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开设的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课程主要在介绍伊朗概况、环境及伊朗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500,000 - 330BC）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埃兰文明、波斯帝国等重大问题。

　　2019年4月19日中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第八讲在红五楼5211举行，本讲主题为“原始埃兰文化之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Beyond the Proto-Elamite Phenomenon: Northwestern Iran from Late Neolithic to The Early Transcaucasian phenomenon, 3,200-1,100BC）。

　　背景：伊朗西北部地区的特殊性

　　在正式开始介绍伊朗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前，法兹里教授首先对上节课的内容作出总结和补充。在约公元前4000年，伊朗地区与两河流域各自发明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原始楔形文字。此外，还有一些记录系统在文字之前出现或与其并存。这些记录系统和文字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扩张和社会、政治的等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的记录系统是陶筹，大约出现于公元前8500年，形状多为几何形，如锥形、圆盘形、筒形和球形，大小不一。到了约公元前3500年，出现了复合陶筹，在素面陶筹的表面增加刻画、锥刺和堆塑的符号。这些陶筹代表着谷物、绵羊等不同的物品及其数量。大约与复合陶筹同时出现的纪录系统还有类似于泥质信封的封球，一般是将陶筹装在泥质空心球中，封球表面还刻有所装陶筹的形状、数量和滚印的图案。在稍晚阶段，出现了性质与封球相同的数字泥板，由此完成了三维记录系统到二维的转变。这种刻有数字的泥板就是后来泥板文书的雏形。到了公元前四千纪晚期，两河流域发展出后来演变成楔形文字的象形文字系统。文献内容包括物品交换的经济往来账目，以及政治、法律的相关文书等。在短短的五千年间，两河流域的早期居民完成了陶筹-空心封球-数字泥板-泥板文书这一记录系统的转变，以满足日益复杂的信息传递和迅速发展的经济需求。

楔形文字的形成过程

　　基本与两河流域同时，伊朗地区发展出了与原始楔形文字有明显区别的符号体系。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伊朗地区的计数体系虽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原始埃兰文字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原始楔形文字出现时代大体相同，但影响范围完全不同。原始埃兰文字的出现对增强伊朗地区区域间的互动，凝聚伊朗各区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筹、封球和印章在伊朗地区的广泛出现标志着当时私有财产与商品交换的存在。封球只有被打破才能检查当中的筹码，可以防止没有得到授权的人偷窥或更改内容；而把商品放在使用印章密封的容器中可防止丢失或他人故意损坏。这些纪录系统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伊朗的早期经济活动，保护了私有财产，也反映了当时贸易的繁荣程度。

　　在原始埃兰文化覆盖伊朗大部分地区的同时，伊朗西北部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发展出了与众不同的本地文化。伊朗西北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区，主要由高地和自新石器以来已逐渐干涸成盐碱地的乌尔米亚湖（Lake Urmia）盆地组成。萨汉德山（Kuh-e Sahand）和撒巴兰火山（Kuh-e Sabalan）为该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东边与相对湿润的里海沿岸高地接壤，西边为扎格罗斯山脉的北界，在凡湖（Lake Van）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高地地区与托罗斯山脉（Taurus range）接壤，北部以大阿拉斯河（Araxes River）及其众多支流附近的山谷为界。文化方面，伊朗西北部有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史前文化序列。迈克·丹特（Michael Danti）认为该地区是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南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伊朗高原之间的交接地带，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伊朗西北部与其他地区的早期文化序列

　　伊朗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过渡阶段 (5400-5000 BC)

　　对于伊朗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认识，主要源于乌尔米亚湖北部的Dava Göz遗址。该遗址在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过渡阶段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陶片，其中大部分饰有黑彩，多为几何形图案，也有一定数量的动物主题纹饰，一些陶器底部还发现有席子印痕（mat-impression）。石器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等，此外还发现有玛瑙吊坠。遗址文化堆积厚度不超过50厘米，这意味着Dava Göz在当时可能是一处季节性的居所。圆形半地穴式的粘土建筑、暂时性的烤炉（Saj bread oven）和抹灰篱笆建筑遗存（wattle and daub，一种用木材编织成大型木架构之间的墙体，然后在表面涂上混合动物粪便和草的泥浆的建筑技术）的出现，为探讨这一地区由农业向游牧生活模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Dava Göz遗址出土陶片

