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开设的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课程主要在介绍伊朗概况、环境及伊朗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500,000 - 330BC）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埃兰文明、波斯帝国等重大问题。

　　2019年5月14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第十讲在红五楼5211举行，本讲主题为“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被焚之城与赫尔曼德文明的形成”（East Iran Bronze Age: Shahr-i Sokhta and the formation of Helmand Civilization)。

背景介绍

　　法兹里教授以柴尔德（Gordon Childe）的知名著作《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一书中“城市革命”的相关内容作为切入点开始了本次课程内容的介绍。法兹里教授认为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剩余促成了手工业专门化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这些成为大型聚落和城市出现的重要基础。其后，精英阶层的出现和他们对农产品再分配和手工业生产体系的控制，又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不同经济部门的分化以及手工业生产的专门化和标准化。这些都构成了“城市革命”得以出现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赫尔曼德文明是以阿富汗南部和伊朗东南部的赫尔曼德河命名的，主要指的是伊朗的锡斯坦（Sistan）和阿富汗的坎大哈（Kandahar）之间这一区域所见到的文化融合现象。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不断增长的现象，标志着众所周知的区域化趋势的开始”。其代表性遗址包括伊朗的Shahr-i Sokhta（意为被焚之城）和阿富汗的Mundigak，形成期大致在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到三千纪早期。与赫尔曼德文明大致同时，在伊朗高原及邻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早期城邦文明，从西到东包括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早期王朝Ⅲa、Ⅲb期，哈利勒路德河谷的吉罗夫特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ⅢB期。这一时段首次见证了印度与伊朗边境地区内部以及与中亚南部等区域之间联系的明显增强，手工业生产与贸易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当地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使得南亚与西亚的诸多地区得以相互联系起来。

　　在近代生态危机发生之前，锡斯坦及邻近地区气候条件优越，是伊朗东部乃至阿富汗的重要粮仓，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环境条件，这里成为当地早期文明的摇篮。Shahr-i Sokhta便是兴起于当时的湖泊之滨，地形上属于内河三角洲地区。当时的湖泊面积，在旱季也可达2000平方公里。然而，当地现代的环境条件相当恶劣，气候极为干旱，地表风蚀十分严重。环境变迁可能是Shahr-I Sokhte遗址及赫尔曼德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一地区极为干燥的环境，一方面使得这个曾经辉煌的遗址长久地湮没在茫茫沙地之中，但另一方面也为研究当时的文明成就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有机质材料等遗存信息。

Shahr-i Sokhta遗址位置与所在地区水系变迁

　　Shahr-i Sokhta遗址最早是斯坦因（Aurel Stein）于1916年在这一地区考察时发现的。其后，美国考古学家Walter A. Fairservis Jr.也曾在二战后对锡斯坦等地的考察中到访过这一遗址。对于Shahr-i Sokhta遗址的正式发掘始于1967年，由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的Maurizio Tosi主持，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78年。得益于Maurizio Tosi团队细致的考古工作，这个锡斯坦地区青铜时代最大的遗址才逐渐显露真容，赫尔曼德文明这一命名正是Maurizio Tosi最早提出来的。1997年开始，伊朗本土考古团队在S.M.S. Sajjadi的领导下重新对该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Shahr-i Sokhta遗址鸟瞰

（引自whc.unesco.org）

主要遗址分期与年代框架

　　当前对于赫尔曼德文明发展过程、主要成就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等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Mundigak和Shahr-I Sokhta这两处代表性遗址的发掘获得的。Mundigak遗址可分为六期，Shahr-I Sokhta遗址分四期，各期可再细分为若干阶段，前者延续时间大致为公元前4300-1200年，后者延续时间约为公元前3100-1800年。

