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的创建

——从几则旧资料说起

陈彦堂

河南省文物局

*本文原载于《青年考古学家》（第四辑），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今年是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创建四十周年。这是北大校园内特色最为突出鲜明、影响力最为强大持久的学生社团之一，也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以文物考古为主题的社团组织。和同窗一起创建这个协会，也成为我求学期间最值得记忆的学习实践活动之一。

日前整理旧物，清理出来了几则与协会创建有关的资料，其中有苏秉琦先生的题字与合影照片、侯仁之先生的亲笔信以及建立协会的计划书、恭请严文明先生出席成立大会的手写请柬等等。据此我又翻检旧时日记，重温当年在建会过程中向夏鼐、苏秉琦、宿白、侯仁之、严文明、吕遵谔几位先生请益，以及与樊力、刘本安、卫忠、曹音、赵永洪几位同窗一起切磋琢磨的情景，于是忍不住想把协会创建的几个主要情节客观地还原出来。

旧物和日记中涉及的前述几位先生均已驾鹤西游多年，严文明先生也在前不久归隐道山。而当年一起创建协会的同学当中，有的不幸英年早逝，有的早已负笈海外，其他人对这些细节则已逐渐淡忘了。因此再次看到这些物品的时候，除了几多感慨，还有一丝责任，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况且还保存有相关资料的似乎只有我一人，所以我不揣冒昧浅陋，略加梳理，草成文字，如实记录创会的过程，以纪念我们几个初生牛犊的莽撞与激情，以及校内外几位先生对文物爱好者协会创建的一些关爱和教诲，并祝文物爱好者协会四十岁生日快乐。

一、创建协会的计划书：学生们的谋划

我在故纸堆里扒出了一张薄纸，展开后看出这是一份写于1984年10月26日的创会计划书（图一），全文不足400字，其文曰：

关于筹建“文物协会”（暂定名）的计划

解放后的三十五年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辛勤的考古工作者为探索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考古事业在社会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常常不为人们所理解。即使在北大，考古系也常常受到冷遇。而更不幸的是，各种古代建筑及其遗址、各种文物惨遭破坏，其情景实令人心寒。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追其原因，主要是对我国八千年的古代文明不甚了解。

故此，为保护珍贵的古代文化遗迹、遗物，宣传文物法令，普及文物知识，提高考古事业的地位，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我们拟办文物协会。

本协会准备开展讲座、参观，在校内举办展览、组织讨论、出刊物等方式，激发广大同学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使北京大学的同学，不仅成为文物的热爱保护者，而且，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文物知识的宣传者、文物保护的持行者。像一粒粒种子，撒向全国各地。

并且，通过协会的活动，加强本系同学对专业的了解、热爱，激发刻苦学习的热情，从而使考古系在燕园中放出其特有的异彩。

图一 刘本安执笔的筹建“文物协会”计划书

这是一张薄得几乎透明的方格稿纸，其上是刘本安俊秀的钢笔字，所述的内容，是我们几个刚进大二的学生根据自己肤浅但深切的感受，代表全班同学向考古系、向全校甚至是向全社会发出的深沉呐喊。彼时，考古系甫从历史系独立出来一年有余，这是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考古系，很多事情尚属草创。全系只有考古一个专业，每年级只有一个班，且规模不大，学业上有不少课程还与历史系一起上，生活上甚至两个系的宿舍也还混编在一起。校内对考古系的认知度并不高，甚至有一种依附和从属的感觉，更不用说还时常被误解。这种被轻视甚至被歧视的现象不是北大考古专业所独有的，全国高校中其他考古专业的学子们也深有同感。但实际上当时考古专业的录取分数在文科中并不低，考古系甚至还有几位是省高考状元，这就更让刚入学的、满怀“以天下为己任”激情的我们感到了尴尬甚至愤懑。由是大而化之，我们把在学校里的窘况扩展到当时考古行业在全社会上的境遇去观察，又进一步激发出了振臂一呼的激情，想用我们的微薄之力和螳螂之臂，扭转校园内和社会上对考古行业的认知，从而“提高考古事业的地位”，也“使考古系在燕园中放出其特有的异彩”。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创建这个协会的出发点，既有改善校园内身份认同的个人诉求，也有为考古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尽心尽力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提出了通过考古来“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就今天所说的文旅融合吧）的超前设想。