　　伊朗西北部达尔马（Dalam）时期（5000-4500 BC）

　　约公元前5000-4500年的达尔马时期，伊朗西北部及邻近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扩张迹象，农业和游牧人群的小型居址遍布伊拉克北部、黎凡特地区和扎格罗斯山中部等地。阿塞拜疆西南部与伊朗西北部接壤的Zab盆地进行的考古调查显示，达尔马时期的遗址多位于海拔1200-1500米的高地上，面积一般为1-3公顷。此时伊朗西北部的聚落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位于肥沃的山间谷地的长期定居聚落，另一种是季节性迁移人群的短期营地性聚落，扎格罗斯山区、高加索和伊朗西北部其他高地地区的大多数遗址属于后者。

达尔马时期主要遗址及迁徙路线

　　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陶器风格上，包括达尔马彩陶和戳印纹陶器。达尔马彩陶主要纹饰为几何图案，也有方格、网格纹。陶器的岩相分析结果显示，达尔马时期的遗址虽然制陶技术十分相似，但陶器都为本地生产，原本认为伊朗西北部与扎格罗斯中部在公元前五千纪出现陶器贸易和交换的推断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遗址中的建筑遗存只有日常居址，并没有可能用于宗教活动或纪念性的建筑，说明当时的社会普遍平等。埋葬习俗和其他考古发现中也没有任何当时社会出现等级差异的证据。然而，由于考古材料有限，学界至今对这个阶段伊朗西北部的文化发展所知甚少。

达尔马彩陶

　　在此背景之下，布-阿里大学（Bu-Ali Sina University）的Abbas Motarjem教授在2013-2014年对Tepe Geshlagh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年代范围大致为5500-3000 BC，位于伊朗库尔德斯坦，是连接伊朗西北部和扎格罗斯中部如克曼沙和哈马丹等地的重要区域。本次发掘工作对于研究这一地区从达尔马时期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极为重要。该遗址达尔马时期的地层中，除了发现典型达尔马陶器以外，还发现达尔马-欧贝德风格（Dalma-Ubaid）的陶器。Frank Hole认为在扎格罗斯高地出现具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哈拉夫（Halaf）和欧贝德文化特征的遗物反映了当时的人群移动现象，是不同区域人群融合的表现。

Tepe Geshlagh遗址地层图

　　总而言之，现有的考古材料与研究结果表明，伊朗西北部文化的影响在达尔马时期有一定的扩展，但这一阶段的社会单元还是以小型游牧和农业人群为主，相互之间的交流较少，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扎格罗斯中部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伊朗西北部达尔马文化、美索不达米亚的哈拉夫和欧贝德文化的影响，可能是人群移动所导致的文化交融现象。

　　伊朗西北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4500-3400 BC）

　　根据Akbar Abedi的研究，伊朗西北部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延续了之前的达尔马文化。他把该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更为细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后欧贝德文化（Post-Ubaid）或比斯德里文化（Pisdeli），第二、三期为夹碳陶文化（Chaff-faced/Chaff-tempered）。

　　比斯德里文化因1957年和1958年发现的比斯德里遗址而得名，其年代大致为4500-4200 BC。位于乌尔米亚湖北岸的Dava Göz遗址中发现的比斯德里文化陶器较多为卷沿，表面饰有篦划纹、刻划纹、戳印纹和几何图案，并在口沿上涂有浅黄色彩绘。Frank Hole认为比斯德里文化的浅黄色陶器（buff ware）与欧贝德（Ubaid）遗址第四层和Tepe Gawra遗址中所发现的相似，认为可能是当地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

Dava Göz遗址出土的比斯德里文化陶器

　　除了陶器以外，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伊朗西北部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他物质文化上，其中包括多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黑曜石，这一时期遗址中超过95%的石器为黑曜石石片和石刀。对Dava Göz遗址和Kul Tepe遗址出土黑曜石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伊朗西北部遗址的部分黑曜石原料和成品来源于邻近地区，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

　　综合物质遗存的研究成果可知，伊朗西北部地区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第一阶段已经与乌尔米亚湖北部、高加索地区、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以及叙利亚等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庞大的原材料和物品交换网络。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第二、三阶段的文化遗存年代大致为4200–3700 BC，以广泛分布的夹炭陶为主要特征。这类陶器大多为手制，但也存在慢轮修整的可能。早期遗存以Amuq遗址F层和Arslantepe 遗址VIII层等为代表，稍晚阶段以Arslantepe遗址VII层出土的器物较为典型，分布范围主要在南高加索地区至伊朗西北部一带。在伊朗其他地区，如Geoy Tepe遗址、Köhne Pasgah Tepesi遗址、Yanik Tepe遗址和一些经过考古调查的遗址也都发现有夹炭陶。虽然一些理论认为夹炭陶的出现源自迁徙到外高加索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群，但也有研究者如Catherine Marro提出当地文化的各类要素大多是独立发展的，而非外部刺激的结果。

