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考古的若干问题

孙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

摘要：蜀道是中国古代国家中心连接西南地区中心的国家道路体系的统称。蜀道开辟及路网形成的年代 ,与周人兴起于陕西关中、西周王朝长期以关中周原为都城，以及秦国都城不断东迁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探究蜀道的发展演变，需注意几个关键节点：首条蜀道的开辟、整个蜀道路网架构的完成 , 以及路网简化为少数主干道的时期。这些节点反映古代中国国家首都区位的变迁，以及蜀道地位随之的起伏。蜀道调查应以元明清时期道路现状的标准化勘察为基础 , 明确早期道路的现今布局，梳理古今道路沿革，并通过专项深入调研、挖掘关键空间节点，结合沿线文物与城市遗址资料等途径，进行尽可能翔实的信息整合 , 以开展相关历史问题的论证。“考古中国· 蜀道 ”项目可在蜀道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蜀道体系；嘉陵故道；连云栈 ；金牛道；交通考古

蜀道又称“秦蜀古道”或“川陕古道”, 是中国古代国家中心连接西南地区中心的国家道路体系的统称。蜀道有翻越秦岭的川陕北道四条( 简称“ 北栈” ) , 即嘉陵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翻越巴山的川陕南道三条( 简称 “南栈”），即金牛道、米仓道和洋巴道。此外，还有从川陕北道的嘉陵道向西，翻越陇山再折向古代国家都城的祁山道，以及从陇右地区通往四川西部腹地的阴平道。这九条道路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地西侧的中南部、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山脉的两侧，其北端起自关中平原中部的西安市，向南穿越秦岭到达汉中盆地，再向南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盆地，最终到达成都平原或重庆市境内 ,其空间范围处于北纬30°—34°、东经 104°—109°之间，行政区域包括了陕西、四川、甘肃及重庆四省市，是形成时间早、开凿难度大、延续时间长的以山地道路为特点的复杂古代交通路网。蜀道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和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修桥筑路 , 突破秦巴山脉的艰难险阻，建立起的中原与西南联系的物质实体，并经历两千余年的历史传承与沿用 , 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蜀道考古挖掘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必将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根脉传承和永续发展，对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鉴于蜀道考古在交通考古方面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 国家文物局将蜀道考古列入了“考古中国：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重大项目 , 于2023年启动了蜀道考古工作。蜀道考古拟以蜀道现状的考古调查为基础 , 以蜀道沿线节点城市遗址考古发掘为重点，以蜀道考古专题科研项目为依托 , 以深化蜀道历史研究和强化蜀道遗产保护为目的。蜀道考古是通过考古技术和方法提取蜀道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信息，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历史研究成果，探讨蜀道历史问题的交通考古课题之一 。现在蜀道考古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蜀道考古发掘也开始前期工作，各项专题研究也在陆续启动，在这个时刻，借用《蜀道研究》创刊号版面发表关于蜀道考古的文章，以便更多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遗产保护学界的朋友了解蜀道考古的背景，拟解决的学术问题以及目前项目的进展情况。

一、蜀道开辟的年代问题

蜀道是古代国家大区域间的交通要道，是古代的“国道”及其相关路网。蜀道历史上不止一条，传统上的蜀道有“北栈”四道和“南栈”三道 , 如果加上祁山道和阴平道 , 路线就更多。所谓蜀道的开辟年代 , 除了秦蜀间最早的古代国家道路出现的年代问题外 , 还有作为蜀道路网各条路线开通的年代。历史地理学界早已根据文献记载，对蜀道的开辟年代进行了探讨，指出蜀道金牛道和褒斜道的开通在秦灭巴蜀之前，其他路线在秦汉以前也都陆续开通。不过，正如蓝勇先生在论述米仓道开通时所说，诸位考证的蜀道某道开通年代，仅是见于史籍的年代，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客观的首通年代估计更早”。要上溯缺乏史料记载的蜀道开通年代 , 主要依靠的就是考古材料和考古研究成果 。

