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四川成都召开，项目参与方汇报了蜀道考古调查阶段性成果。5月28日，“考古中国”蜀道考古项目组发布了《考古中国 | 蜀道考古调查取得阶段性成果》，总结了2024年3月项目启动一年来的工作进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3年秋在陕西周原与川、陕、甘、渝四省市文物考古院所一起编写了《考古中国:蜀道工作计划书》，制定了蜀道考古调研的技术规范。项目获批后，作为项目学术顾问单位和课题承担单位，我院师生先后参与了在四川广元和陕西汉中举办的蜀道考古调查培训班的教学工作。现在我院正按计划书的任务分工进行蜀道褒斜道重点路段的精细测绘工作，并即将与我校城市与环境学院一起开展蜀道多学科研究课题--″蜀道沿线环境及景观考古研究″。

（下文由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组供稿，转载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工作概况

蜀道是我国保存相对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国家路网遗存。它们连接了古代的中原和西南，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蜀道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早，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伴随着蜀道申遗工作的推动和文化线路概念的应用，蜀道作为线性遗产的典型代表，又开始逐步扩宽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同时，蜀道沿线的文博单位也同期开展过多次田野调查，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蜀道线路总图

但蜀道的研究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多学科合作程度不足，不同学科体系缺乏交融，使蜀道研究在宏观路线与微观遗产之间出现了系统性偏差；二是线路研究不均衡，陕西多，四川少，金牛道多，其它道路少；三是考古材料运用少，没有发挥出考古学在判断道路遗存年代上的学科优势；四是唐宋以后研究少，实际上在宋元明清时期，蜀道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现存的蜀道遗存也多以明清为主；五是地理环境研究不足，缺乏对地理背景、自然环境的深入分析；六是实地考察不足，造成了蜀道调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十分有限。

针对以上问题，川、陕、甘、渝四省市考古科研机构和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协同联动，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实施了蜀道考古研究项目。该项目自2024年3月启动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对蜀道全线展开系统性调查与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完了对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陈仓道、褒斜道、祁山道共六条干线的调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考古成果。

工作方法

在此次的调查工作主要使用考古学的调查方法，我们在不破坏道路原貌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断面，深入剖析道路的铺砌方式、排水沟与边坡的设置特点、垫土的铺设层次等内容。另外，通过考古勘探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在关键节点区域找到更多埋藏在地下的文物遗存。

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除了常规的考古学调查方法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对既往研究成果的梳理，需要结合古代志书与近现代研究，对照文字与图片，确定关键节点位置，以现存的道路和文物遗存为锚点，设计实地调查的路线。

在道路本体保存较差的平原地区，此次的工作中还采用了社会学调查的方法，通过对居住在古道沿线的老人进行访谈，利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记录还留存在今人记忆中的古道。同时，在此次调查过程中，除了使用无人机、RTK等这些传统工具设备外，还使用了智能手持终端系统来采集信息，尝试将一些数字技术在蜀道的考古实践中进行应用。

重要收获

1.此次的考古调查工作聚焦狭义的蜀道概念，以历史走向相对明确的南北向道路作为主线，系统调查了蜀道遗存信息，现阶段已全面查清了6条蜀道主线的调查里程，以及保存较好路段的长度与宽度，沿线文物点的分布情况等“蜀道家底”，形成了目前最为准确的“蜀道数据”。

金牛道

米仓道

荔枝道

陈仓道

褒斜道

祁山道

2.此次考古调查中，新发现了形制多样的碥道、栈道孔、桥梁等道路本体遗存，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路段碥道形态与桥梁类型的对比研究，充分认识到了道路建造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创新性，充分体现了蜀道建设者们因地制宜、巧夺天工的创造性技艺特征。

双龙崖栈道

朱儿坝栈道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通过考古勘探的方式在很多路段中都发现并确认了已被埋在土层下的石板路面，通过对地层断面的解剖发现了多个时期道路叠压的现象等等。调查结果表明，金牛道上的碥道保存状况最好，米仓道上的桥梁类型最丰富，荔枝道上的新发现路段最多。

绵阳仙海凤凰山古道

重庆市万州区花岩古道

3.此次考古调查中，在蜀道沿线新发现了大量的遗址、墓葬、碑刻等文物遗存，实证了蜀道从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区域通道到还是秦汉大一统以后的国家道路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蜀道作为古代国家西南交通大动脉的开创性和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延续性特征。