Kul Tepe遗址出土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夹炭陶

　　早期外高加索文化（3300-2500 BC）

　　高加索地区主要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这一地区是伊朗、土耳其和中亚之间的重要过渡地带。源于中亚地区的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是一个延续时间超过800年的高地文化，又称Kura-Araxes文化或Khirbet Kerak文化。就伊朗而言，早期外高加索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其南界大致在Godin Tepe遗址所在的扎格罗斯山中部地区一带，东界在德黑兰以西不远的区域。

伊朗境内早期外高加索文化分布区

　　早期外高加索文化的陶器风格独特，大多为手制，表面为红色或黑色，高度磨光，常见带有戳印纹、几何图案与抽象的自然题材的图案。若根据陶器风格特征，可以将外高加索文化区进一步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次级文化区的形成是由于多次人群迁徙的缘故，还是有其它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对于这一时期的陶器，在手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仍有很多其它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在轮制技术早已出现的情况下，这一地区的陶器为何仍普遍手制；陶器上的图案是否有特殊的涵义，目前也不清楚。整体而言，外高加索文化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小，无论是制陶业还是金属制造业，都没有发现超过家户规模的证据。

伊朗地区早期外高加索文化陶器

　　大部分早期外高加索文化的遗址面积相对较小，一般不超过5公顷，遗址分布也比较分散。房屋面积与游牧人群的帐篷相似，大概在25-40平方米之间。建筑方面，抹灰篱笆墙技术较为常见，多为圆形单间或带偏室的房屋，也有使用土坯建造的方形带前厅和偏室的多间房址。从出土遗物可知，当时人们在房屋中进行烹饪、饮食、皮革加工、纺织等日常活动，特别是烹煮食物相关的设施和用具标准化程度较高，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形状独特的灶（andirons）。

早期外高加索文化主要房屋类型

　　这种特殊形式的灶在外高加索文化区的大部分区域内曾被广泛使用，外高加索、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其主要特征是大都做成人脸、动物脸等形态。土耳其东部Pulur遗址的特殊建筑中发现了包括人脸灶、神像雕塑和与宴飨相关的遗存，这意味着这类灶除了具有日常煮食功能以外，也可能是房址内举行小型祭祀活动的工具。由此可见，灶在这一文化中被赋予人类形象并用于宗教活动之中，它可移动的特性代表火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和信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在早期外高加索文化区中的普遍出现或许表明这一文化区中存在统一的信仰系统。

早期外高加索文化区中发现的人形陶灶

　　生业经济方面，当时人们主要种植大麦和小麦，磨盘、磨棒等作物加工工具也普遍发现于各个遗址中。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经开始种植葡萄，并用于酿制葡萄酒。对于家畜的饲养方式则较为灵活多样，主要种类包括绵羊、山羊、牛和少量的猪。

　　对于如何解释外高加索文化何以分布到如此广阔的区域范围，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与源自中亚的人群迁徙有关。他们可能在当地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为了寻找更为广阔的牧场，而迁徙到其它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甚至可能与伊朗西部的原始埃兰文化或乌鲁克（Uruk）晚期文化发生了交流。中亚地区大约公元前3500年出现的带轮运输工具在这一文化扩散过程中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者对于当时是否存在移民事件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陶器的扩散未必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可能是区域间的交换或相互交流导致的。对于这一解释，一个有利的证据是，在外高加索文化分布区内的遗址，常常可以见到本地陶器传统与外高加索文化陶器共存的现象。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像安纳托利亚南部的Arslantepe遗址这样的城市中心对于周边区域的吸引力可能也是促成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之一。

　　整个外高加索文化区内极少有社会等级分化方面的证据，复杂的多功能聚落（如城市）、公共建筑、大型宗教或行政建筑遗迹、文字、印章、精美的墓葬、战争或冲突等方面的发现都非常少。唯一的证据来自Arslantepe遗址发现的一处高等级墓葬。这处墓葬建造于早期的大型神庙和宫殿建筑群废弃之后，与之同时建造的还有使用木构和抹灰篱笆墙筑成的小型房屋。墓中埋葬着一位男性和四位可能是殉人的年轻侍从。有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高加索文化人群中的酋长，因为定期参与地区性迁徙而到达了Arslantepe地区，也有人认为墓主可能是频繁与高加索社群进行金属原料和高等级工艺品交换的Arslantepe本地领袖。

