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1日晚，北京大学人文讲座第461讲《三星堆、金沙、竹瓦街：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张昌平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曹大志主持。

张昌平教授主讲

张昌平教授首先对成都平原的早期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通常认为经历了宝墩文化、鱼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发展，学界普遍认同三星堆文化衰落后被十二桥文化所取代。除三星堆和金沙外，竹瓦街地点亦具有重要意义。该地点曾两次出土青铜器窖藏，近年来发现规模超过3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在早期的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和竹瓦街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取代，而是呈现出更复杂的互动格局。

一、 成都平原夏商西周时期的高等级聚落

成都平原早期高等级聚落示意图

成都平原的高等级聚落中，以三星堆最引人注目。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由大城和小城构成，位于小城外侧的祭祀遗存已历经两次重要发现。这些祭祀坑出土遗物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青铜器、黄金制品和陶器为代表的人工器物；另一类则为大量自然遗存，包括焚烧后的骨渣与象牙。

张昌平教授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人工制品分为六个类别：

第一类是具有人格性器物，包括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青铜兽面具、兽面、眼形器、太阳形器等；第二类是人物、动物组合成复合型器物，包括青铜神树、祭坛、神兽以及附属的人物、龙、鸟、铃等；第三类是青铜容器，包括尊、罍、瓿、盘等，具有典型商文化风格；第四类是青铜或玉石质地的仪式性器物，如牙璋、戈、壁形器、凿等，与中原文化同类型玉器一致；第五类是可能为外来背景的器物，有金器、海贝、象牙、红石玛瑙等，多数学者认为海贝源于印度洋地区，黄金亦多被视为外来输入，红石玛瑙则具有西来背景；第六类为陶容器，主要是尖底盏、器座等，二者配合使用，可能用于盛放食物。

三星堆祭祀坑所见中原文化因素大体则反映三个阶段的影响，分别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殷墟一期前后和商末周初。祭祀坑所见牙璋、陶盉和镶嵌绿松石的牌饰均属二里头文化风格器物，尽管部分器类存在本地化调整，但基本形制与工艺特征明显源自二里头文化；以尊为代表的青铜礼器与台家寺出土龙虎尊高度相似，体现出与中原地区殷墟一期文化的强烈关联；祭祀坑见有模仿中原器型风格但属本地铸造的青铜容器，年代应属商末周初。

竹瓦街地点出土两批铜器，典型器物为带盖、饰有爬兽的铜罍，其形制与纹饰特征同湖北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所出器物高度相似。部分铜器上还带有商式铭文或族徽，可能是作为赗赙或灭商后分器的商末周初铜器。

金沙遗址过去被认为年代整体晚于三星堆，是三星堆文化衰落后的新政治中心，事实并非如此。金沙遗址出土遗物包括大量被打碎的青铜器、玉器和金器残片，通过细致拼合与比对，可识别出不同阶段的中原文化因素。部分青铜残片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包括长江中游青铜器群特有的扁体鸟形装饰，还发现可能早至商代中期的遗物；金沙遗址所见铜罍残片的兽头和环钮等特征与叶家山M111所出西周早期铜罍几乎完全一致，此类器物风格明确，属于西周早期长江中游的产品；部分兽首残片与安徽桐城长岗村所出铜器相近，年代应在春秋早中期之际。由此可见，金沙的繁盛阶段在商末至西周早期，之后一度衰退，至春秋早期重新活跃。其年代与三星堆在商代中晚期存在重叠，与竹瓦街在西周早期亦存在并存阶段。

基于此，成都平原在商周之际的格局得以重新审视。三星堆、金沙、竹瓦街三个直线距离接近、规模都在3百万平方米或以上的聚落，应该都是都城级城市。他们在时间上并非简单的先后取代，而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存在年代上的重叠。也就是说，当时成都平原可能并存着数个平行发展的区域性政体。

二、 不同聚落的祭祀遗存

三星堆、金沙、和竹瓦街三处遗址均与祭祀活动密切关联，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各有特点。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观察，则可形成补充与互证。

金沙遗址为持续的露天祭祀场地。金沙遗址发现明确的祭祀区，祭祀形式复杂多样，包括将礼仪性用品沉于湖沼或低洼之处、挖坑集中分层堆置、集中堆置于“地面”等。现场遗留大量灰烬层，表明焚烧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呈现了一个长期、反复使用的祭祀现场。

金沙遗址祭祀遗迹L8③

三星堆祭祀坑应为祭祀仪式完成后的掩埋环节。三星堆数个坑的性质存在学术争议。有观点将其视为灭国后遗弃的器物坑。但从坑位分布规律、坑壁修整工整、器物分层有序摆放等现象判断，更有可能是一种有规划的、仪式性的掩埋行为。坑内器物普遍存在人为击碎和焚烧痕迹，与金沙祭祀现场的器物处理方式一致。因此，这些坑很可能是将长期用于祭祀的礼器，在完成其仪式功能后，进行一次性集中掩埋的结果，而非突发性毁灭。附近的烧骨碎渣堆积，暗示其祭祀现场应距坑址不远。

