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第六讲《泥河湾盆地与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演化》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李锋老师主讲。

李锋老师主讲

讲座现场

一、泥河湾的地理位置与研究简史

泥河湾盆地是第四纪地质、第四纪哺乳动物、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圣地”。狭义的泥河湾盆地是指以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村所在的阳原盆地，广义的泥河湾盆地还包括邻近的、蔚县、大同、怀来、涿鹿、宣化等盆地，其地层堆积、哺乳动物化石和考古遗物都有相似之处。

泥河湾盆地的位置（Yang et al., 2019）

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21年。当时桑志华呼吁各地传教士提供动物化石标本，协助建立北疆博物院。泥河湾村的法国神父文森特响应桑志华的号召，报告了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的古脊椎动物化石。1924年，地质学家巴尔博发表了“泥河湾层”一词，泥河湾盆地正式进入了学术界。1954年在纪念中国周口店猿人发现25周年大会上，我国地质工作者正式把“泥河湾层”地质时代定为早更新世。自此，“泥河湾层”就一直是我国北方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

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学研究则开始于1965年。1935年，步日耶描述了一件来自泥河湾下沙沟疑似石制品，认为可能是“手斧”（后证明不是人工制品）。196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择义、王向前、武文杰在盆地中部虎头梁一带发现了于家沟、王蜜沟/和尚坟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是在泥河湾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考古证据。随后，考古工作者在盆地内陆续发现了自170万年以来的数百处旧石器地点。

二、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发现

泥河湾盆地发现的遗址数量多、时间跨度大。据统计，泥河湾盆地目前已发现了466处旧石器地点，其中仅阳原盆地就有367处地点。从马圈沟到于家沟，泥河湾盆地已基本构建了从距今170万年到距今1万年连续的人类活动序列。泥河湾盆地遗址的文化阶段性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具有预制特点的“中期”技术，石叶、细石叶技术和早期陶器都有发现。

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258-77.4万年）的遗址主要包括马圈沟遗址群、小长梁遗址、东谷坨遗址。马圈沟遗址发现于1992年，主体年代在距今170万年到130万年。该遗址群发现了动物足迹、石制品和疑似骨器。

1978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汤英俊、李毅等研究人员在泥河湾盆地考察，发现了小长梁遗址，遗址年代为距今136万年。该遗址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石制品。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小型石制品是技术进步的象征，而小长梁石制品年代早，其地层和技术的进步性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后来的研究证明，盆地内燧石石料的特性是造成小长梁石制品较小的主要原因。

1981年，东谷坨遗址被发现，出土了较多石制品。古地磁研究显示遗址年代为距今110万年左右。东谷坨遗址进一步证明了小长梁遗址的古老性，丰富了对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认识。另外，东谷坨遗址由中美合作发掘，中国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方法也得到革新。

东谷坨遗址位置

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77.4-12.9万年）的遗址主要有马梁-后沟遗址群、山兑遗址群和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等。马梁-后沟遗址群的年代为距今90-35万年，目前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地层文化序列。该遗址群不同地点文化层高度的变化反映了古人类活动区域的迁移。

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是许家窑-侯家窑遗址。该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人类化石年代为距今20-16万年。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出土的单台面石核和盘状石核体现出剥片技术的复杂性。古人类学研究表明，许家窑人的颅容量偏大。动物考古学研究发现，人类曾狩猎普氏野马。该遗址数量众多且独具特色的石球可能也是古人类狩猎行为的证据。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位置及出土遗物（王法岗 李锋 2020）

泥河湾盆地晚更新世（12.9-0.117万年）的遗址数量众多，例如板井子遗址、新庙庄遗址、下马碑遗址、油房遗址、二道梁遗址、虎头梁遗址群（于家沟遗址等）等。板井子遗址发现于1984年，年代在距今9-8万年。动物骨骼上的人工痕迹表明，古人类曾主动获取并消费动物资源。出土的盘状石核和特殊类型石核反映出剥片技术具有计划性和组织性。

同年还发现了新庙庄遗址，年代为距今7-6万年。该遗址的石制品较为特殊，包括多层修疤的石器、尖状器和长石片。近年来，新庙庄遗址还揭露出距今4万年左右的火塘遗迹，出土的动物骨骼上有较规整的人工痕迹，也发现了较早的石叶类遗存，体现出旧石器晚期的特征。

2013年，在蔚县盆地新发现了下马碑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万年。该遗址发现了古人类曾经加工利用赤铁矿粉，也有装柄和制作复合工具的证据，这些都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现代行为特征。

1986年发现了油房遗址，遗址主体年代为距今2.9-2.6万年。近年在油房北地点新发现了距今10.8-8.6万年的石制品，增加了古人类活动的新证据。

二道梁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部，首次发现于2002年，年代约为距今2.2万年。遗址文化层较薄，但石制品拼合率很高，可能是人类短期活动留下的。该遗址出土的船形石核，对研究细石叶技术的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代表性遗址是虎头梁遗址群——于家沟遗址，主体年代为距今1.6-0.9万年左右。该遗址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包括楔形石核、锛状器、装饰品和陶制品。于家沟遗址还发现了鸵鸟蛋皮装饰品和碎片，研究表明人类可能食用蛋液并利用蛋壳。对出土尖状器的微痕研究显示这些尖状器具有专业分工，并曾经被装柄使用。

