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3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墓葬、墓地与社会的考古学研究”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科学报告厅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与张弛主持，包含来自瑞典、英国和国内七个省考古院所代表的九篇报告，涵盖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与不同类型的墓葬资料，涉及从田野发掘、遗存分析和科技检测，到空间研究、社会解释与理论反思等多种研究路径，充分体现出墓葬考古研究领域在材料、方法和理念上的开放性与多样性。
上午场由秦岭主持
下午场由张弛主持
中石器时代欧洲的死亡处理
Handling Death in Mesolithic Europe
Liv Nilsson Stutz
瑞典林奈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
欧洲中石器时代人群的丧葬实践与社会组织、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也保留了人们应对死亡、处理遗体和维系生死关系的行为痕迹。传统墓葬研究多通过随葬品和葬式讨论社会分层、性别角色与文化群体，考古死亡学（Archaeothanatology）则将研究重心聚焦于遗体本身，结合仪式实践理论，探讨遗体处置背后的死亡观念。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拉脱维亚和葡萄牙的墓葬实例表明，不同地区对身体完整性、埋葬地点和遗体转化等各有侧重，体现了不同的死亡应对方式。
考古死亡学通过详细记录骨骼的位置、关节连接及空间分布，结合人体腐解知识，区分自然埋藏过程与人为活动的影响，重建死亡之后的遗体处置过程。骨骼的位移和保存状态，可以帮助判断埋葬是否分阶段进行、遗体周围是否存在空隙，以及是否使用包裹物或其他易腐材料。即使相关材料已经消失，其对骨骼分布造成的影响仍可能保留。这一方法为理解丧葬仪式提供了具体的行为依据，使研究能够进一步讨论人们如何通过身体实践表达情感和文化观念。
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墓葬较为重视遗体完整性，死者通常呈现近似生前的姿态。丹麦维德拜克—博格巴肯8号墓中，一名年轻女性与新生儿共同埋葬，婴儿置于天鹅翅膀之上。女性胸廓向后及侧方移动，而手足等部位保持稳定，说明遗体可能安置于某种后来腐朽的承托结构上，并覆以土壤；瑞典斯卡特霍尔姆也有男子怀抱儿童下葬的实例。这些丧葬实践体现了对死者身体的照料，墓葬较少受到扰动，说明维护遗体完整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当地也存在遗体不完整、腐解后取骨及给予犬只类似人类葬仪的现象，反映出常规仪式中的例外及人与动物分类边界的变化。
拉脱维亚兹韦伊涅基墓地则表现出对埋葬地点的重视。墓地内多见新墓打破旧墓，墓穴填土中散布脱离关节的人骨，部分填土可能取自旧聚落。这种反复出现的扰动，提示融入特定场所及其历史，可能比维持个体身体完整更为重要。但316/317号男女合葬墓呈现出不同特点：墓内随葬大量琥珀珠，男性遗体受到紧密包裹，面部沉积物可能与面罩有关，身体已呈现有别于生前的形态。该墓埋藏较深，上方还有可能作为标记的大石，未遭后期扰动，而填土中又含有其他个体的骨骼。这说明对旧墓的扰动与对特定死者的保护可以并存，地方丧葬观念内部也存在差异。
葡萄牙中石器时代的部分墓葬，则可能通过木乃伊化兼顾身体完整与遗体转化。对旧发掘照片的分析及相关控制实验表明，一些遗体四肢的高度屈曲，可能源于埋葬前持续干燥并逐步收紧捆绑的处理。此类实践需要较长时间照料遗体，使其逐渐变得干燥、稳定而轻便。当地人群在河流沿岸贝丘中集中埋葬死者，部分地点可能依靠船只抵达，因此木乃伊化也可能有助于将遗体运往具有特殊意义的埋葬场所。
总体而言，欧洲中石器时代的遗体处置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侧重，既有对身体完整和生前姿态的维护，也有通过身体转化或融入特定地点建立生死关系的实践。将考古死亡学与仪式理论结合，可以从细微的骨骼分布重建具体行为，进一步理解史前人群如何认识死亡、表达关怀，并在死亡带来的危机中维系生活的延续。
Liv Nilsson Stutz进行报告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
Excavation and Findings of the Miaodigou Culture Cemetery at the Yangguanzhai Site