要从考古材料上考察蜀道的开辟年代 , 首先有个认定标准问题。蜀道是国家道路 , 就要以国家开通这条道路的行为成果作为考察指标。古代个人和社群的迁徙路线和相关考古信息，即便它们呈现线性的分布，如果没有其他相关信息和国家背景作为佐证 ,也不能作为蜀道那时就已经开辟的证据。而蜀道沿线的与道路开通相关的早期国家行为的考古证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规模化的邑聚遗址出现在最容易通行的秦蜀之间的山区谷道中 ,它们呈线性分布；二是原本不同文化的邑聚遗址同时出现在秦岭山脉南北的谷道中，这些邑聚位于原本属于山对面的文化区；三是这种突破地理区隔的线性分布聚落的出现，应当有更大历史背景 , 以作为蜀道开通国家驱动力的证据。

在蜀道路网范围内 , 中部的汉中盆地有汉水水道、陇东高原和南北山岭的多条谷道，是整个蜀道路网中具有交通枢纽区位的区域。而四川盆地 , 群山环绕 , 将盆地紧紧包围起来 , 只有盆东岭谷地区边缘有长江三峡这个贯通的缺口 , 以及盆中丘陵地区北端嘉陵江河谷这个切开巴山山脉，但却未能切穿秦岭山脉的隘道。因此，上古时期的人们要出入四川盆地，不外乎就是沿着长江三峡、嘉陵江谷道和其他一些西北山区流入盆地的江河。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 ，西北地区就有使用小石器和细石器的人们南下，其中有社群翻越陇山，沿着嘉陵江河谷进入到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广元市朝天区一带，中子铺细石器遗址就是他们的遗留。公元前3500年以后，脱胎于仰韶文化的一种变体开始在甘青地区形成，以后逐渐向周围地区传播。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以后，一些马家窑文化的人们开始南下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山区，其中一支进入了嘉陵江上游最大支流白龙江沿线，并逐渐顺江而下，在广阔的盆中丘陵地区留下了他们的聚落，如广元张家坡、阆中蓝家坝、绵阳边堆山，以及长江干流沿线的丰都玉溪坪、忠县哨棚嘴、巫山大溪遗址等这个时期的“哨棚嘴文化”或 “玉溪坪文化”的遗址。还有一些南下北上的社群，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从不同的方向进人到成都平原。从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的营盘山文化的人们，他们与公元前 2500年后进入成都平原的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人们一起 , 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种植稻粟，修建邑聚，逐渐领先于周边地区，遗留下宝墩文化聚落和古城群，成都平原进入古城林立的新时代。从上述史前文化遗址的分布态势来看，史前时代的人们利用嘉陵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作为南下的通道，这是很早就已经开始的事情，但这些迁徙往往都是自发的接力式的社群或族群的移动，迁徙的路线还是从陇东高原方向切入嘉陵江河谷，并没有穿越秦岭这个分水岭，不可以这些沿嘉陵江分布的史前文化遗址作为蜀道已经开辟的证据。

早在20世纪50年代修筑宝成铁路的时候 ，考古工作者就在秦岭南坡的嘉陵江上游河谷的凤县 ，发现了与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 前1050—前850) 类似的素面尖底陶罐和尖底陶盏。20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宝鸡秦岭北坡正对南坡嘉陵谷的清姜河谷口，发现了竹园沟、茹家庄墓地( 也就是统称的“伯墓地”) , 出土了大量西周前期蜀文化因素的器物，如类似三星堆埋藏坑和金沙祭祀区铜立人的小铜人、凫首铜权杖、铜陶的尖底罐等。最近的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蜀道考古项目组，在凤州古城南的梁鹿坪遗址发现先周遗址，发现了先周典型陶器高领袋足鬲等陶器。这些发现都说明，在商代末期和西周前期，四川盆地的人们已经北上而陕西关中平原的人们已经南下，相遇在秦岭南坡的宝凤隘道中。商代末期，正是周人崛起于关中平原西部的时期，周人以陕西扶风与岐山县之间的周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最后联合西土包括蜀在内的八个国家，灭掉了原先的宗主国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周王朝自始至终都是以发祥地周原作为首都，新的发现及研究已经证明，周代诗文和金文中的“宗周”，就是今天的周原遗址。自从周人兴起，尤其是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天下所宗的首都宗周长期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四川盆地的古国要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再从长江三峡这个缺口出入就绕道了。通过嘉陵江河谷，开通连接周蜀之间的道路，就成为周王朝和古蜀国的共同需求。