据日记所记，1984年10月23日，我晚自习回到38楼宿舍后，同屋的刘本安叫上510的卫忠来到511找我，说想创办一个以文物考古为主体的学生社团。因为我已经加入当时在北大影响较大的学海社并担任副社长，对社团之类的事情比较熟悉，所以他俩想邀我一起干。我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三人就开始商议名称、活动内容、招人之类的细节。这是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的缘起。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按照最初的设想分别行动起来了。10月26日就有了初步的成果：社团的名称拟定为“文物协会”，经讨论后起草了“协会章程”和“计划书”，并由刘本安执笔定稿，同班的其他同学闻讯后也开始积极响应建社倡议。后来经与樊力、李刚、曹音、卫忠、赵永洪等同学一起讨论商议，大家建议把名称改为“文物学社”，以显得更正式一些——这是这个协会的第一次改名，是我们自愿的。

翌日，我们就开始张罗招收社员的事情。我起草了招人的海报，84级的学弟学妹们如袁虹等分别去北大三角地、学生食堂门口、大讲堂等人员聚散地张贴海报。海报张贴出去后，报名参加的同学一周之内达到150多人，分布在16个系，大多是83、84级的学生。这与我们最初的设想基本一致，所以还是挺兴奋的。

我突发奇想，提出来可不可以邀请一些留学生加入。这个想法得到同学的支持和团委领导的同意之后，我就去做一些留学生入社的工作。先是11月14日，日本留学生大岛诚二晚七点半来我们宿舍串门的时候，我就给他谈了拟创办文物协会的事情。大岛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并说会转达给其他熟悉的留学生。接下来，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早稻田大学副教授稻田俊一郎、商周考古高级进修生西江清高、中国近代史留学生藤中胜代、志贺和子等都先后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外国会员。留学生的加入，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和新的方法，还与我们班几位同学自发成立的外国考古学习小组相融合，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领域。所以，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国际视野的社团。

按照当时北大的管理要求，建立新的学生社团，须向校团委提交社团章程和创建计划书，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所以在确定要建会并拟好计划书后，我就和刘本安一起把创建文物协会的计划书递交北大团委的学习实践部。然后过几天我再去校团委，申请成立大会以及即将开展的社团活动的经费。11月23日，我又借着去北京铜厂搞学习实践联谊活动的机会，向应邀出席仪式的北大团委书记刘晓峰报告了有关情况尤其是邀请外国留学生入会的事情，刘书记听完我的汇报后当场就表示同意和支持了。这样，在程序和管理制度层面，成立协会所需的基本步骤都走完了。

二、顾问名单：先生们的教诲

我们自发建社的事情传到了宿白先生那里，据说他十分支持。于是11月16日下午，我和刘本安一起去宿先生家中，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和目前的进展。当时宿先生还住在朗润园湖后边的一幢公寓楼里，楼梯口和过道里都堆满了书，我们是小心穿过书墙才走进宿先生的书房的。坐下后，宿先生先是夸奖了我们有想法，然后表态说他会全力支持，并将指定一位老师来辅导帮助我们。我俩对宿先生的褒奖和鼓励喜不自胜，但是从话语中我们也感觉到，一是宿先生对办社团这类学生们的事情似乎并不太了解，二是他把筹办这个社团看作纯粹属于考古系师生们的事情了，与我们设想的作为覆盖所有专业的全校性社团的设想还是有出入的。聊着聊着到了饭点，我俩就起身告辞了。临走时宿先生要我们19日再来继续谈。

