度均显著高于普通刮削器。龙潭周边27处地表地点发现的166件基纳刮削器和58件再修理石片，与遗址发掘材料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表明基纳技术并非局限于单一遗址，而是广泛分布于周边景观之中，可能构成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一套区域性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体系。由此，观音洞与龙潭的材料共同表明，东亚地区存在具有鲜明特征且内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体系。相比反复争论分期与术语，进一步解释技术多样性与区域变异，并考察其与环境变化、人群互动、扩散和适应之间的关系，更能拓展对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的认识。

本·马威克进行报告

论坛下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冯玥主持。

冯玥主持

泥河湾盆地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

王法岗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新庙庄遗址是泥河湾遗址群的一处重要地点，地处泥河湾盆地中部南缘深山，分布于海拔1200米的一个小型山间盆地中。该遗址于1984年首次发现，1986、1987年进行发掘。2015-2018年的区域调查确认旧石器地点30处；2022-2025年对1-5号及20号地点进行发掘，共识别出6期、11个阶段遗存，建立了东亚晚更新世最完整的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团队共获得37个碳十四年代结果，并结合孢粉、土壤微形态、石器微痕、动物骨骼古蛋白等多科技分析，构建了高分辨率的年代与环境框架。

在新庙庄遗址的六期遗存中，第一期距今12万至9万年，石器技术为华北传统小石器技术。第二期距今9.5至8.1万年，石器组合具有包括陡刃修理、多层修疤刮削器在内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特点。第三期距今7.5至6.3万年，处于MIS4阶段，石器技术继承第二期遗存，反映了古人类对寒冷气候的适应。第四期距今4.5万至4.2万年，出土遗物1.5万余件，发现集中用火遗迹、灼烧赭石与刻划骨片，石制品具有典型小石叶技术特征，是东亚发现的最早小石叶技术。第五期距今3.9万至2.5万年，包括4号、20号两个地点，分六阶段，发现距今3.9万年的装饰品，距今3万至2.9万年的小石叶技术与烧石，距今2.7万年华北最早阶段的细石叶技术以及伴生的拇指盖刮削器、琢背刀、雕刻器等。第六期距今1.8万至1.3万年，揭露楔形细石核石器加工场，出土遗物8万余件，发现了距今约1.7万年由砺石围筑、长径约1米、中间有大量灰烬烧土的椭圆形结构，是东亚旧石器时代首个石料热处理“炉”，还出土有装饰品100余件，含海贝制作的串珠等。

总体来看，新庙庄遗址的学术价值可分为五个方面。其一，首次在华北腹地确认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此类遗存以往仅见于金斯太、通天洞等边疆地区遗址，新庙庄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莫斯特技术及其相关人群分布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关键线索。其二，距今4.5万至4.2万年小石叶的发现为探索华北地区小石叶技术起源、揭示早期现代人的石器技术模式提供典型材料。其三，遗址完整呈现从小石叶到细石叶的技术发展链条，为探索华北细石叶技术起源提供系统证据。其四，从距今4万余年的灼烧赭石、距今2.9万年的烧石到距今1.7万年的石料热处理“炉”，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丰富的用火技术，也为北方陶器起源的技术储备提供新思路。其五，多阶段持续发现的装饰品与刻划痕迹等，体现了古人类象征行为与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为探索华北早期人类行为复杂化与象征性行为多样性提供了系统证据。

新庙庄遗址距今12万年以来连续发展的六期遗存构建起东亚晚更新世最完整的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关键节点与标志技术揭示了华北古人类的演化动态，对探索华北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演化、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具有突出价值，也为研究东亚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系统资料。

王法岗进行报告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的发现与进展

李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位于沂河及其支流阶地和洞穴，已发现80余处遗址点，年代覆盖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及旧新过渡阶段。跋山遗址于2020年发现，2021至2023年连续发掘，此后，团队又发现水门、水泉峪、葛庄和沂河头等遗址。