商代晚期的古蜀国应该是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是属于三星堆文化（前1650—前1050）的国家；西周时期的古蜀国则应该迁都到成都金沙遗址，是属于十二桥文化的国家。根据新考古发现和测年成果，埋藏损坏宗教祭祀场所像设和器具的三星堆埋藏坑 ，其年代在公元前1100—1000年间，中心值在1050年前后，也就是商周之际前后。鉴于三星堆埋藏坑未见任何晚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可以推断，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国应该未曾参与武王伐纣的战役，参与周灭商的当为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比较奇怪的是 ，在周原遗址出土的先周或周初的甲骨卜辞中 ,有“伐蜀,兹”( H11:68 )“克蜀”( H11 :97 ) 的刻辞，而根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曾经参与过周武王灭商的战争，蜀国是《尚书· 牧誓》中周武王提到的周人盟军西土八国之一。在嘉陵道北端谷口处的宝鸡县发现的这种因素的遗存已经在商代末期以后 , 主要是西周前期的遗存。四川盆地青铜文化与关中地区的周王国发生联系的时间，正与历史文献与周原甲骨记载的蜀与周发生联系的时间相吻合，二者之间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川陕蜀道的开辟背景与周人兴起和周王朝建立，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从中原地区转移到关中地区密切相关。综合蜀参与武王伐商的古史传说、文献和周原出土甲骨关于周蜀关系的记载，尤其是陕西宝鸡、凤州、汉中出土的与成都平原相似的考古材料，可以推定，川陕之间的发生密切政治、军事关系的年代可以上推到周人兴起之时，最迟不得晚于商周之际。

种种迹象表明，先秦时期的蜀道就不止商末周初开辟的嘉陵故道—金牛道一条 , 其他道路也在秦汉之前陆续开辟。如秦蜀之间的“北栈”除了嘉陵江“故道”外，褒斜道也是开辟较早的一条道路，该道向南也接于金牛道。按照《华阳国志· 序志》引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 。《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 , 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从周秦都城位置变动的历史背景来看，先周和西周的首都皆在关中平原西部的周原( 今陕西扶风与岐山之间) ，秦人始居西陲，以后都城多次东迁，先迁到宝鸡的“汧渭之会”，然后长期定都雍城( 今陕西凤翔) , 虽然有秦献公迁都栎阳的尝试 ,但直到秦孝公迁都咸阳，更偏东的秦都才真正稳定下来。褒斜道取道秦岭北坡斜谷和南坡的褒谷，斜谷的谷口在眉县西南，靠近东边的咸阳和西安，距离周原和凤翔较远。那时周蜀或秦蜀两国之间的联系，走嘉陵故道比较近便顺畅而走褒斜道反而迂曲难行。可以推断，褒斜道的开辟应该晚于嘉陵故道的开辟，其通道时间当在秦孝公迁都咸阳后、秦惠王在褒斜山田猎前。秦国重视开道，秦都咸阳周边翻越秦岭直通汉中之路，秦统一前不仅有褒斜道，还有子午道。《史记· 张仪列传》：“苴蜀相攻击。”张守节《正义》：“《华阳国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 , 号曰苴侯 , 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雠，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 , 求救于秦。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 。王自葭萌御之，败绩，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秦遂灭蜀，因取苴与巴焉。”今本《华阳国志· 蜀志》作“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 。蜀王自于葭萌拒之 ,败绩”，只说到石牛道即金牛道。实际上 , 这并不矛盾，秦人先从子午道翻越秦岭入汉中，再从金牛道穿越巴山入成都，如果这条文献可靠的话，子午道在秦灭巴蜀前夕就已开通，这也是可能的。从商末周初周蜀之间只有一条道路，到秦都咸阳后秦蜀之间形成多条道路的路网，这也是蜀道发展历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应该在秦都咸阳至秦灭巴蜀之间划定一条界线 ，将前一阶段称之为 “ 周秦阶段 ”， 而将第二阶段称之为“ 秦汉前后阶段 ”。

蜀道的开辟时间 ,尽管从历史政治地理和考古材料的信息，都间接指示了蜀道很可能在商周之际就已经开通了。不过，蜀道沿线的考古材料还是偏少，通过考古发掘揭示蜀道主线上一些重要节点遗址，寻求在秦岭山区的谷道中发现更多这一时期的遗存，尤其是西周时期的城邑、聚落和墓地，这可以补充、强化、深化对于蜀道开辟时段的认识。