　　若与印度河流域早期文化序列进行对比的话，锡斯坦和临近地区缺少相当于印度河流域早期食物生产阶段（early food producing era）的遗存，实际上当地并未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区域化时期（Regionalization era，约公元前5000-2600年），锡斯坦及邻近地区才逐渐出现人类遗存的证据，Mundigak遗址I期到Ⅳ期1段（约公元前4300-2600年）、Shahr-I Sokhta遗址Ⅰ期和Ⅱ期前段（公元前3100-2600年）在时间上大致与这一时段的稍晚阶段同时。印度河流域早期文化的整合期（Integration era）即哈拉帕文明的成熟期（Mature Harappan），基本与赫尔曼德文明的兴盛期同时。Mundigak遗址Ⅳ期2、3段及Shahr-I Sokhta遗址Ⅲ期大体与这一时代相对应，绝对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600-2000年，不过Mundigak遗址缺少公元前2250-2000年这一时期的遗存。之后的公元前1800-1300年是哈拉帕文明的衰落期，Mundigak遗址Ⅴ、Ⅵ期和Shahr-I Sokhta遗址第Ⅳ期属于这一时间范围，只是Shahr-I Sokhta没有更晚阶段（公元前1800-1300年）的遗存。实际上，所谓赫尔曼德文明主要指的是公元前2600-1800年这一时段。

Mundigak、Shahr-I Sokhta遗址年代序列与印度河流域对比

Mundigak与Shahr-I Sokhta遗址的主要发现

　　Mundigak遗址是赫尔曼德文明东部地区的中心遗址，其最鼎盛阶段大约出现在遗址第Ⅳ期，当时的占地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左右。很多早期建筑都在这一时期被毁掉，新建了大型宫殿、神庙建筑，以及城墙堡垒等设施。宫殿或神庙建筑区位于Mundigak遗址A地点，这一区域恰好处在城址内城的一角，呈不规则菱形分布的四面城墙将这里与临近的土丘连接起来。内城城墙的外立面等距分布有半圆柱形的立柱状结构，内城西部还发现有更外围的城墙设施。遗址第Ⅳ与Ⅴ期之间也发生了一次建筑的拆毁和重建事件，大量的纪念性建筑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后的第Ⅵ期仅在局部区域发现有人类小范围活动的线索。

Mundigak遗址主要遗迹分布图及宫殿神庙区照片

　　Shahr-I Sokhta遗址是整个赫尔曼德文明区最大的遗址，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地表散布着大量陶片等文化遗物，特别是遗址东部地表遗物堆积最厚。从不同时期的堆积分布范围来看，大致在第Ⅱ期Shahr-I Sokhta遗址面积发展到最大，各类遗迹等分布范围达8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可以被分为五个大的功能区，其中东部为居住区（residential area），中部为中心区(central quarters)，西北部为手工业区(industrial area)，在手工业区以东是纪念性建筑区(monumental area)，遗址西南部为一处集中分布的大型墓地(graveyard)。

Shahr-I Sokhta遗址发掘区规划及主要功能区分布

（右图紫色区域为墓葬区，褐色为生活区）

　　Shahr-I Sokhta东部居住区被使用的时间主要为公元前3200-2300年，其内发现有大量沿道路分布的院落式房屋，均使用土坯砖建造。每座房屋包括6-8个甚至更多房间，除居住区外一般还包括露天烹煮食物的区域、喂养牲畜的区域甚至家户内部的手工业生产区。每座房屋内至少一两个房间中发现有圆形火塘，部分建筑入口处的墙面还使用石膏和其它颜料进行过专门处理，被涂成白色和红色。

Shahr-I Sokhta遗址20号建筑

（引自S. M. S. Sajjadi & H. Moradi, 2015）

　　遗址中心区位于东部居住区西北方向，两者相距仅300米。中心区在东、西、南三面与遗址其它区域有低洼地相区隔。这里发现了一座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外墙厚度远远超过普通建筑。建筑中心为一处院落，用于居住等功能的房间围绕着院落分布，其使用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00-2500年。

　　遗址西北部纪念性建筑区的主要发现为一座面积约1600平方米，由超过93座房间组成的大型建筑，其中最大的房间面积约为28平方米，建筑的主要墙体厚度可达1.25米。这座建筑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以及陶塑动物和人像等。类似的陶塑在遗址东部居住区和中心区内也有发现。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这一区域的主要使用时间为公元前2800-2500年，部分遗物可能晚至公元前2500-2300年。

Shahr-I Sokhta遗址纪念性建筑区

（引自whc.unesco.org）

　　手工业作坊区主要分布于整个遗址的西北角，但在遗址南部也有发现，占地面积约达30-40万平方米。加工铜、青金石、玛瑙、绿松石、绿泥石、燧石和海贝等多种材料的作坊都有发现。制陶手工业已达到较大的规模，不同时期陶窑的数量达到50-100个，快轮使用较为普遍，金属制品的生产规模也相当大。相比之下，其它工艺品的制作大多规模较小，仅在1-2个房间的小型作坊内进行。