将跋山遗址与水泉峪遗址的年代序列相衔接，可建立约10万至2万年前区域文化演进框架，并划分成四期文化。第一期约10万至7万年前，以就地获取原料、采用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并制作大型砍砸器和尖状器为主；第二期约7万至6万年前，石球和盘状石核比例上升，器物尺寸总体减小；第三期约5万至3万年前，优质石英岩原料和当地少见的燧石原料使用比例增加，刮削器、尖状器等工具加工更精细；第四期约2.8万至2.4万年前，水泉峪遗址出现以船形石核和细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组合。此外，位于跋山遗址下文化层的第13层还揭示了约10万年前人类集中利用巨型动物的活动面，发现古菱齿象下颌、犀牛头骨等动物遗存。还发现一件长53.5厘米的象牙铲形器，其表面和截面可见成组刻划痕迹，人工性质较明确，具体用途仍需进一步研究。

跋山遗址群的价值首先在于系统完善海岱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序列。跋山、水泉峪与凤凰岭、赵家徐姚、扁扁洞等较晚遗址相互衔接，使山东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上溯至约10万年前。其次，不同阶段石料选择、工具形态和动物资源利用的变化，与晚更新世环境波动相对应。遗址第一期以巨型动物为主，第二期中型动物比例增加，石器技术也随资源与任务变化而调整，反映古人类具有持续而灵活的适应能力。此外，跋山6万至7.5万年前地层遗物集中、上下文化期技术联系紧密，这一现象不支持当地人群因同期环境变化而突然消失的假说，并为讨论中国及东亚现代人起源提供新的区域证据。遗址现场目前已建成保护棚和工作平台，将继续推进发掘、年代测定和多学科研究工作。

李罡进行报告

广东郁南罗艮顶遗址的新发现

刘锁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12至2013年，考古团队在广东西部南江流域开展旧石器专项调查，随后在盆地第2、3、4级阶地发现130余处旷野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晚期。2014年发掘的磨刀山遗址出土石制品近400件，以手斧、手镐和砍砸器等大型砾石工具为代表，年代初步判断为中更新世较早阶段，与百色盆地最早遗存相当。由于以往仅磨刀山遗址经过正式发掘，南江流域旧石器不同时期的文化演进仍缺少相关证据。

罗艮顶遗址位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上榃村西侧、南江东南岸，与磨刀山遗址隔江相望，地处第3级阶地，相对高度约65米。为确认其年代与文化内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于2025年7月至12月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发掘区可分五层，②、③A、③B层均含石制品，④层层表发现石制品较密集的活动面，⑤层未见遗物。初步测年把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距今约5-3万年，晚期距今约3-1万年。遗址共出土石制品900余件，可分为大中型砾石工具和小型石片石器两类。下文化层以石英为主要原料，器物尺寸较小，主要使用锤击法剥片，部分可见砸击法；石制品组合以石核、石片和残片为主，以及少量刮削器等工具，整体属于小石片石器工业，同时存在部分砾石石器。石料多取自附近河滩，尚未发现远距离获取原料的证据。上文化层以大中型砾石工具为主，原料包括砂岩、石英岩和石英等，既有直接用砾石加工的手镐、砍砸器，也有用大石片毛坯制作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小型石片产品仍然存在，但未见磨刀山遗址的两面加工手斧技术。

罗艮顶遗址为认识岭南晚更新世文化的复杂性和阶段性提供了依据。下文化层的小石片工业与华北传统相似，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砾石工业因素。上文化层以大中型砾石工具为主，同时延续小石片技术，其面貌既不同于以磨刀山为代表的早期大型砾石工业，也不同于岭南旧新过渡阶段及山韦文化、和平文化常见的陡刃砾石石器。南江流域可能经历了从大型砾石工具，到小型石片与砾石工具并存，再到陡刃砾石工具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可能与晚更新世中晚期至全新世初期的气候环境波动有关，也反映了本地传统的延续与新技术因素的出现。上述认识仍属初步结论，需要更多遗址、测年数据和区域比较加以验证，可为讨论华南-东南亚现代人起源、扩散及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考古视角。

刘锁强进行报告

吴营遗址与丹江下游旧石器时代中期

李文成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是中国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早期现代人与其他古人类并存，呈现出复杂的人类演化格局。同时，石器技术也难以仅用传统的“北方小石片—南方砾石工具”二元格局概括。华北若干遗址出现多样化的小型石片工具和盘状石核剥片技术，华南地区可见石器技术小型化及石片石器化倾向，西南地区还呈现与勒瓦娄哇和基纳技术体系相似的技术特征。位于秦岭东麓南坡与南阳盆地交界的吴营遗址，处在南北地理过渡地带，为认识中国中部区域技术及人类演化提供关键材料。