二、蜀道演变的相关问题

蜀道从最初的主道开通到路网形成 , 再到路网的收缩和最终停止使用 , 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观察这些发展演变的现象，分析其变化节奏和层次，尤其是探讨引起这些发展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蜀道的历史，无疑会有所帮助。因而，学术界近些年来，也开始关注蜀道的发展阶段即分期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关于蜀道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节奏问题，主要的分期考察指标有两项，它们的先后排序应该是：（1）蜀道一条道路开通与蜀道整个路网的形成，以及蜀道路网只保留一两条主道的时间节点，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国家首都区位的变化及其导致的蜀道重要性的变化；（2）蜀道道路类型的变化，也就是栈道是否流行的时期，它反映了蜀道沿线森林植被的变化和人们主要交通工具的变化。以上两项分期指标，第(1) 项决定了蜀道通行人和物的数量以及在整个国家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应当作为分期的首要指标，是蜀道大的历史时期及其转折的首要标志。基于具有先后排序的这两项标准 ，我们考察蜀道研究者对蜀道的分期，就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李久昌先生较早对蜀道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节奏进行考察，他认为蜀道的兴起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因而他所论及的蜀道历史比通常所说的蜀道历史自然多出了两个时代，即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战国以后的蜀道历史，他主张在汉晋与隋唐之间、宋元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他主张将蜀道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新石器、夏商周、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两宋和元明清，并归纳了各个阶段的特点。李先生的蜀道分期，将蜀道的兴起年代提早到新石器时代，将古代人类迁徙的路线与古代国家道路混淆了，肯定不合适；将西周以前的夏、商两代与周代合为一个发展阶段 , 也忽略了古代国家政治中心的变动对于交通线路兴衰的影响，而都城的地理区位对蜀道使用的影响最为巨大，不应当忽视。至于把隋唐和两宋合并为同一个时期，这也肯定有问题的 ，因为隋唐与周秦两汉一样，首都均在关中地区，穿越秦岭巴山进出四川的蜀道，是首都与成都联系的最便捷的通道；而在两宋时期，由于首都的东迁和南迁，蜀道路网只有一两条主道还在使用，其他道路都已经荒废了。由此可见，李先生的蜀道分期结论还不够契合蜀道演变的实际情况，还需要对蜀道分期进行研究。

基于关中平原是否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首都所在的标准，此前的研究曾将蜀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大期。第一大期即先秦至隋唐时期( 约公元前450—960 )，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首都均位于关中平原，蜀道作为国家首都连接西南地区首府成都的交通大动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期是宋元明清时期( 约960—1936) ,这一时期的关中平原因不再是古代王朝首都所在，故出入四川盆地的路线选择趋于秦蜀古道和蜀楚古道并重，陈仓道北段转褒斜道南段的连云栈再接金牛道，几乎成为秦蜀间的唯一国家道路。在上述两大时期下，又根据山地道路的栈道是否还在起作用为主要标准，将第一大期划分为蜀道开辟的先秦两汉阶段、蜀道交通受限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蜀道体系基本完善的隋唐阶段这三个小期；将第二大期划分为蜀道山区道路基本上维持先前栈道原貌的两宋阶段，蜀道的山区栈道已经全面改造为较好走的普道和碥道，但道路已经失去了车行功能的元明清阶段。彼时曾将蜀道的开通年代定在秦蜀两国争夺汉中盆地的春秋战国之际，没有将西周及春秋时期纳入，现在看来是考虑欠妥；而把先秦两汉作为一个阶段，忽略了周秦都城东迁带来的秦岭道路的变化，这也应当予以更正。

邓阿莲博士根据文献记载的蜀道各路线开辟、使用与废弃的历史，以宋朝的建立为界，将蜀道发展演变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大期8个阶段，每一大期又划分为若干阶段，其中第一大期包括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五个发展阶段，第二大期则包括两宋 、元、明清三个发展阶段。邓博士的两期划分也是以唐宋之际为界线，只是更具体地将期的界限确定在五代与北宋之间，但每期内阶段的划分更详细。第一大期将先秦与秦汉分开，将隋唐与五代分开，前者如上所述，分开很有必要。第二大期将元与明清分开，各作一个阶段 ，这也有相当的道理：一是因为元代以兴元即汉中为取蜀基地，又以西安的安西王统蜀，秦蜀联系加强，蜀道地位有所上升；二是元代和清代都废茶马互市，明代尽管茶马互市兴盛，但茶马运道也更偏重嘉陵江和汉水水道，元、明、清蜀道的主要功能都有一些差异，进行一些区分也是必要的。