　　遗址南部墓葬区的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墓葬数量据估算超过4万余座。大部分为竖穴土坑墓，少量墓葬使用土坯砖建造有专门的墓室，儿童大多埋葬在很小的土坑中，上覆陶碗。大部分墓葬为单人葬，但也有一些墓葬中葬有多个个体。墓主的年龄集中在25-53岁之间，目前发现最年长的墓主是一位约60岁的女性。古病理的分析结果表明，关节炎在当时非常普遍。1003号墓葬的人骨分析表明，墓主曾接受过开颅手术，以缓解脑部积水。6705号墓主左眼眶内放置有一个半球形的假眼，其年代为公元前2900-2800年。

Shahr-I Sokhta遗址墓葬区

　　几乎大部分墓葬中都随葬了大量的陶器、木器、纺织品、青铜和黄金制品及其它材质的器物，得益于当地干燥的保存条件，这些遗存为研究赫尔曼德文明的物质文化成就、手工业生产、区域交流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很多手工业生产者的墓葬中都随葬了自身从事行业的相关器物，比如不同类型的宝石饰品、金属器、骨器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发现包括731号墓出土的一件彩陶杯，其上通过5幅图案展示了一头鹿跳起吃树叶的全过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画。2900号墓葬还出土了一件使用二次加工的象牙片进行镶嵌的棋盘，表明当时的原材料交流或许可以间接到达印度等地。另一座墓葬中发现的木制棋盘，与吉罗夫特地区出土的二十格棋盘极为相似。而一件Jemdet Nasr类型滚印的出土则表明当地与两河流域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Shahr-I Sokhta遗址墓地出土彩陶杯及木制棋盘

彩陶图案动画效果（引自维基百科）

赫尔曼德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 

　　从Shahr-I Sokhta等遗址出土的各类物质遗存来看，赫尔曼德文明与周边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物质资料、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代表性的物质遗存包括那勒类型陶器（Nal ceramics）、具有佐布风格的陶塑（Zhob figurines）、陶饼（Terracotta cakes）和其它类型的陶器及印章等。此外，青金石、玛瑙、绿松石等宝石原料和制成品的流通，也在赫尔曼德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性物质遗存的分布范围所反映的赫尔曼德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

　　Shahr-I Sokhta遗址居住区和中心区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人像和动物等形象的陶塑，其中一些具有明显的印度河流域佐布风格陶塑的特征。此类陶塑主要见于遗址第II期的部分时段（公元前2650-2570年），Mundigak遗址IV期1段和2段也都有同类发现，表明公元前三千纪早中期赫尔曼德文明与东部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在观念方面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流。

Shahr-I Sokhta遗址出土佐布风格陶塑残块

　　Shahr-I Sokhta遗址还发现了大量陶饼，这类遗存大多为羼杂大量植物的粗陶，形状一般近三角形，但其功能尚不清楚。陶饼广泛分布于巴基斯坦等地的遗址中，出现时间主要在公元前2900-1700年，同类遗存在Shahr-I Sokhta遗址的大量出现说明当时赫尔曼德文明与哈拉帕文明之间有着十分密切且长期的联系。此外，Shahr-I Sokhta遗址出土的陶塑动物、石质容器、青铜器及其它各类器物也与其它地区的同类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赫尔曼德文明是一个与周边交流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开放型文明。

Shahr-I Sokhta遗址出土陶饼

　　对于赫尔曼德文明与周边区域交流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青金石原料和制品的流通。青金石制品广泛分布在这一时期的两河流域和伊朗等地，而这类原材料的矿源主要集中在兴都库什山地区，其中一个重要的出产地是位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的Sar-i Sang。因此，位于青金石矿源地与其它消费地区之间的赫尔曼德流域，特别是Shahr-I Sokhta遗址便被认为是当时青金石原料流通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很多青金石被认为是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再运送到伊朗西部和两河流域等地的。

