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八讲在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101举办，牛津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杰西卡·罗森 （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应邀作题为“黄土的馈赠：中国独特的建筑、礼制建筑与大型陵墓”的学术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秦岭副教授翻译。

罗森教授以北京故宫为切入点，指出其引人注目的特征不仅在于木构建筑本身，更在于高耸的夯土台基。她强调，宏伟巨大的台基不仅是建筑的坚实基础，更是在公共仪式活动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故宫中太和、中和与保和三殿共同坐落在高8.13米的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台基上，台基成为塑造礼仪空间、界定等级地位的关键。

太和殿的台基将其上的宏伟建筑与下面的人群分隔开来，赋予建筑极高的地位

通过中西传统建筑的对比，罗森教授指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地中海世界的礼制建筑以石构建筑与石质基座为代表，如西西里岛的塞利农特神庙及现今的大英博物馆；而中国则发展出木构殿堂与夯土台基相结合的独特体系，石材往往仅作为台基饰面。她进一步提出，理解中国建筑史需将木构建筑的发展与台基的演变视为两条并行的线索，以往研究多聚焦木构，而今天的讲座则将重点关注台基的发展历史。

北京皇家建筑台基的功用与材质

台基并非简单的基座，至少从公元前两千年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森教授以光绪皇帝大婚图册记录为例，生动阐释了台基在仪式活动中的重要功能。太和殿三层汉白玉台基不仅抬高了建筑，更是作为仪式展演的舞台，规范着皇帝、百官与仪仗的空间等级与行进路线。相似的三层台基也见于天坛南侧的圜丘坛，坛上并无建筑，凸显台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活动空间；并且这一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继续往前追溯，敦煌第148窟壁画中也描绘了佛陀、侍从及乐师都端坐在带有装饰栏杆的大型台基上的场景，这种在“台”上进行仪式、伎乐活动的行为在更早的楚辞等文献中亦有记录。

记录1889年2月光绪皇帝大婚的册页

她特别指出，台基的高度与层级直接影响人在建筑群中的行进路线与空间体验。不同的台基与建筑院落界定了不同身份与等级的人，这种空间秩序是理解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维度。

这些台基看似石质，实则采用夯土结构，仅以石料包边。宋代《营造法式》记载：“凡開基址，須相視地脈虚實。其深不過一丈，淺止於五尺或四尺，並用碎塼瓦石札等，每土三分内添碎塼瓦等一分”，它提到了开挖基槽对土质和深度的要求，以及用碎砖与粘土分层回填以增强强度的技术规范。2015年故宫隆宗门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台基内部“夯土层与碎砖层交替”的构筑工艺，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科学性。

故宫发掘所见地基与夯土墙的结构

回顾了中国礼制建筑台基的历史，聚焦这种“黄土+台基”建筑材料组合的发展，罗森教授将视线转向黄土高原，以及其中极为重要的遗址——石峁。

黄土高原及其公元前3200年以来的开发与利用

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带，分布着厚达百米的黄土堆积。罗森教授指出，黄土是中国的重要资源，它对经济、文化，尤其是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能像中国的黄土高原这样，将黄土作为如此宏大建筑与工程的基础。

黄土呈垂直节理发育，其干燥时较坚固，但遇水易于剥落、易受侵蚀，形成特有的地形，考古工作者常能在黄土中发掘出笔直且稳固的断面。只有长期生活在黄土地带的人群，才能够很熟识这类地貌单元的特点并加以利用，这可能也是直到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黄土高原腹地才得到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原因。

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间，来自渭河等谷地地区的人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该过程的标志是窑洞这一新的居住方式的流行。从南佐到芦山峁、再到以石峁为中心的聚落群，窑洞式聚落逐渐占据整个黄土高原（图4）。在生计方式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居住形式的改变有效地促进人们对新地区的开发。

黄土高原北部重要遗址分布图

罗森教授强调，走上黄土高原的人要面对新的文化冲击，与这些人所依赖的作物经济相比，来自西伯利亚草原的人群更依赖动物经济。内蒙古后城咀遗址的发现就体现该时期的其他重要变化：石城防御工事和与西伯利亚地区相似的箭头，反映了来自草原的畜牧人群与南方农业人群的接触与互动。在这一背景下，石峁遗址作为黄土高原北部的中心聚落崛起。

从石峁之前到商周时期的台基

石峁遗址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核心地区“皇城台”。罗森教授认为，虽然新石器时代中国不少地区都有营造土台的传统，但不同于长江流域以当地黏土所制的土台、城墙，黄土的结构特性使坚实的夯土台基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资源。

石峁的台基可向前追溯到南佐和芦山峁两处遗址，它们都利用了黄土峁这一独特地形，平整顶部土地后夯筑土台，再于台上建造建筑。罗森教授认为，这种形式可能兼具防御性与等级性双重功能。