反思蜀道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先秦时期这段历史文献记载最少，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来考察蜀道的变迁情况。“先秦” 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先秦蜀道的起始时间是一个问题，先秦与秦汉蜀道有哪些变化是另一个问题。如前所述 ，蜀道的开辟是周秦和古蜀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周王朝和秦国致力于从北向南开辟秦岭古道，古蜀国则致力于从南向北开辟巴山古道，南北对进，蜀道作为古代国家间道路就会开通。秦灭巴蜀后，先前的国家之间的道路就会转变为国家的内部道路。从这个角度讲，将先秦蜀道与秦汉蜀道进行区分，当是合理的。先秦蜀道的开辟不仅与关中平原作为古代中国首都的历史背景相关，蜀道路网的形成也与当时关中地区首都的区位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蜀道变化的原因，除了古代国家政治中心地理区位的变动引发的交通路线兴废的变动外 ，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就是陆路主流交通工具的变化和蜀道沿线环境景观的变化。

马车自商代传入并流行以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车数量巨大，车战成为主要战争方式。车战除了需要战车外，需要大量的保障用车，如此数量的车辆组成的队伍进行结集和开赴战场时，就需要预先修筑从结集地点到战场地点之间的道路，以保障军队的远距离运动。秦统一以后，大规模车战虽然已经不再，但社会已经养成了乘坐马车的习惯，马车成为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说西汉司马相如离开成都赴长安求官，路过成都城北升仙桥时，在桥柱题写“不乘赤车驷马 , 不过汝下也”的励志故事，以及四川东汉画像砖、画像石、石阙雕刻上大量的车马出行场面的图像，还只能说明西汉的成都平原的道路可行驷马高车的话，那么，蜀道东汉修道摩崖题刻反映的北栈( 这是车辆通行最难的路段) 车骑通行状况，就可以作为当时蜀道可以通行马车的直接证据。建和二年(148)《石门颂》描述蜀道艰险，褒斜道修缮前，“空舆轻骑，滞碍弗前”，该道修缮后才“自南至北，四海攸通”；建宁四年(171)《西狭颂》描写武都郡西的狭中道( 祁山道的西段)，“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阨笮促迫，才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陨坠之害，过者创楚 , 惴惴其栗”，李翕重修该峡道，方才“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坚固广大，可以夜涉”；建宁五年( 172 )的《郙阁颂》，在描述沿西汉水的析里大桥段( 今嘉陵道陕西略阳段) 时说，该桥阁“临深长渊 , 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曰万柱。 □□□□ ,载乘为下。常车迎布，岁数千两”，车辆通过该道的数量相当可观。汉代以后，南北对峙，栈道多毁，车人皆难行。隋唐统一后，栈道得到了修复，只是这时的社会，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和地位象征的风气已经不再，蜀道上行走的主要是人和马，车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且主要是人力所推的小车。既然蜀道行车的功能已经减退，元明清时代的人们重修蜀道时，就不再考虑行车需要的坡度等问题，本来在峡谷绝壁上搭建的平直木构栈道，就改变为翻山下坡的坡度较大的碥道等道路类型。四川广元蜀道朝天关路段，南宋中期以前的道路是朝天峡谷的栈道，以后改为翻越朝天岭的山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期的山区蜀道，沿途树木很多却人烟稀少，木材是最容易获得的修路材料。随着不断修路砍伐，蜀道沿途可用树木变得越来越少，距离道路也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在北宋时期已经趋于严重，要到距离蜀道二三十里的山里才能获得所需木料，影响到维修栈道工程所需木材的供应，故庆历三年（1043），窦充就奏请朝廷在蜀道沿线每年种植“地土所宜林木”，待树木长成后作为修葺栈道桥阁的材料，获得了朝廷的批准，“诏令陕西及益州路转运司相度施行”，在上自凤州经利州、剑门至成都的蜀道沿线种树。这是蜀道种植行道树的开始。北宋以后，蜀道沿线栽种用材树木的规定仍然在执行。四川剑阁觉苑寺《治路种松碑》，碑文已残，原先正文大字为晋人郭璞种树铭，小字为南宋庆元三年（1197）所刻武连县整修道路、种植松柏之事。元代以后，修路木材更加缺乏，蜀道的栈道路段多改为其他类型的不需要木材维护的道路，蜀道沿线所种树木也不再以保障修路木材供应为目的，护路遮阳已经成为明代剑州柏的主要功能。明代晚期以后，随着玉米等高产山地谷物的引入，人口的繁衍，经济的发展，山区伐木、烧炭、采矿、山货等产业活动也随之猛增，原始森林减退速度增快。例如，长期在川、陕、鄂三省山区考察的清人严如熤就说，陕西 “盩厔之黄柏园、佛爷坪、太白河等处，大木厂所伐老林已深入二百余里”，这些大木厂“计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其开伐以渐而进，平时进止，皆有号令。号曰某营，与行军同”。又说陕西宝鸡至褒城的连云栈，“父老言，数十年前，古木丛篡，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颓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荼矣”。由于蜀道沿线持续的木材砍伐，不仅修治栈道的木材供不应求，而且还导致沿线山坡水土流失，淤积河道，蜀道有些峡谷地段，乱石填充河道，河道水位增高，导致栈道被冲毁，先前的栈道线路已经不能使用。