19日上午有课，下课后时间已晚，我和刘本安只好改在晚上去宿先生家。宿先生在家等我们，但他指定的辅导我们建社的葛英会老师晚上有事没来。我们就把这些天的工作情况以及我们的新想法给宿先生做了进一步的汇报。宿先生帮我们确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建议我们去找夏鼐和苏秉琦两位先生，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正是我们所企望的，得到宿先生的首肯后，我和刘本安都很兴奋。宿先生又和我俩闲聊了一些班里的情况，尽欢而散。

11月27日开始招人的那天，葛英会老师奉宿先生之命来到我们宿舍，指导我们拟定了应该聘请顾问的名单。根据我日记本所记，顾问名单如下：

校外5人

许德珩：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苏秉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大考古专业首任教研室主任

贾兰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刘子章：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校内8人

侯仁之：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

阴法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大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宗白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宿白：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

吕遵谔：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

夏超雄：北京大学考古系党支部书记

可见，这个顾问名单既体现了以考古为主题的创会宗旨，也体现了覆盖全校的大社团思路，所以既有考古界各研究方向的大师，也有文史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学术泰斗，可谓一时之选。名单确定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分别去拜访诸位先生，当面聘请。最终，除我11日下午去圆明园学会拜访许德珩先生未果、刘本安被夏鼐先生拒绝外，名单上的其他诸位先生都答应做我们的协会顾问。

我与刘本安一起于11月22日上午去考古所拜会夏、苏二位先生。但很不巧的是，夏鼐先生当天要接待外宾，苏秉琦先生尚在杭州出差。我俩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身去了国家文物局碰运气。接待我俩的是文物处处长黄景略，他答应向局长转达聘请其担任顾问的邀请，但其他事情则未正面回应。从国家文物局出来后，我俩又直奔北京市文物局，刘子章局长很热情地答应出任我们的顾问，让我和刘本安总算有了一点成就感。

11月23日，刘本安在学校用公用电话给夏鼐先生打电话，请他出任“文物学社”的顾问并出席成立大会。夏先生拒绝并严肃说道“我搞了一辈子考古，从未听说过什么文物学”“你想明白后再说”！夏先生的严厉态度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相当于正在兴头上的我们被打了一记闷棍，好几天没有缓过神儿来。延宕至12月12日，我和樊力一起再去考古所登门拜见夏先生，不巧夏先生又不在，我斗胆给夏先生写了一张字条（现在想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极力邀请他出席我们的成立大会，然后我俩转身就去找苏秉琦先生。次日，我们并不甘心，刘本安和卫忠又去考古所拜访夏鼐先生，这次终于等到夏先生在办公室。当时夏先生的办公室是个里外套间，秘书在外间接待的刘本安和卫忠，夏先生在里间，既没出来也没让他俩进去，但隔着墙不假辞色地再次明确拒绝了，相当于又让我们吃了一个很大的闭门羹。这件事让全班同学以及部分其他院系的社员都很受打击，也因此对夏先生有一点怨言。

夏鼐先生的态度迅速在考古系引起震荡并发酵。12月5日商周考古课考试，考试前我在考场门口碰见了上班的宿先生，宿先生叫着我说：“不行，（文物学社）必须改名。”考试结束我又遇见了严文明先生，严先生认真地给我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说这个名称实际上“关系到考古系办学方向”的大问题，他愿意找时间和大家详细谈一谈。至于经费问题，严先生说考古系里没有这笔预算，但可以在系里的老师中进行募捐，他可以首先捐出20元。