剑阁环梁子摩崖石刻

佛爷崖摩崖佛造像

陈仓道上的凤县梁鹿坪遗址中新发现了出土高领袋足鬲的竖穴土坑墓葬，这种典型先周文化遗存是首次在关中平原以南地区出现，进一步拓展了先周文化的分布范围，同时也为探寻最早的“周道”提供了新的方向；金牛道上新发现的利州区三堆遗址、井田村遗址隔白龙江相望，总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这也是目前广元地区现存面积最大的十二桥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为探索先秦时期金牛道的历史走向提供了新的证据；米仓道上新发现的龙王堑石刻包含了自唐、南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的8通文字题刻，从唐宋时期关于建桥修路的记载，到元代皇庆二年题刻，再到明代一系列涉及禁止早婚、禁止酗酒、悬赏缉捕盗匪的官方谕令，以及清代关于祈雨设立养生塘的记载，充分见证了米仓道绵延千年的历史进程；祁山道上发现了很多关于修路建桥的碑刻题记，有民间自发筹资修建，也有官员个人捐款修筑，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我国历史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龙王堑题刻

北宋《新修白水路记》摩崖

4.此次考古调查中，在蜀道沿线新发现的多处建置城市遗址及相关遗存，除为早期蜀道的选线提供了重要线索外，更实证了蜀道在统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蜀道以国家道路串联区域城市，无论是金牛道旁发现的汉晋新都城，还是荔枝道上新发现了垫江县桂溪县城、开州县坝遗址等唐宋时期城址，这些建置城市都不是孤单的个体，我们在陈仓道的凤州古城周边就发现了成体系的烽燧设施，它们与城市遗址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城防体系，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区域中心。

重庆市垫江县桂溪县城遗址

凤州城

在不同的建置城市之间，通过关隘、驿铺等设施保障道路的正常通行，同时又将道路作为宣传官方诰令和行事规范的舆论场，让蜀道真正参与了社会治理和行政管理，充分体现了蜀道作为“国道”在秦汉、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中的现实价值。

5.此次考古调查中，基于考古年代学，结合了道路工程学、测量学等多学科技术方法，对蜀道遗存进行了测量和分析，拓宽了蜀道遗产研究、保护、利用的新路径。

褒斜道上的凤凰坝栈道段中新发现了残存的木质支撑结构，通过对木头进行碳十四测年，我们可以知道这段栈道使用建造的准确年代下限；通过对这些木头的构造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探究这段栈道的架设工艺。同时，我们还选取典型路段利用航空测量技术和激光雷达技术采集了精细化测量数据。通过考古学融合多学科的技术手段，为蜀道的综合研究与保护利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工作创新

1.此次考古调查中，首次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以完整的蜀道路段为单位，采用“一家牵头，多家协作”的工作方法，为跨区域、多单位联合考古积累了全新的“蜀道经验”。在此次工作中，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共设立了6个专项任务，其中褒斜道和祁山道由所在省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独自完成，褒斜道的调查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完成，祁山道的调查工作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跨省域的陈仓道的调查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甘肃省文物考古机构协助完成；金牛道、米仓道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陕西省、甘肃省文物考古机构协助完成；荔枝道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四川省、陕西省文物考古机构协助完成。除各省考古机构外，在调查过程中还主动邀请了国内相关高校、地方文博单位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结合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最终形成了系统调查与专项普查相结合的新局面。

荔枝道四川省万源段联合调查

2.此次考古调查中，首次明确了蜀道沿线文化遗存的核心分布范围、统一了“以线串点”的调查方法、道路分级标准和记录规范体系，探索形成线性文化遗产考古调查的“蜀道标准”。

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第一个以线性文化遗产为对象的考古项目，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将为全国古代道路和线性文物的调查保护提供范例。在此次工作中，首次明确了以记录蜀道的道路遗产本体为基础，以蜀道两侧50米作为关联遗产信息的重点采集范围内的各类遗产信息，并统一了记录的标准规范和道路分级标准。这套体系的建立，为蜀道现状的描述提供了统一的话语体系，也是搭建蜀道数据平台前提条件，这不仅是我们在探索线性遗产考古调查理论方法中的新尝试，更为未来蜀道遗产在多学科、跨领域合作、共享方面奠定了基石。

总之，蜀道不仅是中国古代中心地区与巴蜀地区的交通干线，更是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创新性、延续性、统一性等突出特征的线性文化遗产。通过此次蜀道考古调查工作，我们对蜀道及沿线遗存的保存现状进行了系统摸底，对蜀道在国家治理、军事交通、商贸往来、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为阐释蜀道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格局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考古实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助于推动蜀道考古研究继续走向深入，有助于推动蜀道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