蜀道沿线地形复杂，有很多山地、丘陵、峡谷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通。因此，古代人们在开通蜀道时，往往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生态环境的改变，比如农田的开发、森林的消失等，也会直接影响蜀道沿线栈道木材的供应，导致栈道的维护难以为继。早期文献记载相对较少，蜀道沿线的长时段环境和景观变化，需要通过沉积、孢粉、树种、树龄、工程等研究进行复原。选取蜀道沿线峡谷河段和台地的堆积进行沉积分析、孢粉和植硅石检测，以及栈道孔洞年代与大小的关联研究等，将历史文献的记录与现代科技数据进行对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掌握蜀道与古代环境、景观、资源利用的互动关系。目前，蜀道这方面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还相对缺乏，因而《“考古中国・蜀道” 工作计划》将 “蜀道沿线环境及景观考古研究” 列为蜀道专题及多学科考古研究的课题，希望通过蜀道沿线的环境考古和景观考古，从不同的学科来加深蜀道发展变化原因和背景的认识。

三、蜀道空间移动的问题

在蜀道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就是蜀道路网的西侧干道，也就是嘉陵道—金牛道或连云栈—金牛道，始终是蜀道最为重要的线路。最早开通的蜀道，就是嘉陵道—金牛道，以后尽管有“北四南三” 的蜀道路网，但嘉陵道—金牛道或连云栈—金牛道仍然是最主要的一条。即便在北宋都城东迁汴梁，元明清首都定都北京，国家驿路仍然不选择蜀道路网东侧诸线，还是要选择相对绕远的嘉陵道—金牛道或连云栈 —金牛道。蜀道的这条线路翻越秦岭和巴山主要沿着该区域最大的河流嘉陵江河谷，河谷宽大绵长，自然有利于道路修筑、行走便利和沿途保障，这是嘉陵道/连云栈—金牛道始终保持其蜀道路线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只有在氐羌和吐蕃等族群尚强盛的时代，嘉陵道/连云栈—金牛道因为地处蜀道路网的西侧，容易受到西北这些族群或国家的威胁。例如在东汉永平四年（61）至建和二年（148）间，蜀道就因西戎侵扰，嘉陵道和褒斜道都曾阻断不通，只好一度改走子午道。摩崖石刻《石门颂》说：“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 不过在其他正常年代，尤其是在两宋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嘉陵道/连云栈—金牛道基本上成为蜀道的代表，保存近代仍可通行的蜀道，就只有连云栈—金牛道。因此，首先调查记录连云栈—金牛道，然后再调查记录蜀道其他路线（包括考察确认已经废弃的早期路线），就成为“考古中国・蜀道”的当务之急。