杨利平、殷宇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杨官寨遗址位于关中盆地腹心地带，坐落于泾河北岸一级阶地，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仰韶时期中心聚落。自2004年以来的持续发掘已发现大型环壕、西门址、中心水池等遗迹，初步构建起庙底沟文化大型聚落的空间布局。以往庙底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性质、分期和渊源等问题，对聚落形态、社会组织及丧葬制度关注相对较少，杨官寨遗址的持续工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2015年以来，为了解环壕外东部区域遗存分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区确认了一处与环壕聚落基本同时的大型公共墓地。墓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目前累计揭露7000余平方米，发掘庙底沟文化墓葬453座。墓葬排列规整，绝大多数呈东西向，应经过有意识的规划。
墓葬形制包括偏洞室墓、半洞室墓、带二层台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墓，其中偏洞室墓占80.1%，是最主要的墓葬形式。墓地出土可供类型学断代的完整陶器较少，碳十四测年结果集中于公元前3637—2918年，与环壕遗迹年代基本重合，表明东区墓地主要形成于庙底沟文化中晚期。
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死者仰身直肢，头向西。墓内暂未发现木质葬具，但部分人骨周围存在织物腐朽痕迹，120余例墓葬出现足部并拢现象，M183墓主人附近土壤中还检测到大量芦苇植硅体，推测死者下葬时可能曾以芦苇编织物包裹或捆缚。约四分之一墓葬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骨移位，包括手指、足趾、牙齿乃至部分肢骨的位置异常，可能与埋葬过程中有意识的尸体处理有关。
墓地随葬品总体十分简单，随葬陶器的墓葬仅约占8%，且多数仅随葬一件。部分墓道和墓室中发现同一陶器的残片，存在将器物打碎后分别置入墓葬不同位置的现象。此外还发现骨环、陶环、石串珠及少量玉璧、玉镯、玉坠、玉钺等器物。墓葬规模大多集中于2—3平方米，彼此差异有限，整体应属于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
围绕墓地开展的体质人类学、古DNA、稳定同位素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人群组织状况。古DNA显示墓地人群母系来源多样，而父系类型相对集中，男性之间存在较多遗传联系，女性持续遗传的现象较少；稳定同位素分析也显示外来个体中女性比例较高。据此推测，当时可能已形成以男性血缘延续为重要基础、女性婚后迁入的社会组织方式。稳定同位素食性分析则表明粟作农业是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之间未见明显食性分化。
杨官寨东区墓地是目前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公共墓地，填补了这一时期墓地考古的空白。墓地中高度统一的墓向、葬式以及严格的空间规划，反映了较强的群体文化认同和社会组织能力；偏洞室墓的大量发现则将这一墓葬形式的出现年代明显提前，为研究其起源、传播以及关中与西部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结合环壕、西门址、中心水池和东区墓地等发现，杨官寨遗址也为认识庙底沟文化大型聚落的整体布局、社会组织及其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基础。
殷宇鹏进行报告
红山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模式探析——以红山文化积石冢为核心的讨论
Exploring the Organiz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Patterns of Hongshan Society: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Stone-Mounded Tomb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郭明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由墓葬及与之相关的积石、石构遗迹共同构成。牛河梁、元宝山、半拉山等遗址的发现表明，积石冢并非一次性形成，而是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使用、兼具祭祀功能的墓地，可以视为具有一定存续时间的基本社群单元。