　　然而，Shahr-I Sokhta遗址虽然发现了生产青金石制品的作坊和相关证据，但是从出土房址的遗物组合来看，这些原料似乎并未受到精英阶层的控制。小型房址中此类产品的加工废料和半成品常与鱼骨、鸟骨等日常生活废弃物混杂在一起。从制成品的类型看，Shahr-I Sokhta遗址出土的青金石制成品主要为一些比较简单的珠饰等，形式并不多样，且极少出现诸如在青金石制品外包金或用于镶嵌等复杂的加工工艺。如果与两河流域同时期出土的青金石制品进行比较，很明显的区别是，两河流域的串珠类型多样，但原料相对较差，而Shahr-I Sokhta遗址的成品种类极为有限且比较简单，原料却非常好。因此，法兹里教授认为当时伊朗高原的各个城市可能只是青金石的消费者，而并非原料流通过程中的转运者。他进一步提出，当时的青金石原料运输，除了可能从兴都库什山经过Shahr-I Sokhta向西外，在南、北方各存在一个可能的运输路线，北线沿伊朗高原北部经里海南岸地区进入两河流域，南线从兴都库什山南下至印度洋沿岸，走海路到达两河流域。

Shahr-I Sokhta遗址出土青金石制品

结语

　　赫尔曼德文明与伊朗高原其它地区的早期文明一样，大多植根于本地的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社会之中。虽然当地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Mundigak和Shahr-I Sokhta遗址的发现均展示了赫尔曼德文明的早期形成过程。相比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赫尔曼德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低，社会分化程度也不高。经济生活方面农业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生产已经比较集约化，但是灌溉技术等仍然相对简单，主要依靠自然河道等进行。

　　赫尔曼德文明与波斯湾南部、印度西北部、中亚南部和阿富汗等地的早期文明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纪念性建筑的形制、艺术品中特殊形象的使用等方面存在着较多的相似性。这种区域间的联系可能是通过商品贸易、政治军事联盟以及珍贵原材料的运输流通等实现的，方式相对多样。具体而言，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常见的一些技术手段和人类社会的整体适应方面，其后则更多地体现在精英阶层的管理策略相关的层面。不过，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内大范围的交流似乎与经济活动相关程度较低，资源的开发和原材料与产品的交换更多地遵循“局部网络”模式（local network pattern）。

　　从年代学的研究结果来看，赫尔曼德文明与吉罗夫特文明和中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文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节奏较为一致。不过，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两河流域之外的这些文明普遍衰落了，就赫尔曼德文明而言，其衰落或许与本地环境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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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安排

　　第1讲：何处是伊朗——伊朗概况

　　第2讲：伊朗考古学发展史

　　第3讲：伊朗的早期人类及其活动（500,000-12,000 BC）

　　第4讲：新石器时代从狩猎-采集者向农牧人群的转变（12,000-6,000BC）

　　第5讲：伊朗在城市与文明社会兴起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6,000-2,000BC）

　　第6讲：流动畜牧业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

　　第7讲：伊朗最早的国家？原始埃兰文化（3200-2800BC）

　　第8讲：原始埃兰文化之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外高加索文化时期的伊朗西北地区（3,200-1,100BC）

　　第9讲：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吉罗夫特文明(3,000-1,200BC)

　　第10讲：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被焚之城与赫尔曼德文明的形成

　　第11讲：青铜时代的埃兰与其近邻（2,900-1,100BC）

　　第12讲：铁器时代的乡村、城市、国家与帝国（1250-330BC）

　　第13讲：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世界帝国的考古学（550-330BC）

　　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Hole, F. (ed.)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Western Iran. Settlement and Societ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Roaf, M. (1990)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Facts on File.

　　Harper, P. O., J. Aruz and F. Tallon (eds) (1992) The Royal City of Susa.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urtis, J. (ed.) (1997)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ersian Period: Conquest and Imperialism 539-331 BC. London: BM.

　　Potts, D. T. (1999) The Archaeology of E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tis, J. (2000)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Wilkinson, T. J. (2003)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töllner, T., R. Slotta and A. Vatandoust (eds) (2004) Persiens Antike Pracht. Bochum: Bochum Museum.

　　Matthews, R. and H. Fazeli Nashli (eds) (2013) The Neolithisation of Iran: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eties. Oxbow: BANEA.

　　Petrie, C. (eds) (2013) Ancient Iran and Its Neighbours: Local Developments and Long-range Interactions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Oxbow books.

　　Potts, D. T. (ed.)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Ir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撰稿：邓振华

　　排版：崔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