Arslantepe遗址外高加索文化时期建筑与高等级墓葬复原图

　　位于阿塞拜疆的Yanik Tepe遗址也是一处早期外高加索文化的重要遗址，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聚落结构、建筑形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在1960年代早期对该遗址进行了三个季度的发掘。他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把Yanik Tepe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早期外高加索文化的形成期，第二期文化面貌以圆形建筑和带纹饰的陶器为主要特征，第三期主要为长方形房址，带纹饰的陶器数量较少。遗址发掘中共识别出14层圆形房址和4层长方形房址，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短暂的时间缺环。不过，从陶器面貌和房址的内部结构来看，Yanik Tepe遗址早期外高加索文化遗存整体上是连续的。此外，该遗址未发现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最晚期的遗存，可能与萨珊时期的建筑活动对早期遗存的破坏有关。

Yanik Tepe遗址位置

　　Yanik Tepe遗址早期外高加索文化的聚落最早建立在废弃许久的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土墩之上，房屋主要为圆形，面积较小，彼此之间有较大的空间，一些房址中还保留有相关的室内设施。在之后的阶段，房屋建造得更为精细，还出现了加盖的现象，整体上分布更为密集，聚落内部结构也更为复杂。长程来看，圆形房屋的位置延续性非常好，晚期房屋常常直接叠压于早期房屋之上。在遗址的3A层，聚落内的房屋分布更为密集，长方形房屋与圆形房屋一样，都使用中心立柱，平顶，墙体均使用土坯建造。对于屋顶空间的利用，显然长方形房屋比圆形房屋更具优势。从这些房址和屋内设施的发现来看，家户在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这些房址外，Yanik Tepe遗址中部还发现有经过夯实的广场，可能与公共活动相关。

Yanik Tepe遗址4B层圆形房址

　　在聚落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制陶业也得到飞跃性发展。Yanik Tepe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刻划纹内填充白彩的做法十分常见，常见纹饰有双螺旋纹和鸟、鹿之类的动物纹饰。此外，与早期外高加索文化各遗址类似，Yanik Tepe冶金方面的证据极少，整个遗址仅在4B层出土了一件铜匕首，经检测其主要成分为98%的铜和少量的锡。

Yanik Tepe遗址的出土陶片

　　Godin Tepe遗址是位于伊朗西部的一处大型聚落，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考古队于1965到1973年在此进行了发掘。遗址年代从铜石并用时代延续到铁器时代，共可分为七个时期，其中第七期为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期，年代为公元前2900-2600年。

Godin Tepe遗址远眺

　　Godin Tepe遗址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遗存与之前各时期截然不同。遗址多个层位都发现有建筑遗存，建筑形式与遗址更早阶段的圆形建筑有很大差异。遗址IV:1b层的3号建筑是一座由多间房屋组成的近圆形复合建筑，其中8号房屋内发现涂有黑彩的长凳，并有台阶直接通向7号房屋。8号房屋的中部地面上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可能是宴飨或宗教活动的遗存。这两个房屋出土陶器的刻画纹饰，与同一层位其它房址中的发现也有明显的差别。

Godin Tepe遗址IV:1b层3号建筑平面图及7、8号房屋室内遗物分布

　　Godin Tepe遗址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主要陶器类型为碗、盘、罐和釜，陶色多为黑色、红色和浅黄褐色，制作粗糙，烧成温度低，刻划纹饰中常填充白彩。动物遗存则以绵羊和山羊为主，占出土动物遗存的85%，说明羊毛生产在当时非常重要。

　　与遗址之前各阶段相比，Godin Tepe遗址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明显更为简单，之前各阶段常见的与美索不达米亚存在文化交流的迹象也不复存在。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该遗址也不再被作为行政管理中心，这些表明外高加索文化对Godin Tep和临近地区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超越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使伊朗西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单一的文化区。

　　卢里斯坦青铜时代早期文化

　　除了西北地区以外，伊朗扎格罗斯山地中南部地区在青铜时代同样超出了原始埃兰文化的影响范围。不过，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早期外高加索文化可以影响到现今的克尔曼沙赫市（Kermanshah）以西和以南的区域，这一范围主要包括克尔曼沙赫省的西部、整个伊拉姆（Ilam）和卢里斯坦（Luristan）。Frank Hole提出古代的卢里斯坦地区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和文化单元，缺乏区域中心，在不同时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外界影响。

卢里斯坦地区位置示意图

　　研究者一般将卢里斯坦的青铜时代分为早期（约公元前2900-2000 年）、中期（约公元前2000-1600年）和晚期（约公元前1600-1200 年）三个阶段。Haerinck和Overlaet经过细致的研究，把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又细分为约公元前3100-2900年、约公元前2900-2600年、约公元前2600-2300 年、约公元前2300-1900年共四个阶段。