在厘清积石冢定义、内涵和性质的基础上，报告通过墓葬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等级差异，由积石冢墓地进一步观察社会结构。牛河梁遗址包含多个地点和积石冢，各冢内部均可见明显的个体等级分化，高等级墓葬与一般墓葬在墓葬规模、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这种现象不仅见于第二地点，在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同样存在，说明积石冢内部普遍存在等级分化。
不同积石冢之间也并非完全平等。除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外，围绕中心墓葬举行葬仪活动所投入的资源也可作为判断等级的重要依据。例如，部分积石冢中心墓外围集中摆放大量筒形器，其制作数量与中心墓葬规模密切相关，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组织和资源调动能力上的差异。同时，根据墓葬叠压关系、葬式和随葬品变化，可以将高等级墓葬进一步区分到不同时间阶段。牛河梁遗址在各阶段往往分别存在一个最高等级个体，因此多个地点和积石冢并非彼此独立，可能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权力核心的多群体社会。
胡头沟遗址表现出与牛河梁相似的墓地结构，同样存在中心高等级墓葬与外围低等级墓葬的差异，周边调查还发现多个相关遗址点，显示其也可能是由多个群体构成、等级分化明确的遗址群。相比之下，田家沟和半拉山墓地的布局明显缺乏规范性，墓向、墓葬排列及高等级墓葬的位置均不固定，随葬品数量和整体规格也低于牛河梁、胡头沟。由此可见，红山文化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等级差异，墓地布局的规范程度与群体等级具有一定对应关系。
进一步比较牛河梁与胡头沟可以发现，两地虽相距约150公里，却在墓地布局、等级秩序和玉器使用方面表现出相似规范；与此同时，两地最高等级墓葬所用玉器在材质和体量上又存在明显差别。这表明二者并非彼此孤立，而可能属于同一套社会秩序下不同等级的区域群体。以最高等级个体的表现为依据，红山社会大体可以划分为不同层级：牛河梁处于较高等级，胡头沟次之，而田家沟、半拉山所代表的群体等级相对较低。
由此来看，红山社会已经形成较明确的区域等级秩序，但其社会管理并非完全采取统一模式。社会上层群体遵循共同的组织结构和等级规范，墓地布局、葬仪和高等级物品使用具有较强一致性；对于较低等级群体，社会管理则相对宽松，墓葬安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上层秩序严格、基层管理灵活”的分层治理模式，可能正是红山社会在缺乏明显强制性武力的情况下，仍能在较大地域范围内维持社会共识与整体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
郭明进行报告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与研究
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Cemetery at the Gangshang Site in Tengzhou, Shandong
张强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岗上遗址位于山东滕州漷河两岸，地处泰沂山脉鲁中南山地西南麓向平原过渡地带，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主体遗存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1952年发现以来，遗址经历多次调查与试掘；2018—2019年系统调查确认遗址范围，并在北部偏西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2020—2026年持续开展主动性发掘，累计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
