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秦汉时期考古研究,从研究生阶段持续到今天。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出现的两个统一王朝,秦汉时期是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所奠定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对于之后的历代王朝和政体都产生深远影响,还留下了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大概正因为这份开篇的厚重,秦汉受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
我们通常所说的秦汉文明,除了通过传世文献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之外,还有格外丰富的实物遗存,如都城、帝陵、地方城邑以及数不胜数的中小型墓葬,这些广义上的无字之书(部分秦汉遗物带有文字,如简牍、帛书、镇墓瓶、刻铭铜器等)内涵复杂,包罗万象,需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发现和释读,才能真正理解并让它们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那么,如何才能学好、做好秦汉考古?首先,自然是通过在校的学习来构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知识框架。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关于秦汉历史背景、文化特点以及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的学习,都属此类。除了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更要翻阅大量的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考虑到秦汉墓葬数量之巨,以及近年考古报告编写理念从年代序列研究到资料呈现的变化,这个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
考古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遗存,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考古报告、研究论文与真实的物质之间毕竟还有距离,所以如果只停留在上述阶段,仍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恐怕也难以将研究做得深入。在这方面我十分幸运,得到了珍贵的实践机会。
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和导师杨哲峰教授商议,确定将关中地区的东汉墓纳入研究,而且占相当大比重。尽管在此之前已有三大册的《西安东汉墓》报告和数十篇考古简报可资参考,但本着实践出真知的想法,我还是希望获得接触实物资料的机会。所幸,我得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和马永嬴二位先生的无私帮助,得以参与一批未曾公布的东汉墓资料的整理研究。由此,在随后的几年当中,我都致力于这项工作。
第一次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的文物库房,我看到了十余座摆满了出土文物的架子——我要处理的主要对象便是它们。从查阅原始发掘记录开始,我逐步进入这批汉代阳陵邑居民的身后世界当中,通过那些看似并不起眼的陶器,窥测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区的文化风貌以及面对死亡的普遍态度。
大多数考古工作既没有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刺激,也缺乏文物鉴赏家们的雅兴,更多的则是需要你坐得住、耐得烦。某个暑假,我在闷热的照相室中给每件文物拍摄合乎要求的“标准照”,反复的搬运、摆放,不仅要确保文物安全,还要对付前赴后继的蚊子。另外,在整理期间还需要时不时对碎片状的陶器进行清洗、拼对、粘接,让它们重新“支棱起来”。看上去,这些事情又脏又累还很耗时,而且不能直接转化为学术成果。然而功不唐捐,看似琐碎的工作,实际上都是难得的认识文物的机会。有一次,我对一种常见的陶器几何纹饰产生兴趣,苦思冥想它们究竟如何加工而成,遍询其他工人也无所获。最后只得捧起它们反复摩挲、观察,最终从细节处找到突破口,茅塞顿开,确定了这类纹饰并非如传统认识那样用篦子类的工具划出,而是用专门的滚筒工具滚压制成,并且用实验复原来加以证明。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零距离触摸实物的机会,我是无论如何无法隔着博物馆的展柜玻璃而发现这些细微之处的,也就不会由制陶工艺入手开展更多的分析研究。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实践能够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迅速产生直观且真实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仿佛纽带一般将二者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对那个时代“有了感觉”。比如,当我从朱书镇墓瓶上逐字辨认出“生人上高台,死人深自埋”“千秋万岁,不得复来相妨”等语句,便瞬间感受到了当时人对于死后世界的畏惧以及对现世平安的推重,也不免将其拿来和今天的生死观念进行对比——纵然时隔两千年,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死亡总是让人望而却步,而生命也总是值得珍惜。从此再去看那些陪伴墓主人长眠的陶仓、陶井、陶灶乃至陶塑的家禽家畜,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除了整理出土文物,在那些年里我还参加了一些其他的发掘工作,比如在渭河畔的黄土阶地上配合基建发掘汉代墓葬。虽然那批墓也难逃“十墓九空”的厄运,几乎没剩下什么随葬品,但劫余的墓葬本体也有很多值得观察研究之处,比如可以结合现场的迹象还原墓室的开凿方式、墓砖的砌法,还可以在拆除墓砖的过程中迅速理解不同砌法的优劣。在其中一个已被几乎盗掘一空的墓室当中,我们经过仔细探寻竟然找到了一个隐藏的耳室,古人是否也为了防盗所以将它遮掩起来?这些小问题也颇具趣味。
工作之后,为了实习教学的需要,我开始了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的长期工作。这是一处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秦汉城址,东汉时期突然的废弃和黄沙的掩埋,使它成为了保存最好的秦汉城邑之一。虽然如此,废弃往往意味着遗忘,今天我们甚至不能准确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史书中记载过的某座城,是朐衍,还是龟兹或其他?再比如,两千年前的居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里扎根生存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水草丰美,还是同今天一样干旱多沙?如果我们有幸能将这些碎片重新找回来、拼起来,就有希望真正重现张家场古城的历史面貌,理解秦汉王朝边缘地带的运作模式。然而,无论倾颓的城墙还是遍地的砖瓦都无法直接给出确切的答案。所有的未知与疑惑,都要用手铲来探索和解答。
到今年,已经是张家场古城考古发掘的第四个年头,尽管发掘总面积和整个城址相比还很小,但是对重要遗迹的清理和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已经让我们了解了许多此前不清楚的历史信息,比如从堆叠的地层和建筑中,感受到汉朝居民们一次次重建家园的顽强;透过砖瓦建材与中原核心区域的高度相似性,看到大一统王朝“莫非王土”的力量之强。
傅斯年先生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只秦汉考古,整个考古学科的发展都与实践密不可分。走出书斋,走向文物库房,走向发掘现场,用实践触摸文明,这不仅是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也是这个学科的必然要求。
作者:李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