三星堆祭祀坑K3、K7、K8

竹瓦街窖藏为祭祀礼器的集中储备。竹瓦街发现的两处青铜器窖藏分置于两个大型陶缸内，与金沙所见的散碎祭品和三星堆的仪式性埋藏均存在显著区别，可能代表祭祀活动开始前的阶段，即将成套贵重礼器集中贮藏，以备祭祀至需。

将三处遗址结合观察，可勾勒出成都平原早期祭祀活动的不同环节：竹瓦街代表了祭祀礼器的储备状态；金沙展现了祭祀正在进行时的场景，包括使用、打碎和焚烧；三星堆则反映了祭祀活动结束后，对相关器物的最终处置。三者虽非同时发生，却共同阐释了本地祭祀礼仪的完整逻辑。

三、 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关系

通过对三星堆、金沙及竹瓦街三处遗址的关联分析，可进一步将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文明置于更广阔的跨区域互动网络中考察。成都平原与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并非孤立的“文化飞地”，而特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强势南扩，于长江流域建立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关键据点，形成直接控制。至商代中期，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直接管理的收缩，长江中游地区相继兴起了多个具有高度地方特色的青铜文明中心，如湖南宁乡、江西新干大洋洲等。这些地方政体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特色。与之相比，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与商王朝核心区的关联则显得更为间接。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尊、罍等青铜容器，在器形、纹饰及铸造工艺上均与典型中原商式器物存在明显差异，但与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具体表现为颈部的数周弦纹、肩部的扁体小鸟装饰、轻薄器壁形成的“凸凹式”铸造特征，以及四兽首罍等特殊形制，最新的溯源研究工作也支持这些器物与三星堆本地生产的人头像等属于不同产地。这表明，三星堆的高等级青铜礼器，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长江通道，自湖南、湖北经三峡进入四川，从长江中游的某个生产中心输入或获得技术启迪后本地仿制，生产中心可能位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附近。

长江中游风格铜尊分布示意图

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的构成同样揭示出与长江中游的紧密联系。器物组合包含三类：典型西周早期风格铜器、可能为周初“分器”所得的带有商式族徽的晚商器物、以及具有地方特色但融合中原元素的器物。其中，后两类器物与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所出器物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器底悬铃的细节都一致。这证实竹瓦街遗存并非本地孤立发展产物，其青铜器来源明确指向西周早期长江中游的诸侯国，反映了周初政治重组背景下礼器流动与文化影响的远距离辐射。

四、 三星堆祭祀场景的建构

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器物的系统分析，可以尝试理解和重建其祭祀体系的逻辑结构与仪式场景。

任何祭祀仪式都包含几个基本要素：祭祀者、受祭者，以及沟通二者的祭器和向受祭者奉献的祭品。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群，可按此框架进行归类与分析，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量具有“人格性”的器物，这些人格性器物是理解整个祭祀体系的关键。

祭祀场景建构

三星堆人格性器物的五官表达在其文化体系内部具有高度程式化的写实性。这种写实体现在同类形象面孔的高度一致上，无论是真人大小的头像，还是仅高数厘米的小型人像，其三角形眼、棱形鼻、阔嘴、大耳等特征均遵循同一造型范式。三星堆工匠使用一套固定的视觉语言指代“人”的概念，这种一致性甚至延伸至不同材质的器物。

具有人格性器物

此处所谓的“写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套被社会公认的、用于表现人物或神祇的规范性艺术语言。正如古埃及艺术的“正面律”被视为其写实准则一样，三星堆以特定的几何化五官组合来象征人脸，并被当时的人们所辨识与认同。这种“写实”服务于其信仰体系，旨在构建一个内在逻辑自洽的世界。

眼睛是三星堆造像最核心的分类标志，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三角形眼普遍用于人头像、人面具及大型立人像，标志着“人”或“人格化祖先”的范畴；圆角四边形眼主要见于兽面、神兽，代表“兽”或“自然神祇”的范畴，当此眼型与人的面部结合时，可能象征更高阶的神灵；圆形眼见于太阳形器，可能代表最高层级的天体神。眼睛的形态、是否凸出以及结构特征，共同构成了区分祭祀对象神格与神职的关键符号系统。

在三星堆的视觉逻辑中，造像的体量大小直接象征其社会与宗教地位。

作为受祭者的神祇与祖先通常体量宏大。巨大的黄金面具、超大型青铜面具可能代表始祖或最高神祇，与真人相仿的人头像可能代表关系较近的王族祖先，它们多带穿孔，原应绑缚于木柱或祭坛上，接受供奉。