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存主要集中于北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公元前3300—3100年，发现墓葬、祭祀坑及少量房址。墓葬共14座，均为竖穴土坑墓，以单人一次葬为主，葬具使用率较低，普遍随葬彩陶，部分墓葬出土实物或彩陶制作的龟甲器。同期祭祀坑包括陶器坑和动物坑，动物祭祀有整猪、整狗及猪下颌等形式。
第二阶段约公元前3000—2800年，人类活动最为密集。墓葬以成年男女双人一次合葬为主，葬具使用率明显提高，多见木棺，并开始出现头箱、脚箱等器物箱结构。此后该区域经过反复垫土、建造房址，并形成规划明确的专门祭祀区。房址周围发现大量胎儿、婴儿瓮棺葬，葬具多为倒扣的陶鼎、陶壶或陶罐，墓主多为流产或早产胎儿。
这一时期共发现22座祭祀坑，集中分布于厚约1米的人工垫土范围内，布局规整，可分动物祭祀坑和陶器祭祀坑。大型整猪坑多埋3—9头家猪，摆放方式高度一致；大型陶器坑则成组放置陶鼎、陶鬶、大口尊等器物，其中陶鼎内常放置完整猪头，部分祭祀坑一次出土器物达百余件。整猪姿态、陶鼎盛放猪头以及特殊祭祀用器的反复出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较稳定、制度化的祭祀方式。
第三阶段约公元前2800年，北区仅见成排分布的大型墓葬。已发现7座，均规模较大，葬具齐全，出现带头箱、脚箱的一棺以及一棺一椁等形式，并普遍使用枕木。随葬品包括鹿角器、象牙器、龟甲器、鳄鱼骨板、玉器和彩陶等高规格器物，其中还发现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陶器和镶嵌玉片，反映出远距离文化交流。
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主要见于遗址南区，共发现16座竖穴土坑墓，排列有序，可依据墓葬体量、葬具和随葬品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墓葬具复杂，随葬品丰富，其中SM1为四人合葬墓，现存随葬品355件（套），四名男性均随葬玉钺，但玉钺数量、体量和玉料呈递减趋势，显示同一合葬墓内部亦存在身份等级差异。中小型墓则在葬具和随葬品数量上明显降低。
同时，遗址西北部确认一座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南城墙解剖表明，壕沟宽约44.2米，内侧可能残存夯土城墙；根据壕沟打破晚期墓葬的关系，可确定城址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岗上遗址的持续发掘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由墓地、居住区到专门祭祀区，再到高等级大型墓葬的发展过程。中晚期逐渐成熟的器物箱棺椁制度、复杂礼仪用器以及制度化祭祀行为，显示社会分化已不仅表现为财富差异，也体现出明确的等级与阶层差异。岗上所在漷河、薛河流域已发现60余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岗上作为其中规模最大的城址和中心聚落，与古济水、泗水及沂沭河流域其他大型中心聚落共同构成区域性社会网络，反映出距今5000年前后海岱地区区域社会和权力体系逐渐形成，也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明起源、社会发展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也就是早期城市政体的早期阶段。
张强进行报告
权力、场所与逝者：早期历史时期的死亡景观与政治、宗教权力的运作与布局
Power, Place, and the Dead: Early Historic Necroscapes and the Choreography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wer
Sarah Semple
杜伦大学考古系
公元400—1100年前后的英格兰，人口迁徙、王国形成与基督教传播相互交织，丧葬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墓地的位置、墓葬与古老遗迹的关系，以及埋葬活动的可见性，都成为表达身份和权力的重要方式。死亡地理学（Necrogeographies）将这些空间关系纳入研究，关注死者与埋葬场所如何参与记忆塑造、祖先认同及权力合法化。南撒克逊、德拉和诺森布里亚的材料，展示了古代遗迹在不同政治与宗教背景下被赋予新意义的过程。
