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秦汉时期考古研究，从研究生阶段持续到今天。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出现的两个统一王朝，秦汉时期是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所奠定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对于之后的历代王朝和政体都产生深远影响，还留下了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大概正因为这份开篇的厚重，秦汉受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

我们通常所说的秦汉文明，除了通过传世文献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之外，还有格外丰富的实物遗存，如都城、帝陵、地方城邑以及数不胜数的中小型墓葬，这些广义上的无字之书（部分秦汉遗物带有文字，如简牍、帛书、镇墓瓶、刻铭铜器等）内涵复杂，包罗万象，需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发现和释读，才能真正理解并让它们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那么，如何才能学好、做好秦汉考古？首先，自然是通过在校的学习来构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知识框架。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关于秦汉历史背景、文化特点以及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的学习，都属此类。除了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更要翻阅大量的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考虑到秦汉墓葬数量之巨，以及近年考古报告编写理念从年代序列研究到资料呈现的变化，这个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

考古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遗存，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考古报告、研究论文与真实的物质之间毕竟还有距离，所以如果只停留在上述阶段，仍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恐怕也难以将研究做得深入。在这方面我十分幸运，得到了珍贵的实践机会。

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和导师杨哲峰教授商议，确定将关中地区的东汉墓纳入研究，而且占相当大比重。尽管在此之前已有三大册的《西安东汉墓》报告和数十篇考古简报可资参考，但本着实践出真知的想法，我还是希望获得接触实物资料的机会。所幸，我得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和马永嬴二位先生的无私帮助，得以参与一批未曾公布的东汉墓资料的整理研究。由此，在随后的几年当中，我都致力于这项工作。

第一次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的文物库房，我看到了十余座摆满了出土文物的架子——我要处理的主要对象便是它们。从查阅原始发掘记录开始，我逐步进入这批汉代阳陵邑居民的身后世界当中，通过那些看似并不起眼的陶器，窥测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区的文化风貌以及面对死亡的普遍态度。

大多数考古工作既没有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刺激，也缺乏文物鉴赏家们的雅兴，更多的则是需要你坐得住、耐得烦。某个暑假，我在闷热的照相室中给每件文物拍摄合乎要求的“标准照”，反复的搬运、摆放，不仅要确保文物安全，还要对付前赴后继的蚊子。另外，在整理期间还需要时不时对碎片状的陶器进行清洗、拼对、粘接，让它们重新“支棱起来”。看上去，这些事情又脏又累还很耗时，而且不能直接转化为学术成果。然而功不唐捐，看似琐碎的工作，实际上都是难得的认识文物的机会。有一次，我对一种常见的陶器几何纹饰产生兴趣，苦思冥想它们究竟如何加工而成，遍询其他工人也无所获。最后只得捧起它们反复摩挲、观察，最终从细节处找到突破口，茅塞顿开，确定了这类纹饰并非如传统认识那样用篦子类的工具划出，而是用专门的滚筒工具滚压制成，并且用实验复原来加以证明。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零距离触摸实物的机会，我是无论如何无法隔着博物馆的展柜玻璃而发现这些细微之处的，也就不会由制陶工艺入手开展更多的分析研究。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实践能够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迅速产生直观且真实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仿佛纽带一般将二者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对那个时代“有了感觉”。比如，当我从朱书镇墓瓶上逐字辨认出“生人上高台，死人深自埋”“千秋万岁，不得复来相妨”等语句，便瞬间感受到了当时人对于死后世界的畏惧以及对现世平安的推重，也不免将其拿来和今天的生死观念进行对比——纵然时隔两千年，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死亡总是让人望而却步，而生命也总是值得珍惜。从此再去看那些陪伴墓主人长眠的陶仓、陶井、陶灶乃至陶塑的家禽家畜，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除了整理出土文物，在那些年里我还参加了一些其他的发掘工作，比如在渭河畔的黄土阶地上配合基建发掘汉代墓葬。虽然那批墓也难逃“十墓九空”的厄运，几乎没剩下什么随葬品，但劫余的墓葬本体也有很多值得观察研究之处，比如可以结合现场的迹象还原墓室的开凿方式、墓砖的砌法，还可以在拆除墓砖的过程中迅速理解不同砌法的优劣。在其中一个已被几乎盗掘一空的墓室当中，我们经过仔细探寻竟然找到了一个隐藏的耳室，古人是否也为了防盗所以将它遮掩起来？这些小问题也颇具趣味。

工作之后，为了实习教学的需要，我开始了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的长期工作。这是一处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秦汉城址，东汉时期突然的废弃和黄沙的掩埋，使它成为了保存最好的秦汉城邑之一。虽然如此，废弃往往意味着遗忘，今天我们甚至不能准确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史书中记载过的某座城，是朐衍，还是龟兹或其他？再比如，两千年前的居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里扎根生存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水草丰美，还是同今天一样干旱多沙？如果我们有幸能将这些碎片重新找回来、拼起来，就有希望真正重现张家场古城的历史面貌，理解秦汉王朝边缘地带的运作模式。然而，无论倾颓的城墙还是遍地的砖瓦都无法直接给出确切的答案。所有的未知与疑惑，都要用手铲来探索和解答。

到今年，已经是张家场古城考古发掘的第四个年头，尽管发掘总面积和整个城址相比还很小，但是对重要遗迹的清理和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已经让我们了解了许多此前不清楚的历史信息，比如从堆叠的地层和建筑中，感受到汉朝居民们一次次重建家园的顽强；透过砖瓦建材与中原核心区域的高度相似性，看到大一统王朝“莫非王土”的力量之强。

傅斯年先生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只秦汉考古，整个考古学科的发展都与实践密不可分。走出书斋，走向文物库房，走向发掘现场，用实践触摸文明，这不仅是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也是这个学科的必然要求。

作者：李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