在筹建之初，协会的名称似乎没有被大家关注到，所以也没有成为问题，只记得宿先生在他家里曾表示了一下异议，但也没有再坚持，其他老师则未曾对此表达过意见。夏鼐先生的态度，一下子把考古系的老师惊醒了。于是，从“文物协会”到“文物学社”，再到“文物爱好者协会”，我们的协会又迎来了第二次改名——只是这一次是不得已的。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秉琦先生。由于系里的老师们都尊称苏先生为苏公，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有样学样地跟着老师叫。12月12日一大早，我和樊力一起赶到考古所，并顺利在办公室见到了苏公。我们向他报告拟创建协会并恭请他出席成立大会的想法。苏公非常热情，亲自拿起两个白瓷杯给我俩泡上他的茉莉花茶。他对我们创办协会的事情大加赞赏而且非常关心，问了很多问题，并对我俩的回答很满意，尤其对我们期望通过协会这个平台在北大乃至在社会上扩大考古的影响力、宣传文物保护知识的想法非常赞赏。至于出席成立大会，苏公面露难色，说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行动有些不便，又是晚上，所以不打算去了。我俩一听就急了，再三请求他，最终苏公还是答应下来了，我和樊力都长出了一口气，喜笑颜开。然后苏公又给我俩聊了很多过往的事情——也许是当时的心思都集中到协会的事上了，所以那天苏公天马行空般对我俩都说了些什么，我全然没放在心上，日记中也语焉不详，现在更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年少无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夏鼐先生发火的原因，本质上是因为他对“文物学”的根本否定，而我们拟创建的新社团居然就以“文物学”为名称，这自然是拂了先生的逆鳞。实际上，夏先生明确指出，“文物本身不能自成一个学科，自成体系的文物学是没有的”，因为“文物不限于古代的范围，还包括近代和现代的字画、善本和革命文物”，而这一部分内容和考古是无关的，“至于研究古代文物的古器物学，那只是考古学的一部分”。此外，在对全国考古工作者的讲话中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所撰写的超长词条《考古学》等文章中，夏先生都竭力廓清考古学与文物研究的区别，他甚至对一些文章也要做出是否具有考古学属性的判定，可以说是竭力捍卫田野考古学的纯洁性。这样我也就理解了严文明先生所说的“关系到办学方向”之语并非危言耸听，也许以他为代表的先生们比我们还要更担心被夏鼐先生误解。但刚入考古系一年有余的我们自然是懵懂无知的，哪里会预料到自以为高大上的“文物学社”名称直接触发了夏鼐先生的怒火，以至于被训斥和避而不见。这也再次用实例验证了夏鼐先生对“文物学”一词的排斥态度。

苏秉琦先生自1952年北大考古专业创建之始就担任并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先生在北大的教学生涯直到1994年八十五岁大寿时才算真正结束，长达数十年之久，因此“他特别看重高校的考古教育和人才培养”，他对北大考古专业的感情之深是不言自明的。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苏公述而不著，他的信条是“成就了学生，就是成就了自己”，所以他说“我的学生分布各地，这才是最大的文章”。即便是他的学生们批判他的学说“见物不见人”，他也从不记仇，而是说受到了学生们的启发并促进了思考和研究。他的学生严文明先生后来回忆说：“对于学生的批评，苏先生总是非常宽厚地对待。”晚年的苏公总结道：“如果善心待学生，的确有善报……这些学生们在实践里的思考和疑问，给了我营养，我们一起琢磨。所以，我是吸收、汇总了大家的认识，而形成的思路、观点和文章。”所以，他对学生尤其是新学生是充满关爱之情的，“每每看着那些入校不久的年轻稚嫩的学生，就会联想到自己入大学时的情景，说他们才是未来和希望”。

除学术理念的差异外，个人情感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夏、苏两位泰斗对创建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的不同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题字、贺信与请柬：成立大会始末

在正式确定了“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的名称以及确认了学术顾问的名单之后，我和刘本安、樊力等同学根据可以出席成立大会的几位先生的时间，最终确定于1984年12月14日晚在大讲堂举行成立大会。

此前，我和刘本安专程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租下拟在大讲堂放映的电影，印象中是很应景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马王堆汉墓》纪录片。考古系允诺承担影片租金，校团委承诺承担大讲堂租金。议程是先举行成立大会，请苏秉琦先生讲话，然后免费请全体会员和所有感兴趣的师生看电影。

赵永洪和樊力两人租了一辆上海牌轿车把苏公接到北大。其他的顾问们由大家分别拿着刘本安手写的请柬送达府上当面邀请，我手边还保存有给严文明先生的请柬（图二），上写着：

严文明先生：

兹定于1984年12月14日晚7时在本校大讲堂举行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大会，敬请光临指导。