作为祭祀者的现世人员体量显著偏小，唯一真人大小的青铜立人像，身着华服，头戴冠冕，应是最高主祭者，兼具王与大祭司身份。其余众多小型跪坐人像、持物人像，则代表等级较低的贵族或仪式参与者。另有一件头冠与立人像相同、却未戴王冠的人头像，可能象征着先王。

由此，可尝试重建一个层次分明的祭祀场景：

仪式应在露天旷野举行，各类祖先偶像（人头像、面具）与神灵偶像（兽面、神像）被树立于祭祀场所，以青铜立人为首的祭祀者阶层，面向受祭者进行祭拜。

祭器为高大的神树、多层的神坛、大型鸟形饰等，其结构具有强烈的宇宙沟通意味，是仪式中连接天、地、人三界的工具，而非祭祀对象本身。

祭品包括以尊、罍为代表的青铜容器，源自中原的玉璋、戈、有领璧等仪仗器，还有斧、凿等工具，以及方孔璧和海贝等。除此之外，还包括由尖底盏和器座构成的陶器组合所盛放的食物，用以满足祖先的“宴飨”之需。

五、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文明

三星堆祭祀体系及其反映的文明互动模式，为理解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明的特质与兴衰提供了关键视角。祭祀活动中所进献的祭品，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所认定的最珍贵之物，进而折射出该文明的物质追求、文化认同与对外交流网络。

这些祭品主要包括两类：

其一，是来自远方的珍稀资源与相关物品，如海贝、象牙、黄金、玛瑙等。只有难以获取的、具有非凡稀缺性的外来之物，才会被赋予神圣价值，用于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

其二，是源于中原文明的高级礼仪器物与文化符号，如青铜尊、玉器、有领璧等。三星堆人不仅直接将这些器物作为祭品，亦对其文化因素进行模仿与创造性使用。例如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中央类似扉棱的装饰，实际上来自于龙虎尊虎形纹饰上的立羽纹。源自长江中游的铜尊，既可能被直接献祭，也可能被切改、焊接上本地风格饰件，转而成为某种仪仗或神像的组成部分。这种行为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输入，体现出三星堆对中原文化的深刻认同。

从技术与资源角度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中原文明紧密相连。三星堆铸造工艺与中原体系同源，均采用块范法，特别是垂直分范这一核心技术。三星堆的实践可视为该技术系统的一种地方化变体，其器形与纹饰虽具自身特色，但工艺内核仍清晰指向共同的技术渊源。对三星堆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显示，其使用与中原及长江中游青铜器相同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关键物料很可能与部分成品一样，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

与三星堆相似，金沙也有来自中原文化的绿松石牌饰。相较于青铜器生产，绿松石的加工与生产规模小而集中，金沙所见的兽面纹绿松石牌饰大概来自安阳。

成都平原同时拥有来自大邑商的高等级器物和长江中游的铸铜技术、铜资源与玉器。张昌平教授认为，三星堆在其中可能承担了某种“转口贸易”的职能，将从更远区域获得的珍稀物资经由长江中游输送至商王朝核心区，如黄金、海贝、象牙、红石玛瑙等。

由此，对于晚商时期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作出相应解释。晚商时期商王朝控制范围收缩，但青铜文明发展至巅峰；这一阶段主要使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资源，但都城却向北迁徙。

商王朝与长江中游地区保持密切关系，从而能够间接且低成本地获取远方资源，与此同时向南方输出青铜铸造技术，通过技术输出换取资源输入。长江中游地区不仅向商王朝供应铜物料，还充当中间代理，帮助获取来自三星堆区域的拥有的象牙、海贝、黄金等珍稀资源，甚至将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印纹硬陶等纳入交流网络。

商王朝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密切关联在商周鼎革之际仍可见一斑。周灭商后，大量商贵族南逃，因而南方地区出土诸多典型商末风格铜器。这些器物的使用者生活年代可能已进入西周时期，其南迁方向正是此前与商王朝关系紧密的长江中游一带。这从侧面印证了该地区在商代资源体系中的关键地位。至于商都北迁的重要动因，则可能与获取北方地区的车马、皮毛等资源有关。

成都平原青铜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其扮演的“转口贸易”角色。由于中原地区对远方资源存在持续需求，成都平原作为中转枢纽，将资源输送至中原，从而推动自身文化发展进入高峰。这一进程始于二里头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阶段。至西周中期周王朝与长江中游关系彻底破裂，周人经由长江中游获取资源的通道被切断，成都平原的转口贸易随之衰落，其文化发展也从西周中期开始进入低谷，直至春秋早中期才重新起步。

撰稿：杜舒懿

摄影：杜舒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