英格兰早期中世纪墓葬常与史前遗迹相联系。公元400—600年，围绕古冢形成墓地或直接在古冢中埋葬的现象日益常见，青铜时代圆形古冢尤其受到重视。过去多将这种选址归因于土地不宜耕作或居住，但墓葬有规律的排列说明，其中包含明确的选择与安排。德里菲尔德的新增墓葬在古冢内呈放射状分布，加顿站的墓葬则依托铁器时代方形土方遗迹布局。古老遗迹由此成为连接死者与过去的物质凭借。不过，对选址意图的解释仍需结合环境重建、视域分析和空间统计，避免将保存状况或发掘偏差误认为历史规律。
南撒克逊地区的墓葬布局突出表现为围绕古迹建立联系。当地聚落多位于河谷洪泛区之上，墓葬则常见于俯瞰河流与河口的高地边缘。高处适于放牧，连接高地与低地的路线经过其间，沿线古冢构成醒目的地标。早期中世纪人群在这些遗迹周围安排火葬墓和土葬墓，使丧葬活动能够进入往来者的视野。在多个地方统治者并存的小型政治区域内，这种安排可能有助于表达对土地和资源的主张，也将古老遗迹纳入群体有关身份与祖先的认识之中。
德拉地区位于约克郡东部，其墓葬更倾向于直接切入大型史前古冢，并与交通路线紧密结合。除在青铜时代古冢内部成组埋葬外，当地人群还选择在史前线性遗迹的通道附近设置墓地。部分墓地与已知聚落相距较远，却处于人员、货物和牲畜通行的道路旁。这些路线连接王室中心，也是王室及随从季节性移动所依托的通道。墓葬因而成为沿途可见的家族标识，通过介入古老遗迹，将新的埋葬活动与祖先联系、土地归属及权威主张结合起来。
诺森布里亚王国扩张后，类似的丧葬安排出现在蒂斯河谷、米尔菲尔德盆地等区域，并集中于王室驻地和贡赋中心周边。古代遗迹的再利用，常与高投入墓葬、武器及贵金属随葬品同时出现，反映出不同地区精英之间逐渐形成相近的展示方式。丧葬景观的作用也由地方群体的身份表达，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王朝权力建构。其背后既有政治竞争，也包含对祖先和历史联系的重视，不能仅以财富或地位展示解释。
基督教传播使这些场所的意义再次改变。随着教会墓地建立，部分旧墓地停止使用，古冢及前基督教埋葬地却被用于处决相关的埋葬。沃金顿沃尔德的浅葬和人骨创伤，显示出有别于此前的遗体处置方式。曾经承载祖先认同的地点，开始与惩罚、排斥和失去救赎的观念相联系。古迹的用途发生转变，精英借助这些醒目场所展示权威的做法仍在延续。
从地方墓地到王国核心区，再到处决埋葬场所，英格兰的材料揭示了丧葬景观随社会变迁而不断重塑的特点。埋葬既为死者安排位置，也为生者建立有关历史、归属与秩序的叙述。将墓葬放回道路、地形和古代遗迹构成的环境中，有助于理解丧葬实践如何参与土地权利、群体记忆及政治宗教权威的形成。
Sarah Semple进行报告
上半场讨论
讨论首先围绕墓地景观及历史记忆展开。关于红山积石冢景观考古的新进展，郭明老师表示目前总体延续既有研究的认识，牛河梁积石冢与特定山体存在视觉联系，部分墓地内部具有通视关系，其位于两河之间低山丘陵的区域选择也可能具有主动性，但暂无更多突破。Sarah Semple、Liv Nilsson Stutz及Chris Gosden教授进一步讨论迁入人群如何认识既有墓地和仪式景观，以及考古学中的“过去对过去的利用”。崔涛老师认为，中国材料中更多见墓地长期连续使用，应与存在时间断裂的“再利用reuse”有所区别；秦岭老师指出中国史前墓葬常趋向地下化而非通过显性纪念物展示，因此此类再利用较难识别。Peter Bellwood与Liv Nilsson Stutz教授还就尸体木乃伊化、骨骼缺失和移位展开讨论，强调类似现象可能具有多种葬仪解释，不能简单等同于人为肢解或长期展示尸体。
围绕具体遗址，关于杨官寨墓地性质，殷宇鹏老师认为当时社会应已存在明显分化，现有墓葬虽等级差异有限，但发掘面积尚不足墓地总面积十分之一，高等级墓葬可能仍未发现，后续将重点关注西北部地势较高、较大型墓葬集中的区域。张强老师指出，岗上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存在良渚文化因素，而目前完整发掘的晚期墓地基本表现为本土化、明器化的随葬体系；DNA研究发现部分非本地个体，但尚缺乏良渚人群材料可供比较。
上半场讨论
湖南澧县孙家岗墓地研究
A Study of the Sunjiagang Cemetery in Li County, Hunan
赵亚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孙家岗遗址位于澧阳平原西部，坐落在一处椭圆形的岗地之上。遗址面积约21万平方米，可以分为居址区和墓葬区两部分。居址区在遗址西北部，有环壕围绕；墓地则在环壕之外、居址区的东南部，共发现343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赵亚锋老师主要对遗址中的墓葬区进行介绍。
墓地可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墓葬则多为东北-西南向的长方形土坑墓，深度较浅。部分墓葬可辨葬具朽痕，有独木棺（圆木中挖出空间）和板棺（木板拼装）两类。葬具叠压于陶器之上，在墓底垫放陶器的习俗即为“垫器葬”，垫放的器物多为存储用的大型罐，残损严重。“残玉入敛”是孙家岗墓地的另一葬俗。随葬的玉器均为残件，玉器的崩裂磨蚀痕迹明显，应是在入葬前即处于破碎状态，且被人为保存过一定时间，推测先民存在日常收集玉器残件，丧葬时入殓的行为。