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筹备组
十二月十三日

图二 恭请严文明先生出席成立大会的请柬

令我们感到遗憾和沮丧的是，当晚出席成立大会的只有苏公和考古系党支部书记夏超雄老师。原来答应前来的侯仁之先生和贾兰坡先生临时有事弗可分身，但分别给我和刘本安写了贺信，殷殷切切。其他先生则未有音讯，我们不得不紧急调整原来的议程。由曹音同学主持，夏超雄老师代表考古系致贺词，最后由苏公讲话（图三）。

图三 苏秉琦先生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稿复印件（苏先生自存）

苏公非常重视今晚的活动，换了他的标准正装灰色中山装，在台上洋洋洒洒讲了很长时间。后来，严文明先生对这个讲话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和评价，他说：“他在讲话中，不仅表示祝贺，还提出殷切希望。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正在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要注意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同时要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这个讲话道出了考古学科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苏公在讲话中对我和樊力进行了表扬和鼓励，他说：“新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已进入阵地了。前天（12日）找我来谈的两位同学——陈彦堂、樊力，二年级，18、20岁，可以做为这一代人的代表。”同时，苏公更对协会的成立给予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他说：“我们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文物爱好者协会’。设想就充分说明了这些。它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同学们为这个良好的开端立了功。新生事物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敬祝它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篇讲话后来正式发表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名字被误印为“陈彦”，直到《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出版时才改订过来。

成立仪式结束后，我们在贵宾室里和苏公进行了座谈，我把稻田俊一郎和西江清高两位日本留学生引荐给了苏公，西江很兴奋，飞快回宿舍取来了相机，拍下了我们和苏公的合影。那晚苏公兴致很高，谈锋甚健，以至于夜色已晚，在外等候的出租车司机说再拖下去他就不等了，我们才不得不恭送苏公回家。

比较奇怪的是吕遵谔先生。13日我去他家送请柬并请他帮助解决租车的费用（吕先生是考古系分管财务的副主任），吕先生表示不会出席，我只好怏怏而退。但大会开始后，有同学发现吕先生悄悄来到会场了。事后多年我宁愿相信，也许是吕先生一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不想出席，另一方面又关心我们，生怕现场出啥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放心不下暗自前来坐镇。

邀请苏公那天，我曾去文物出版社买了一本刚出版不久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成立大会苏公讲话之后与我们座谈时，我趁机拿出来请苏公签字。苏公非常高兴地在论文集的扉页上题写了“陈彦堂同学 苏秉琦 1984年12月14日 北京”。这是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苏先生在自己文集上的亲笔题字，所以对于协会和我个人而言都非常具有纪念意义。会后，我给这本文集包上书皮，连同购书发票一起珍藏至今。其他同学知道后也提出了同样要求，所以19日我和刘本安一起又去文物出版社为其他同学代购了论文集并再次请苏秉琦先生题字。书分别交给了委托的同学，但购书发票我保留至今。让我俩感慨的是，再次去找苏公签字那天，老先生热情如故，并为自己没能给我们班的同学们送书，还让同学们自己掏钱购买表示歉意。

图四 苏秉琦先生为陈彦堂在《选集》扉页题字

苏公的鼎力支持成就了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的顺利成立，而其讲话以及讲话的发表又进一步扩大了协会在校内外和行业中的影响力，可以说助力我们初步实现了创会计划书里“使北京大学的同学，不仅成为文物的热爱保护者……像一粒粒种子，撒向全国各地”以及“通过协会的活动，加强本系同学对专业的了解、热爱，激发刻苦学习的热情，从而使考古系在燕园中放出其特有的异彩”的最初设想。此后不久，其他一些设有考古专业的兄弟院校也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并与我们联系希望建立校际合作关系。