　　根据现有的发现，卢里斯坦地区青铜时代缺少大型遗址，已知的聚落大多面积较小，且延续时间短。整体而言，这里缺乏长期定居聚落的证据，大部分遗址都为墓地，而与之相关的人群则可能居住在帐篷之中，人口规模很小，且流动性强，游牧可能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方式。

　　在已发现的青铜时代墓地中，以Kalleh Nisar墓地最具代表性。这处遗址自1929年开始就受到非法盗掘，1965到1979年之间由Louis Vanden Berghe 领导的根特大学与布鲁塞尔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以及Bani Surmah和Mir Kayr 墓地进行了发掘，为我们了解卢里斯坦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证据。Kalleh Nisar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其中很多都是规模较大的合葬墓，还有两座墓葬的墓室顶部精心建成了拱形。

Kalleh Nisar遗址墓葬群

　　墓地中出土的单色和多色彩陶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迪亚拉（Diyala）和哈姆林（Hamrin）等地的发现十分相似。此外，Kalleh Nisar出土的随葬品还包括大量指环、斧、权杖头等金属制品。对这些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器物均为铜锡合金，锡含量约为3.5%。Kalleh Nisar的发现是伊朗境内最早的锡青铜，而卢里斯坦也可能是整个西亚地区最早出现锡青铜的区域。关于这一问题，研究者曾因为这一地区缺乏锡矿资源而提出质疑，但是Nezafati最近在Deh Hosein的研究表明当地是有锡矿资源的。除了陶器和青铜器外，陶塑、串珠，以及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滚印在Kalleh Nisar墓地也都有发现。其中滚印主要发现于合葬墓中，Haerinck和Overlaet认为滚印在卢里斯坦并非是作为书写或管理系统的核心要素而存在的，很可能只是被当地人群用作护身符。

Kalleh Nisar遗址发现的彩陶、青铜器和滚印

　　从墓地的规模和墓葬的形制来看，卢里斯坦青铜时代的人群在墓葬的营建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墓葬中所发现的随葬品也表明当地与苏萨、美索不达米亚中南部等地存在着跨地区的联系。不过青铜时代的卢里斯坦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而且并未受到原始埃兰文化的影响，也未被纳入外高加索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

　　（所有图片均来自Hassan Fazeli Nashli教授课程ppt，文章版权由本文作者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网站后台）

　　课程内容安排

　　第1讲：何处是伊朗——伊朗概况

　　第2讲：伊朗考古学发展史

　　第3讲：伊朗的早期人类及其活动（500,000-12,000 BC）

　　第4讲：新石器时代从狩猎-采集者向农牧人群的转变（12,000-6,000BC）

　　第5讲：伊朗在城市与文明社会兴起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6,000-2,000BC）

　　第6讲：流动畜牧业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

　　第7讲：伊朗最早的国家？原始埃兰文化（3200-2800BC）

　　第8讲：原始埃兰文化之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

　　第9讲：超越国界的伊朗:伊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网络 (公元前3000-1200年)（上）

　　第10讲：超越国界的伊朗: 伊朗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网络(公元前3000-1200年)（下）

　　第11讲：青铜时代的埃兰与其近邻（2,900-1,100BC）

　　第12讲：铁器时代的乡村、城市、国家与帝国（1250-330BC）

　　第13讲：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世界帝国的考古学（550-330BC）

　　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Hole, F. (ed.)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Western Iran. Settlement and Societ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Roaf, M. (1990)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Facts on File.

　　Harper, P. O., J. Aruz and F. Tallon (eds) (1992) The Royal City of Susa.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urtis, J. (ed.) (1997)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ersian Period: Conquest and Imperialism 539-331 BC. London: BM.

　　Potts, D. T. (1999) The Archaeology of E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tis, J. (2000)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Wilkinson, T. J. (2003)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töllner, T., R. Slotta and A. Vatandoust (eds) (2004) Persiens Antike Pracht. Bochum: Bochum Museum.

　　Matthews, R. and H. Fazeli Nashli (eds) (2013) The Neolithisation of Iran: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eties. Oxbow: BANEA.

　　Petrie, C. (eds) (2013) Ancient Iran and Its Neighbours: Local Developments and Long-range Interactions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Oxbow books.

　　Potts, D. T. (ed.)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Ir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陈绰敏 撰稿

　　邓振华 审校

崔嘉宝 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