随葬陶器可分为以壶、杯类器和圈足盘为主的小型饮食器类为主小型饮食器类，以及罐、瓮、盆、釜等个体较大的盛储器。盛储器中最多见广肩罐和壶形罐，分别代表“广肩类器”和“非广肩类器”。
结合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对随葬器物组合以及葬式的流行时段早晚进行推断可知：单一饮食器、盛储器与饮食器的随葬品组合，逐渐被单一的“广肩类” 盛储器取代；垫在墓底的碎陶罐最初是在墓外打碎，这种“垫器葬”与非“垫器葬”基本同时；尔后非“垫器葬”逐渐被“垫器葬”取代，且从直接在墓底打碎陶器，演变为了在墓底放置完整器，埋藏过程中被压碎，陶器在出土时呈原地扁塌状。
综合陶器组合、葬式、陶器器型演变情况与碳十四测年数据，可将孙家岗遗址墓地新石器时代墓葬分为四期七段：一期具有屈家岭文化晚期特征；二期早段测年结果为2450-2200 BCE，流行壶形罐和非垫器葬，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二期晚段陶器面貌仍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垫器葬”与玉器出现；三期与四期的年代为2200-2140 BCE，“垫器葬”与广肩类陶器，属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四期的年代为2140-1900 BCE，可延续至更晚。由此可知，孙家岗墓地在演变过程中存在两个关键节点：一是二期早段到二期晚段，墓葬从墓地的南区逐渐向北扩散，“垫器葬”与葬玉习俗开始流行；二是二期晚段到三期，广肩类陶器流行，指示着从石家河文化向肖家屋脊文化的转变。
最后，赵亚锋老师对墓地中的最小墓葬集群单位进行探讨，认为墓地可确认的最小墓葬集群单位是墓群，可能代表着人群的某一级组织单元。
赵亚锋进行报告
浙西南好川文化墓地发掘的新材料与新认识——以显圣湾和岚山头遗址为例
New Materi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Haochuan Culture Cemeteries in Southwestern Zhejiang: Evidence from the Xianshengwan and Lanshangtou Sites
孟凡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丽水地区位于浙江西南部，长期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面貌较为模糊。1997年遂昌好川墓地的发掘首次揭示出大型史前墓地，并由此提出“好川文化”概念。2004年又在高等级墓葬区附近发现平民墓地，显示当时社会已出现明显分化。自2021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先秦时期遗址近1000处，其中好川文化遗址近300处，瓯江上游应为其核心分布区。
显圣湾遗址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新发现之一。遗址面积约13万平方米，2022—2025年共发掘约1000平方米。西北坡发现5座规模较小、随葬品较少的墓葬，年代约为距今4900—4500年；北岗发现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高等级墓葬及好川文化末期墓葬；南岗则发现59座高等级墓葬，随葬品总数超过900件。墓葬内部普遍存在明确的空间分区，日用器、宴饮礼器和玉石器常被有意识地区隔放置，表明高等级墓葬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葬仪秩序。
岚山头遗址进一步补充了好川文化早期材料。山顶发现7座墓葬，其中一类明显受到良渚文化影响，出土双鼻壶、石钺、玉管和有段石锛等器物；另一类以陶器为主，体现出较强的本土丧葬传统。根据器物类型、墓葬叠压关系及测年结果，其年代主要集中于距今4800年前后，早于传统认识中的好川墓地年代上限。
庆元小熊山遗址则提供了好川文化中晚期聚落与墓地材料。遗址发现墓葬30座、灰坑81个、房址22座。大型墓集中于岗顶中心，墓圹规模较大，常见棺椁葬具，随葬品以陶豆、陶鼎等为主，并伴随玉石器；小型墓则多位于山坡边缘，墓圹和随葬品规模明显较小。这种空间布局和墓葬差异进一步显示，好川文化社会内部已经形成较稳定的等级分化。