蜀道，尤其是嘉陵道/连云栈—金牛道，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界的学者已经调查过多次，蜀道线路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但仍然有一些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蜀道的起止两端分别是陕西和四川的省会城市西安和成都，即便西安至宝鸡路段与西安往来其他地区的路线或路段重合，成都郊县的蜀道路段也需要进行复核和记录。现代省会城市都在平原地区，周边的现代道路建设又很多，古代的蜀道早已经全部或绝大多数叠压在现代道路之下，通过走访调查和对勘地图资料，查明古代道路与现代道路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地图上准确标注古代道路轨迹及其与现当代道路的关系，确认蜀道南北两个端点的具体位置和范围，查明元明清时期各朝代蜀道驿铺的现地详细位置等，都很有必要。因此，蜀道考古计划除了组织三省一市开展蜀道现状的专项调查外，还设立了“蜀道沿线驿铺现地研究”的专题，希望通过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确认这一时期驿铺在现代城乡的具体位置、确切地点、大致范围，以及有无遗迹可寻等问题。

二是通过近年“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东线的考古调查，蜀道的嘉陵道/连云栈—金牛道的大部分路段都已经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进行了调查，但由于该路线的“北栈”路段开展调查较早，记录重点在栈道的栈孔，对栈道以外的其他道路类型没有按照后来的规范进行记录。统一按照蜀道考古调查的技术规范（也就是南亚廊道东、中线的技术规范），重新调查记录包括嘉陵道/连云栈—金牛道在内的蜀道各条线路的现存路段现状，统计出该条蜀道的基本信息。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每条路线的路面保存尚好路段长度、路基尚存路段长度、道路不存路段长度以及古道的总长度；每条路线普道、栈道、碥道、槽道、隧道的长度等信息；每条路线古代桥梁的数量和类型、关隘的数量和类型、行道树的数量和树种；驿道沿线可以确认的驿站、递铺、塘汛等设施的数量和位置等，为历史研究和保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在调查记录完元明清时期仍在作为主要交通线路使用的古道后，就要结合文献相关记载、历史研究成果和当地村民追忆等资料，通过实地调查，寻找确认元明清时期以前已经不再作为国家道路使用，但还作为地方道路的古道遗迹。这些古道包括唐代以后不再作为驿道的道路和一些山区道路的栈道毁坏后没有重修的道路，但这些道路以后仍然在作为民间道路使用，只是因行人较少，文献记载不多且笼统而已。那么，当时人们在不经由毁坏的栈道路段时，是如何绕行其他道路的？这些新开辟道路的路线选择及其与原有道路的对接情况如何？这些没有在崖壁上以栈道遗迹留下印记的道路遗迹如何辨识？这些都还要做更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室内分析。

蜀道元明清时期的主要路线现存道路调查完毕后，应该接着关注元明清以前不同时期蜀道的路线和路段的确认和现状记录问题。例如两宋及其以前的蜀道主线，在四川广元朝天以上沿嘉陵江而上；南北朝以前的金牛道北段出剑门以后，不是沿嘉陵江而上而是沿白龙江而上，在青川县白水街道折转向东在陕西宁强燕子砭与嘉陵江相会。关于金牛道北端的路线变化，从清代到当代的学者都有共同的认识，李之勤、孙启祥、邓阿莲更有详细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在古白水县和白水关旧址所在的白龙江峡谷地带的江左崖壁上，发现了排列成一线的栈道孔，在白水关遗址附近还见到先秦时期的土坑墓残迹，采集到具有西北风格的多孔石刀。从广元朝天离开元明清金牛道继续沿着嘉陵江而上，在峡谷地段的碥道上还能看到南宋的摩崖题刻。这些被称作“汉晋金牛道”和 “唐宋金牛道”的道路现状如何？还有哪些峡谷栈道和碥道遗迹可寻？沿江峡谷两侧宽谷路段古道是在左岸还是右岸？汉晋金牛道所经 “青川谷地”的今古道路的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工作进行确认和记录。