吴营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丹江下游，2018至2019年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揭露2、3、4三个文化层。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第2层约为6.7万年前，第3-4层年代约为9.3-7.9万年前，分别对应MIS4与MIS5阶段。遗址共出土石制品6609件，其中第2层170件、第3层5367件、第4层1072件，三层组合构成没有显著差异，反映约9.3至6.7万年前技术体系总体稳定。石料以附近可获得的石英岩和石英为主，细颗粒原料更多用于剥片和制作轻型工具，粗颗粒原料多用于重型工具。剥片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为辅，发现有锤击石核353件、砸击石核207件。锤击剥片方式多样，单台面、双台面及盘状石核等并存。砸击石核重量和长度较小，所得石片的长宽比更高，可能是有意识的技术选择。工具以刮削器、锯齿刃器等多样化轻型工具为主体，少量手斧、手镐等大型切割工具保留阿舍利风格，修背、修底现象则显示存在工具装柄或特定使用方式。

目前丹江下游区域已发现约15处旧石器地点，其中马岭2A、西沟和吴营遗址具有较可靠的年代数据。三处遗址在近距离取材、剥片和工具修理方面具有连续性，同时呈现了一定的变化：距今约39万至22万年前的马岭2A遗址以较简单的锤击剥片为主，未见明确砸击技术；约16万至7.2万年前的西沟遗址开始出现砸击产品，但比例较低；至吴营阶段，砸击显著增多，石片工具类型更丰富，并出现修背、修底等技术。这一序列说明丹江下游在延续地方传统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更复杂的技术组织。结合白石崖遗址所见人类高海拔环境适应、灵井遗址的骨器与赭石利用、延岭遗址的刻划痕迹等证据，以及不同地区同期石器技术的创新来看，中国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行为已表现出区别于更早阶段的进步性和区域多样性，为探讨中国中更新世人类演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李文成进行报告

旧石器文化分类问题

周玉端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欧亚大陆西部和非洲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已识别众多地域传统，相比之下，中国虽已发现数千处旧石器遗址，却很少形成为国际学界熟知的地域文化名称。梳理学术史可以发现，19世纪欧洲研究者由动物化石转向以人工遗物对旧石器进行分期，形成地名命名和典型器物识别传统。20世纪上半叶，佩罗尼提出“文化面相”，承认同一时代存在不同文化；博尔德以统计方法细分莫斯特变体，逐渐完善区域文化序列。20世纪60年代以后，克拉克的技术模式、勒儒瓦·古汉的操作链以及美国新考古学推动研究重心转向生产过程和人类行为，传统分类随之衰落。但21世纪部分学者反思认为，分类仍是考古阐释的基础，应改良而非取消。中国旧石器的早期研究深受法国学派影响。1950年代至1990年代，裴文中、夏鼐、贾兰坡、张森水等学者先后建立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命名标准、华北两大文化传统和区域性工业类型等概念和原则，其他学者也提出地点群或地方文化类群概念。进入21世纪后，操作链、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等研究方法成为主流，现代人起源、技术演化及东西方交流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加之学术传承的变化，文化分类研究明显减少，形成宏观南北二元概括与微观遗址技术分析之间的中间层次缺口。

报告提出应反思以技术线性演化概括各旧石器时代的叙事。以非洲石器时代中期为例，若只强调预制石核技术，便会遮蔽十余种地域传统以及两面器、狩猎工具、骨器和装饰品共同构成的文化图景。技术复合体视角能够把技术放回具体时空、生态适应和人群互动中，讨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时也应关注文化格局变迁，而非仅比较某种技术的出现或替代。东亚近两百万年持续有人类活动，不同生态环境可能孕育区域物质文化，形成多元的技术复合体，即一片“文化森林”。每一片森林由多种具体技术构成，不同森林又可能因技术传播、人群交流或趋同演化而共享某些要素。中国旧石器考古应继承区域研究传统，结合类型学、技术分析和多类遗物证据，开展细化到不同时段与生态区域的文化区系研究。这样的历史主义框架有助于避免把相似技术直接解释为同一文化来源，也能更完整地呈现东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