新材料也推动了对好川文化年代框架的重新认识。岚山头及显圣湾西北坡墓葬表明，其年代上限可提前至距今约5000—4800年；显圣湾末期墓葬中已经出现向肩头弄文化过渡的因素，其下限可能延续至距今4100—4000年。综合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可将好川文化大体划分为初期、早期、晚期和末期四个阶段：初期受良渚文化影响最强，早期呈现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并存，晚期本土特色占据主导，末期则在墓葬规模、葬俗和器物组合上发生明显变化。
从墓地布局看，好川、显圣湾、小熊山等墓地均表现出“岗顶—坡下”的二分结构。高等级墓葬集中于岗顶或中轴等优势位置，低等级墓葬多分布于坡地和边缘区域，两者在墓圹面积、葬具使用、随葬品数量及珍稀资源占有方面差异明显。大型墓面积可超过20平方米，并常见棺、椁等葬具，而小型墓一般规模较小、随葬品较少。
好川文化随葬品可大体区分为日用器群与宴饮礼仪器群。日用器广泛存在于不同等级墓葬中，而宴饮器和玉石器主要集中于高等级墓葬。至好川文化晚期，大型墓葬中大量重复随葬同类器物并投入玉器、石钺、绿松石等稀有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冗余”特征，其目的已不只是满足丧葬需要，而更可能在于展示身份和强化等级差异。
总体来看，近年来浙西南地区的新发现不仅将好川文化的年代扩展至距今约5000—4000年，也使其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清晰。墓地位置、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数量以及珍稀资源占有等多方面证据均表明，至好川文化晚期，区域社会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分层，高等级人群通过占据优势空间、投入更多劳动和资源以及强化礼仪活动等方式，不断彰显其身份与地位。
孟凡宁进行报告
火葬、文化变迁与人群：老虎墩上层墓地的考古学观察
Crem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Population: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Upper-Layer Cemetery at Laohudun
崔涛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老虎墩遗址位处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老虎墩上层墓地位于人工土台之上，现存面积4200平方米，发现墓葬共230余座，年代为距今4600-3800年，可分为上层一期（山背文化，距今4600-4200年）和上层二期（老虎墩第三期遗存，距今4200-3800年）两个阶段。老虎墩上层遗存是由土台、墓葬、器物坑、红烧土堆积与陶片堆积层共同构成的一处火葬墓墓地，墓地中存在功能区分，是一种特殊的微观聚落形态。
墓地中均为长方形小坑墓，不见棺木痕迹，墓底铺设灰烬层，部分可见火烤墓壁。灰烬层内含骨渣，通过检测可知其受热温度在700℃-1000℃之间，且为墓外火化。在灰烬层中也浮选出大量水稻穗轴，推测为烧稻草暖坑习俗，仅在上层一期流行。墓地自上层一期起，开始流行墓外毁器放入墓中，以及随葬残器的习俗；到了上层二期，墓中的完整器增多，残器葬现象仍然存在；上层二期最晚阶段，毁器葬与残器葬不再流行，多随葬完整器。由此可对丧葬过程进行复原：前期先堆筑土台以营建墓地，随后再于土台上挖长方形小墓坑、烧稻草暖坑、墓外火化放入墓中、坑外毁器后随葬、掩埋。
土台间布设红烧土堆积，面积较大，在堆积内发现了骨渣，推测可能是进行火化的地点。红烧土下还发现了器物坑。
老虎墩上层墓地以一期墓葬为主，随葬陶器多为小型的壶，器盖与壶身并不匹配，出现了明器化的趋势，也会随葬残损的体型较大的壶。二期开始流行捏流壶、豆、圈足盘等；二期晚段出现了凹底罐。综合对器物的整理与排队，老虎墩上层一期与二期的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一期属于山背文化，二期属于老虎墩三期遗存。但核心的丧葬习俗，如土台墓地、小坑墓、毁器残器随葬、火葬等一直从一期延续到了二期，表明生活在遗址中的人群并未发生根本更替，一期至二期墓葬数量的骤减，可理解为聚落形态的变迁。老虎墩上层文化可能受到了同一区域内年代更早的郑家坳类型的影响。
最后，崔涛老师提出了仍需解决的问题：火葬的具体形式是焚尸还是烧骨；烧骨的地点在何处，是否就指向了土台间的红烧土堆积；区域人口活动强度变化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
崔涛进行报告