庆阳南佐（左）与延安芦山峁（右）

从仰韶晚期到龙山阶段，这些大型土台建筑不断发展。石峁层层而上的石包土台基，规模和结构的复杂程度都远超芦山峁。与窑洞那种生活性居所不同，石峁大台基与石墙为大型公共工程，其建造体现出了高度的社会动员与规划能力，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组织化与工程能力的重要见证。

青铜时代见证夯土传统流传遍布整个中原地区：二里头遗址所见墙体和台基都是用黄土夯筑的；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夯土城墙之一，是郑州早商时期的城墙；而早期长城的前身大多也是用夯土建成的。

罗森教授继续重点分析了石峁皇城台南护墙发现的石雕人神面像，指出其中反复出现的两种图像：普通男性形象与戴冠饰的可能代表神灵的形象。她注意到这些形象在眼、鼻、耳饰、牙齿、冠饰等细节上，与湖北后石家河文化玉人高度相似，同样的纹饰母题亦见于盘龙城与郑州商城的青铜器。

此外，石峁石雕中“浅浮雕阳线”的表现手法可能为后来青铜器纹饰的技法提供了源头；其“窄长构图”与青铜器纹饰发展初期阶段的条带状纹饰在表达上也具有相似性。

这些相似的形象描绘和表现手法勾勒出一个遍布中国的社会交流网络，同样可以类比的研究还有玉琮和青铜器的分布和关系网络。不同关系网络背后的机制尚待深入探讨，但是它们分布与流通的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的早期中国。

人神面像所反映的早期交流网络

黄土、深墓及封土的功用

罗森教授进而将视线转向地下，探讨黄土孕育的另一伟大传统——深墓。目前所知最早的大型竖穴深墓是陶寺遗址中期IIM22，墓圹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米、宽3.65米，深约7米。墓室四周共发现11个壁龛，出土丰富的随葬品。她提出，在黄土高原开挖深井的经验，为营建陶寺等遗址的大型深墓提供了技术准备；而晚商时期安阳王陵与陕西寨沟墓葬的案例则体现了这一深埋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形制发生重大转变：封土堆流行并成为地上建筑的基座。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的圆形封土堆高9米、底径达60米，墓坑下有宽1.8米的生土二层台。对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铜版兆域图的考证与重建结果表明，分层封土堆上建有建筑。罗森教授认为，墓葬形制的发展，推动了在黄土之上建造木构建筑这一传统的形成与演变。

临淄四王冢毗邻的一座墓葬封土显示，不仅墓上封土堆呈现多层结构，墓内亦为阶梯式夯土侧壁。她提出，层层叠起的黄土结构不仅具有承重作用，同时也可视为地上建筑的镜像或倒置的建筑。类似结构也见于秦始皇陵。

临淄齐墓封土堆的多层结构

建筑形式的演变体现了夯土的不同用途，以及强调地位等级的多种方式

罗森教授勾勒了从秦咸阳宫、汉未央宫、唐含元殿到明清紫禁城的台基发展脉络，指出历代宫室建筑皆采用了“利用自然高地+夯筑人工台基+木构殿堂”的营造模式。中古时期壁画中，如唐懿德太子墓壁画、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南壁，也可见夯土台基与木构建筑的组合。

此时再看台基之上的木构建筑，她指出台基促进了复杂木构建筑的发展，并总结传统殿堂建筑的主要特征：坚实的台基，通常由夯土及其他材料混合而成，重要的礼仪性建筑往往在外表覆以石材；木结构本身重量较轻，不会对台基造成过大压力；建筑发展出大幅出檐的瓦顶，用以保护木结构本身及其下方的台基；出檐由复杂的斗拱结构支撑，这些高品质的木构部件可在工坊中由众多工匠预制完成，然后运至施工现场快速安装。

罗森教授特别强调了不同等级的建筑在体量与结构复杂度上有所区别，这不仅通过不同尺寸规格的木质构件来表达，也体现在台基设计上。山西崇福寺与都江堰二王庙是两个典型案例：崇福寺台基的设置令剖面呈现出逐级升高的效果，彰显建筑的等级性与主体性；都江堰水渠之上的二王庙则利用自然地形的高差来形成类似台基建筑的层叠与高耸效果。这说明了台基设计在自然景观中的灵活运用，也提示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单体建筑，更要关注整个建筑群营造的建筑空间。

山西朔州崇福寺

最后，罗森教授总结，对台基使用的探讨揭示了它们如何逐渐成为中国建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同时说明了黄土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以及以石峁为代表的黄土高原诸城所形成的多重联系与交流网络。她指出，对黄土高原的开发利用是早期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黄土高原作为重要的文化交汇地带，不仅汇集了早期中国的物质成就（如铜器、玉器等要素），更将黄土的工程潜力与大型礼仪建筑的营建紧密结合，并通过交流网络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这套体系所体现的大规模人力组织、社会规划能力以及礼制属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质。

（文中图均引自罗森教授讲座幻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