三、关键学术问题举例

1.     最早人类的扩散与适应

泥河湾盆地古地磁测年应用广泛，年代较早，年代序列完整。人类在非洲起源以后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格鲁吉亚Dmanisi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人类走出非洲后的第一站，遗址年代为距今185-178万年。该遗址纬度偏北，与非洲遗址差别较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同样位于中纬度的泥河湾盆地发现了距今166万年的马圈沟遗址和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引出一个问题：长期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类走出非洲以后，如何适应中高纬度的气候？这些中高纬度的遗址是人类季节性活动还是长期活动留下的？

目前蓝田上陈遗址、龙骨坡遗址和西侯度遗址测年结果都超过了200万年。但整体来看，地层、年代和石制品的性质都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遗址是否能作为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还有待更多工作的验证。

2.     古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

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是指在距今约120-70万年间，地球冰期-间冰期旋回的主导周期由4万年斜率周期转变为平均约为10万年的周期。气候转型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表现在石器技术和文化的创新。在泥河湾盆地，这一时期内遗址数量变多、遗址丰富程度增加。基于对拼合标本的讨论，研究者认为在距今110万年左右的岑家湾遗址出现了转向剥片技术，代表着石器生产技术的进步。对麻地沟遗址出土石制品的研究表明，砸击是主要的剥片方式。但砸击技术应用时间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技术落后，更多的是对石器原料的适应。这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评估石器技术的复杂性？一种评估方式是讨论在石器制作过程中，不同的动作之间是否相互联系，是否存在层级关系。

3.     “旧石器时代中期”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板井子遗址和新庙庄遗址被认为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代表，但目前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中期仍存在争议。以新庙庄遗址为例，出土了东亚相对少见的多层修疤石器，可能与欧亚大陆西部中期石器技术有关，但这一问题仍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

4.     行为现代性的出现及动因

近年来古人类的行为现代性引起了较热烈的讨论。行为现代性的表现之一是象征性行为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抽象思维的形成。在泥河湾盆地，行为现代性的证据包括距今4.1-3.9万年下马碑人对于赭石原料的利用、距今4-3.6万年新庙庄遗址小石叶技术和串珠的发现和距今2.9-2.6万年油房遗址的石叶/小石叶技术的出现。在欧洲，装饰品、利用赭石和石叶技术的出现基本同时，而在泥河湾盆地则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这是否与现代人扩散有关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在东亚地区，现代人曾沿着西伯利亚、蒙古或新疆—河西走廊区域向中国北方扩散。水洞沟遗址的石叶遗存被认为是现代人扩散的证据之一，但其与田园洞等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关系还不能确定。泥河湾行为现代性证据的出现是与现代人有关，还是本地独立起源是将来研究的重点。

5.     文化序列的连续与不连续

克拉克总结的奥杜威、阿舍利、勒瓦娄哇-莫斯特、石叶和细石叶五个石器技术模式，反映了石器技术的演变。通常认为，泥河湾盆地以简单石片石核技术即模式1为主，这种技术模式一直延续到距今4—3万年。然而在一百多万年的时间内，泥河湾盆地的石器技术并非一成不变。例如距今20-10万年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遗址中出土的盘状石核、长石叶、石球等石制品，与更早阶段的简单石片石核技术有所不同。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板井子遗址等，但目前我们还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石器制作过程反映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是石器技术研究的重点。可以通过终极产品复原石器制作过程和古人类所掌握的石器知识体系，讨论技术特征和不同石制品组合间联系。泥河湾盆地遗址众多，文化序列较为完整，可以进一步结合定量分析，讨论长时段内石器技术的阶段性和演变规律。

6.     旧-新时代过渡（北方）：从流动到定居

近年来在内蒙古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区都发现了旧新时代过渡的考古证据，例如四台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是人类从流动到定居的转变过程，细石叶正是连接这两个时代的关键。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证据之一是细石叶遗存的出现。细石叶体积小、重量轻，适合人类随身携带。但同样在这一时段内，房址、陶片等代表了定居生活的证据出现，都与细石叶所代表的流动特征相反。

以往认为，细石叶是镶嵌后作为狩猎工具使用。但无论从细石叶的杀伤力还是动物体型来看，细石叶是否是有效的猎杀武器还有待商榷，也有可能是收割植物、加工其他产品的工具。旧石器晚期的于家沟、柿子滩等遗址出土了磨光石器、磨盘，于家沟遗址还出现了人类储存幼年动物个体的证据，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人类采取了一种流动性相对较低、更偏向定居的生活方式。这提示我们应转变思路，末次盛冰期以来，华北地区人类的流动性很可能是逐渐降低的过程。此外，针对特定类别石制品的分析（如细石叶代表的流动性）不应脱离其所在的考古背景，即需要结合文化组合讨论相关考古学问题。

四、小结

泥河湾盆地是百万年人类史的实证，以后的工作应当注意如何进一步丰富百万年的人类史。裴文中先生曾指出，人类演化研究要综合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哺乳动物学“四条腿”走路。对于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还应当通过多角度研究，不仅仅关注石器形态，也要注重石器技术研究，分析石器技术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是石料特性的结果，还是与这一区域内人类的流动模式、认知能力有关，又或者是环境变化导致的，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百年来积累起的百万年人类史仍等待着我们去不断丰富，在未来的百年里泥河湾盆地也还会有更多突破我们认知的新发现。 

本文已经李锋老师审核
撰稿：成芷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