岩山寨遗址二次葬葬俗及埋葬过程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econdary Burial Practices and Interment Processes at the Yanshanzhai Site
景雅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石峡遗址，首次在华南二次葬中区分出迁葬与重新放入的两套随葬品，并将其命名为“石峡文化”（距今4800-4200年），但受限于当时技术，年代及葬具、二次葬辨识等问题尚未厘清。围绕岩山寨遗址的墓葬新材料，报告对石峡文化二次葬葬俗与埋葬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岩山寨遗址位于清远英德青塘镇，地处石峡遗址以南约60公里的青塘河流域上游，地貌与石峡相似，该遗址的发现为重启石峡文化研究提供了契机。其中，岩背地点是遗址中一处集中的石峡文化墓地，是本次讨论重点。
岩背墓地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玉、石、陶三类器物，陶器有明器化的特点，玉器中玉钺、玉环组合常见。墓地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少见打破关系，可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墓葬数量较少，排列分散无规律。南区墓葬数量多，又由东南、北、西南、西等若干分组构成，其中东南组以随葬玉器的高等级墓为主。南北两区之间的红烧土遗迹可能与墓祭活动有关。这种严整规划有别于石峡遗址高等级墓分布分散、无规律的特点。
岩背墓地的测年数据为距今5000-3800年，是一处贯穿石峡文化早晚期延续使用的公共墓地，随葬玉礼器的高等级墓年代集中在距今4800年前后。墓地埋葬顺序可分五期：一期墓葬零散分布于南区中西部；二期分布扩大并集中于东南部，为墓地鼎盛阶段；三期墓葬较少且常被灰坑打破；四、五期墓葬向北、西扩散，形成南北两区格局，晚期还出现半地穴建筑与袋状坑，墓地性质可能发生变化。根据规模与随葬品可将墓葬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其中M16随葬品逾140件，出土良渚式玉钺，反映与长江流域的远距离交流。高等级墓中发现木质葬具，据此可将随葬品分为墓底碎陶片、葬具下碎陶片、葬具内外随葬品三套，分别对应迁葬碎器与二次重新放入完整器等不同情境。
烧壁与积碳是石峡文化葬俗核心要素，但二者在位置、厚度上并无固定对应关系；土壤微形态分析表明烧壁为原址烘烤形成，积碳层则含有搬运而来的杂土、陶片等，二者在程序上并无直接联系，烧壁属整饬墓坑环节，积碳层属下葬环节。但积碳的优先级先于烧壁，与石峡一致的是，墓葬仅烘烤墓壁，不见墓底有烘烤的迹象，不同于赣江上游同期文化遗存。
二次葬人骨多见于中高等级墓，常呈豆腐渣状粉化堆积，推测捡骨前经历焚烧环节。二次葬埋藏顺序为：挖坑、烘烤墓圹、清灰处理墓底、趁墓壁余温铺垫积碳及一次葬器物、放入捡骨人骨及葬具、放入二次葬器物、最后填土，该流程在高等级墓中执行严格，低等级及晚期墓葬则不固定。
综上，岩背墓地是石峡遗址发现50年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石峡文化墓地，距今约4500年前后葬俗与文化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可能受粤东、珠三角土著文化影响。岩背墓地与石峡遗址在丧葬习俗上既有共性也各具特征，两地可能不存在从属关系，反映出石峡文化内部葬俗尚未形成统一制度。
景雅琴进行报告
下半场讨论
与会学者首先对岩山寨遗址的二次葬人骨进行了讨论。景雅琴老师提出，受限于保存状况，目前在一次葬墓中只发现了一些肢骨，一二次葬主要通过随葬品组合进行区分：一次葬墓中仅存在一套完好的随葬品，而二次葬中则存在一套破损严重、一套完好的陶器共两套。秦岭老师补充，经过检测，墓中人骨的受热温度在700℃以上，并且骨头受热非常均匀，通过人骨表面遗痕推测应是在皮肉未腐烂时直接进行火化的。
关于老虎墩遗址土台堆积与随葬器物摆放的问题，崔涛老师回答道，遗址中土台的堆筑与使用时间是不同的，土台堆积是一个漫长的延续性的人类行为活动。小坑墓尺寸较小，无法在墓中放置葬具，因此只能在暖坑行为结束、墓地堆积了灰烬层后，再放置骨殖骨渣，然后再于其上摆放随葬品。随即进一步解释了遗址中人群延续性的问题，山地聚落的人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对外来文化因素也保持开放态度，如土台墓地的观念应该就来自于良渚文化。老虎墩上层一期与二期文化面貌的突变，也可能是受到了长江中游文化变迁的影响，导致聚落结构发生了改变。
下半场讨论
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