先秦时期蜀道的选线以及两汉路线的变动问题，往往会影响到沿线城镇的兴废荣衰，通过相关城市遗址的考古，有助于深化对蜀道的认识。先秦时期蜀道的山区线路，受到河流所经的山谷限制，通常都会被限制在有限的几条河谷中，这些河谷具有河流较长、水量较大、山谷较宽、秦岭和巴山南北坡都有河流相对应等交通线路选线的条件，并且河谷中可以作为人们聚居的坝子有限，方便道路修筑的位置也不外乎河流两侧，古代的村落、城址、墓葬往往都古今重叠在同样的空间，如果有些许地下文物和文献佐证，古道路线就容易判断。然而当蜀道穿越山区进入丘陵地区和平原地区后，由于山丘间没有横亘的大山，丘陵间和平原上河流又较多，这就给古人开路时提供了多样的路线选择，历史上路线的变动也就相对较多，这就给今人从众多的古道遗存中判断元明清时期以前主要道路或国家道路的路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且不说先秦时期的蜀道丘陵和平原路段，就是秦汉以来的米仓道山区以南的丘陵路段、唐宋荔枝道的丘陵路段和岭谷路段，目前对路线的判断也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因此，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其他方面的信息，探讨并确认不同时期平原和丘陵地区的蜀道路线，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之前已注意到，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古遗址和墓地的主要分布地点与后来金牛道的路线不合，怀疑先秦金牛道路线是沿着成都平原偏北的路线，也就是成都平原中间自西南向东北长秋山的延长线上。邓阿莲认为，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蜀道主线即北线是从经过成都、郫都、彭州、什邡、罗江诸区县，副线即南线是成都、青白江、广汉，而汉代蜀道金牛道南段则位于二者之间，从成都经新都、广汉、德阳、黄许、罗江北上。其他线路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专项研究。

蜀道早晚路线的变化，必然与不同路线沿途城邑、关隘的兴衰有联动变化，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并揭示蜀道不同时期路线沿线重要的空间节点（尤其是有线索的重要遗址），这可以为探究蜀道不同时期的开辟、沿用、废弃等问题提供重要的实物信息。例如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白江城厢的考古发掘，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从战国晚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主体堆积为两汉三国时期，确认了这一时期城址的包砖城墙和城壕，城砖模印有“新都城”字样，“将文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置白牟县）的城厢镇置县史提早了 700余年，不仅为研究城厢镇行政区划沿革提供了实证，同时廓清了以往学界认为的两汉至三国时期新都县地望在军屯镇的谬误”。新都城址的发现，也为认识先秦至汉晋成都平原蜀道路网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类似重要的城址由南至北还有四川德阳旌阳区的汉绵竹城遗址、梓潼县城西北的西坝遗址（两汉广汉郡治和三国至两晋的梓潼郡治）、广元昭化区宝轮院墓地及居址（战国至汉初重要节点，性质待定）、陕西宁强县唐宋三泉县遗址、凤县梁鹿坪遗址及墓地（先周至秦汉，性质待定）、甘肃西和县的羊马城遗址和洛峪城遗址（西汉武都郡治、南北朝仇池郡等治所）、重庆垫江县唐宋乐温县城遗址等，都是列入“考古中国・蜀道”考古方案计划等待发掘的节点遗址。

蜀道路网沿线除了古代早已废弃的城址外，更多的是古今重叠的历史城市。历代废弃的城址较多，不能都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只能选取部分代表性城址进行发掘。并且在有限的蜀道项目开展时期，这些遴选的城址（包括村落和墓地）也不能全面发掘，只能确定城址范围，找到衙署位置，查明城址与蜀道的关系。与遗址相比，蜀道沿线还有许多古今重叠的历史城市，因为适合城市选址的区位，历代往往都在同样地点建城，城市毁后又建，层层相因，形成古今重叠的现象。蜀道南端的四川成都，就是2500年地点未变，名称未改的大型历史城市。类似的城市如四川广汉，自东汉迁建雒城，至今已近2000年；四川广元，自南北朝建城，至今也超过1500年。诸如这些历史城市，都应该通过古今重叠型的城市考古，考察不同时代城市的形态布局，分析城市的历时性变化及其与蜀道的关系。这也就是蜀道城市考古也被列为“考古中国・蜀道”专题之一的原因。

诸如以上蜀道路网长期沿用的主要道路，历史上曾经变更路线的道路，都需要进行文献与现地的对勘调查，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为今后的蜀道保护和保护单位的申报提供基础材料。否则，我们申报蜀道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世界遗产，其年代如果标注为先秦至清代或近代，那么哪些是元明清以前的物质遗存，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本文刊发于《蜀道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