另一位让我们感动的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侯仁之教授。侯先生住在燕南园的一栋小楼里，与冯友兰先生、王力先生比邻而居（那些年燕南园星光熠熠，大师云集，而且南北两个门都是开放的，师生都可以随便出入，我们从宿舍楼去图书馆和文史楼都是从燕南园穿过的，所以时常会不期而遇一个个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师，我就曾与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在园中的林荫小道上邂逅）。按照分工，我和中文系84级新生卢新宁同学一起去给侯仁之先生呈送请柬。那天，侯先生坐在一楼客厅的藤椅上，腿上盖着一条绿色的毛毯。他听完我的简单介绍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和卢新宁也为顺利完成任务而非常高兴。

但在会议开始之前，侯先生最终无法参会，他特意写了一封贺信，托人送到了我的宿舍。信中说：

彦堂同学：

临时有事，今晚不能前往参加您们的大会，实在抱歉。我只能借此机会，请您代为转达如下的一点意见：

殷切希望北京文物爱好者协会的成立，能把我校热爱祖国文物的同学们团结起来，为首都的文物保护工作和为进一步发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作出应有的贡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协会的同志们如果首先能把散见于我校校园以内的一些文物进行调查整理和研究，甚至在必要时还须进行一些考古发掘，然后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调查研究的成果，向全校的师生广为宣传介绍，这也应该是极为有益于校园文明建设的一件事，请予考虑。

侯仁之
1984年12月14日

图五 侯仁之先生在成立大会当天给协会的贺信

信中，侯先生把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的名称误称为“北京文物爱好者协会”，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我们的真诚关心和谆谆教诲。侯先生对我们的褒奖鼓励言犹在耳，尤其是关于着手调查北大校园内的文物资料的建议，今天看起来实在是远见卓识。因为此后不久，北大校园内环绕未名湖的历史建筑群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也许是因为侯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对原属燕京大学的旧物有着特殊的感情，更可能是侯先生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精研使他意识到了北大校园内历史文物的价值，所以他早在当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对校园文物的调查整理乃至考古发掘，这是迄今为止对校园文物保护的最早也是最有分量的呼吁。除北大外，清华、武大、中山以及河南大学等一批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园内的历史建筑也先后被列入国保单位，我们不敢妄加推测是否有侯先生的影响，但至少可以验证侯先生学术判断的高屋建瓴。

实际上，协会成立之后，我就反复阅读侯先生的来信。12月17日，也就是协会成立的三天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

侯仁之先生建议调查整理北大校园内的文物，甚至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工作，必须马上着手搜集资料，去实践这一工作。

12月30日，我再读这封信时深有感触，在日记中写道：

今年寒假我不想回家了，我想按照侯仁之先生的意见将北大的文物整理成一份材料。

临近放寒假时，我把寒假期间文物爱好者协会可以做的事情罗列了一个表，日记中是这样记的：

寒假工作

1.将寒假不回家的同学做一统计

2.将参加学习实践活动的同学做一统计

3.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和文物鉴赏知识

4.配合圆明园学会的圆明园修复工作

5.“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

6.整理北大校内的文物材料

可见，侯先生对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的殷切期望在我们心中还是具有很重的分量的。

但是很遗憾，我们到底还是辜负了侯仁之先生的期望，因为对北大校园内文物资料的调查和整理始终未能有效开展。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我所罗列的6项工作中，我们既开展了在校园内宣传文物知识、提高师生文物保护意识的相关活动，又进行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募捐，还多次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圆明园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此外，协会会员、我班同学夏阳（夏朗云）还于1986年暑假独自一人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在北大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物爱好者协会在北大校园内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名声日渐鹊起。

四、感念

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的成立，实际是我们几人以初生牛犊的气势和心态，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做了我们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留下了值得回忆的篇章。正如计划书那页纸一样，虽然薄得透明，却承载了我们大学生活和青葱岁月的厚重，所以我们用激情让文字力透纸背。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磨炼了自己，提升了沟通能力，而且通过具体的事例，加深了对考古学学科体系的认知，加深了对前辈师尊们学术观点的理解，为日后走出校门、走向田野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物爱好者协会的创建，不仅是我们几人的青春萌动，更是我们成为正式考古人之前的一次精神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