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6日下午，“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第七讲在线上平台顺利进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石窟寺考古方法说——以涞滩二佛寺为例》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老师主持。

图1：主讲人孙华教授

讲座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考古学和系统论指导下的石窟寺考古方法。第二部分以近年重庆合川区涞滩二佛寺的考古工作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石窟寺考古方法概说

讲座第一部分，孙华教授围绕“石窟寺的考古调勘”和“系统论指导下的石窟寺考古”两方面阐述了学科基本方法。

1、石窟寺的考古调勘

石窟寺考古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细致客观的全面记录，通过叠压、打破、并列等关系的考察分析，确认遗存相对年代。要遵循“排序、分期、断代”的先后次序，研究最为基础的年代学问题，在年代问题解决以后再开展其他问题的探讨。

其次，应从平面、立面两个角度考察石窟寺。如魏正中教授对于龟兹地区洞窟组合的分析，提示我们要仔细观察崖面、地面的遗留痕迹，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理清窟龛之间的关系，获取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其三，对于石窟寺所在山体的地形地貌、岩石状况、古人斩崖开山的建造痕迹也需予以关注。利用仪器对石窟寺所在山体进行石质硬度、含水量的分层检测数据，有助于推断石窟寺开凿工程量。石窟寺现有立面经历了千百年自然营力作用，并非原状，应对崖壁前自然崩塌形成的堆积、窟前遗迹现象做仔细的考古发掘，以揭示石窟寺原貌。

最后，孙老师谈到了石窟寺分期分区研究的常见问题，认为提取多地石窟寺的某些个别元素统一进行类型排比并不可取，会模糊个别石窟寺的年代分期等信息。正确方法应是首先选取一个区域的典型石窟寺分别进行分期，然后再将这些石窟寺的分期年表叠加、串联和提炼，形成区域石窟寺的分期。在分期和分区的关系上，应该先分期再分区，首先解决整个区域内石窟寺的纵向时间先后和发展节奏问题，再根据不同时期石窟寺及其要素的横向空间分布的变化，这样才能掌握文化要素传入、传播的真实情况。

2、系统论指导下的石窟寺考古

系统论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强调“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

石窟寺是一个由各寺庙单元共同构成的系统。研究者应整体看待造像、龛窟、窟前建筑、僧道墓葬等组成要素，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理解并揭示石窟寺这一系统，例如江津石佛寺考古工作对寺庙整体功能分区的解读。

图2：江津石佛寺遗址功能分区示意

其次，石窟寺是区域社会状况、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与城市、乡村、道路网络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考古工作需统筹考虑石窟寺区位、石窟寺与周围邑聚的关系、石窟寺周边道路网络等内容，为日后系统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奠定基础。

具体到川渝石窟寺考古，孙老师援引多个案例以说明系统论的重要性。

如重庆合川龙多山摩崖造像，地处唐宋时期的合州赤水县城郊区，需结合县城遗址，系统考察。又如四川安岳和重庆大足两地，是南宋时期柳赵教团传教、造像的核心区，大量石窟寺之间具有一定承继关系且有古道相连，应整合研究。

图3：四川安岳、重庆大足地区柳赵教团典型石窟寺分布示意

再如开凿于名山大川中的乐山大佛。其地自汉至民国初年均有不同性质的遗存，因而研究不应仅限于造像本身，还需兼顾地区各遗迹要素，在系统中处理文物古迹之间的关系，将更有益于未来保护、展示。

二、石窟寺考古案例：涞滩二佛寺

讲座第二部分，孙老师详细介绍了近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重庆合川区涞滩二佛寺的考古工作。

涞滩二佛寺地处偏远，可考文献匮乏，研究基础薄弱。由于当地政府即将开展修缮贴金工程、极易造成历史信息的破坏与损失，因此有必要先行开展石窟寺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图4：涞滩二佛寺下殿造像分布示意

近年，涞滩二佛寺的考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摩崖造像的全面调查记录；对下殿建筑群历史变迁等问题的专项研究；对下殿的小规模考古发掘；对两侧崖壁除苔除草清理，寻找新的僧墓等遗存；对周围僧人墓、上下涞滩古镇等遗产的调查记录和选择性发掘。

孙老师着重介绍了其中两项成果。

第一，考古记录工作不仅针对造像本身，还涵盖了题记、道路、岩孔、墓葬等遗迹，重新设置体现所处位置、龛像组合关系的编号体系。完成了二佛寺摩崖造像的文字、数字图像、访谈等记录。

第二，通过龛像各种关系的考察分析，再进行考古发掘的验证，厘清了二佛寺下殿布局与通道的历史变化，确认了下殿从宋元明时期的地坑式院落演变为清代以后整体大阁的演变过程，为重新认识二佛寺以及今后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学术支撑。

最后，孙老师谈及涞滩二佛寺考古工作的下一步构想。如联系陕北人群入川的背景，讨论二佛寺于南宋早期重新规划布局的历史原因。此外，也要注重现状调查与对材料的充分分析，尽早出版涞滩二佛寺考古报告和相关研究成果。

记录 | 施梦尧

审核 | 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