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晚上，我接到严文明先生病危的消息，匆忙打车赶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刚到ICU病房门口，恰赶上先生的女儿迎面走出，做手势轻轻说了一句：“8点13分，走了”，然后径直奔向不远处的母亲。面对师母，突然间我一下子泪眼模糊，竟哽咽不能言语。尽管严先生已住院一个月了，但由于担心带去不必要的干扰，一直没能前往探望，一直期盼先生康复后再去问候。此时噩耗突然降临，如遭迎头痛击，悲伤难抑。稍晚，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目送先生被推走，想到与敬爱的老师从此永别，师生间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畅所欲言，内心顿时充满巨大悲痛，随后感到一片虚空。回到家里，很快在微信中见到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发出的讣告，还有满屏的考古界众多师友同仁的悼念。大半夜辗转无眠，先生的音容笑貌、过往的历史如电影画面般纷至沓来，心潮起伏，酿成一首小诗表达哀思：

暮色深沉罩晚灯，独立长廊送先生。

还祈他日轻问候，哪料今夜痛辞行。

春风化雨育桃李，潜心治学登顶峰。

夫子一朝乘鹤去，万千思念仰碧空。

严文明先生一生在北京大学执教，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考古治学，都有独到见解和成就，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堪称一代宗师。

严先生晚年，常以培育出众多学有所成的弟子而自豪。弟子问学，不止于课堂，也不止于学校。走出校门，到全国各地工作后，很多学生始终都与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家在北京的走动固然多些，外地学生来京，凡有时间者也必去先生家里探访。闲聊之中最多的还是考古话题，从田野工作到具体研究，问答之间，学生每次都会一如既往地获得教益。先生答疑解难，既深入浅出，又能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使人常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几十年来，得益于严文明先生教诲的晚辈后学众多，当然不限于及门弟子，先生也真正是考古界有教无类的“大儒”。

忆起上世纪9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专业课，包括四个方面的专题：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这四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要领域，而在每个方面严先生都卓有建树，在一些方面甚至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在这四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构成了严先生主要的学术贡献。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基础性课题。严文明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写出了有关仰韶文化分期与类型的经典论文，到80年代则做出了全面、系统性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仰韶文化的框架体系，是后人进一步研究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同样地，他在1981年发表的《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一文，澄清了史前考古中一个重要概念，从文化、经济、聚落、社会发展等方面定义了一个时代，并指出了诸多潜在的研究方向，在当时不仅有正本清源之功，而且也为以后有关龙山时代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

严文明先生的学术天赋与研究功力在聚落考古方面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同样在1981年发表的《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国内开创了由聚落考古到古代社会多方面复原的研究范式。改革开放初期，在与西方学术界交流尚少、“聚落考古”概念还没有在中国流行开来的时候，在国内史前考古主流方向还局限在文化谱系方面的时候，严先生就已经做出了经典的聚落与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创性的贡献，而且作为经典模式直接影响到后来者的研究路径，至今也毫不过时。此后他又接连写出数篇有关仰韶文化聚落形态、墓地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论文。这些成果放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典范，在国内则引领、推动了史前考古从“文化史”向“总体史”研究方向的转变。

自柴尔德提出“农业革命”这个命题以来，农业起源就一直是世界史前考古的最重要课题之一。严文明先生很早就关注到这个领域，特别是在稻作农业起源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重量级文章，此后不断追踪新的考古发现、发表新的研究成果，逐渐完善了有关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观点。如今严先生提出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他当之无愧是我国农业考古的领军者和推动者，也是老一辈学者中在此领域成就最大的。这方面的成就特别能体现严先生宽广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是严文明先生后半生着力最多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集大成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文章，在该领域同样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严先生对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探索独辟蹊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将中国文明的形成视作一个“文明化”的过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讲到夏商周，梳理、分析不同阶段的变化，而非拘泥于几个文明要素的出现；二是他还将中国文明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比较，从而提炼出中国文明独有的一些特点，用今天的眼光看实有“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他特别为人称道的观点是提出了有关中国文明的“重瓣花朵式向心结构”，从多元一体走向多元一统，被认为发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结构之美”。

严文明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讲台上下教书育人，田野中研究学问，斗室里著书立说。先生为人治学皆求真务实，不事虚夸，中庸平和，从容大度；同时他凡事皆有独立见解，从不盲从、从不跟风。惟其如此，先生才能独树一帜、高屋建瓴，创建宏阔的学术体系，引领、推动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成就大气磅礴的名山事业。严文明先生堪称一位伟大的史前学者。

在此以一幅挽联送别先生，愿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博学慎思明辨笃行，考古研史称泰山北斗；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教书育人表一代宗师。

（作者：戴向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