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6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六讲《汉代帝陵》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教授主讲。

杨哲峰教授主讲

讲座现场

一、汉代帝陵的形成与分布

在中国历史上，继统一秦王朝之后的“汉”王朝，实际上因王莽篡汉立新而被分隔为“前汉”和“后汉”两段，后世又因都城位置的变化分别称其为“西汉”和“东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西汉历经210年，传十世14帝（不含孺子婴）；东汉历经195年，传八世14帝。除废黜、禅让等特殊情况外，当时在位的皇帝在驾崩后，一般都会被埋葬入都城附近专门修筑的帝陵之中，从而形成了后世所看到的两汉帝陵分布格局。西汉一朝，在都城长安附近修建了陵园并且葬入帝陵的有11位皇帝，依次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另曾修建昌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此外，西汉时期称陵的还有太上皇万年陵、文帝生母薄太后南陵、昭帝生母钩弋夫人云陵。除上述特例之外，西汉帝后合葬虽“同茔不同坟”，但并不另设陵名。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高等级墓葬的帝陵形成时间往往相当长，顺序相邻的帝陵在建设时间上也很可能会有重叠，因此在讨论坟丘、陵园等的形制演变时应当更加谨慎。如西汉文帝窦皇后在武帝时才葬入霸陵陵园，故其封土采用了较晚的形制，平面呈方形。 

西汉帝陵分布图

（采自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至于东汉，14位皇帝中，除“葬以诸王礼”的北乡侯与“葬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的皇子辩之外，有11位都在洛阳附近修建陵墓并下葬：光武帝（原陵）、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顺陵，部分文献称慎陵）、殇帝（康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另曾修建懿陵）、灵帝（文陵）。献帝在禅位后被封为山阳公，葬于封地河内（今焦作），称禅陵。另外，由于东汉皇位传承屡有变故，还形成了一批由庶出或外立皇帝对生母、父祖等进行追尊的“追尊陵”。据崔豹《古今注》及皇甫谧《帝王世记》，汉魏洛阳城北有帝陵五座，南有六座。但与已就分布问题取得一致的西汉帝陵不同，学界尚未在东汉帝陵的名位问题上达成共识。

东汉帝陵分布图（采自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二、有关两汉帝陵的主要考古工作与认识过程简介

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考察古迹，依据自己的判断在西汉帝陵立碑标记，纂《关中胜迹图志》。大约同时代的洛阳知县龚松林也曾为邙山上的东汉帝陵立碑。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陕西任教，工作之余调查了西安及其附近的文物古迹，回国后于1933年出版《长安史迹考》，书中公布了对两汉帝陵的测绘结果。

1、西汉帝陵的相关工作

对西汉帝陵的系统勘察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通过对西汉十一陵的调查，诸陵位置、范围、封土、陪葬墓等的情况大致明了。七十年代中期，相关成果得到公布。随后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谢敏聪（《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等都对西汉帝陵的陵位展开论述，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毕沅考证中的错误，而回归于郦道元《水经注》对渭北西汉诸陵位置的记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长陵陪葬墓、茂陵陪葬墓、阳陵刑徒墓地、杜陵陵园及从葬坑、薄太后南陵从葬坑等遗存进行了部分发掘。1987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出版，该书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并首次在帝陵分布图上绘出了汉长安城的位置与轮廓，为今后讨论帝陵与都城的关系埋下了伏笔。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发掘（《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对汉代帝陵研究有较大推动作用，不但做了较为精确的测绘，也对寝园结构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汉景帝阳陵陵园、陪葬墓、陵邑等进行了全面考古钻探和较大面积的试掘，清晰地揭示了阳陵的形制布局。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焦南峰为代表的学者从阳陵出发，围绕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特点及象征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阳陵模式”便是在这时所提出的。进入21世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西汉平陵、茂陵、霸陵、延陵、康陵等做了先后两轮大规模钻探（已出版《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产生了一系列新认识：探明茂陵陵园园墙、李夫人墓园垣墙及陵园内诸多外藏坑等。明确昭帝平陵东、西二陵的规模及墓道形制，从而判断东陵为帝陵，西陵为后陵。杜陵新探出陵园北墙、东墙，陵园东南侧的陪葬墓园，以及帝陵南侧的建筑遗址。渭陵探得陵园东门、陪葬墓园、傅昭仪陵及长寿宫建筑遗址。延陵通过钻探明确了后陵的位置及陵园形制，发现了建筑遗址、祔葬墓区以及陵园园墙与围沟。值得注意的是，延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折角状，这一设计很可能是为了避开东北方的严家沟秦陵。或许正是延陵的局促布局令成帝感到不满，故而另行营建昌陵。康陵新探出帝后各自的双重陵园，发现后陵外墙曾打破帝陵外墙，而在帝、后内墙外侧又围绕有一周刀形围沟。近年来，对文帝霸陵的认识也取得了新的突破。考古工作推翻了过去文献认为凤凰嘴为霸陵的谬误，确认白鹿原江村大墓为文帝霸陵。勘探发现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侧有园墙将它们合围在一起，而江村大墓地表并无封土，也与文献“因其山，不起坟”的描述相符。

2、东汉帝陵的相关工作

有关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除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零星调查之外，最重要的是2003年以来进行的“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査与勘测”项目。目前已建立系统的测绘数据库，出版有《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査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及《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报告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另外，配合郑州-西安高铁项目对汉魏洛阳城南区的局部发掘，发现了白草坡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配合连霍高速扩建工程，在北区新发现了朱仓M722和M707两座帝陵级别的墓葬，并且对相关的陵园遗址进行了发掘，出版有《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近年还新发掘了邙山帝陵区附近的砖瓦窑群。2007年在洛阳召开学术会议，随后出版了《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近年来，随着东汉帝陵勘探报告的发表，学界又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但对陵位的讨论仍在进行之中。应当注意，东汉洛阳附近除帝陵外，“陵”级墓葬还有和帝生母小梁贵人西陵、安帝祖母大宋贵人敬北陵、顺帝生母李氏恭北陵、献帝生母王美人文昭陵这四座追尊后陵，以及在下葬后被追废为贵人冢的桓帝梁皇后懿陵。此外根据文献记载，还有一些诸侯王埋葬在京城附近，但尚不清楚其墓葬形制。在探讨东汉帝陵的陵位时，也应当将上述情况考虑在内，多加注意。

三、相关问题

1、汉代帝陵的形制特征及其变化

西汉至东汉，帝陵形制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封土，由西汉的坊形、覆斗形转变为东汉时期的圆形。二是墓道，从西汉四出墓道、以东向为主墓道，转变为东汉的单一南向墓道。三是墓室结构，西汉帝陵虽未经发掘，但大致知晓其为木构黄肠题凑；东汉帝陵则是砖石多室墓，但具体结构尚不清楚。四是陵邑，西汉自高祖长陵始皆设陵邑，但自元帝渭陵起废置，终东汉之世再未恢复。五是陵园结构，西汉帝陵陵园有垣墙，内有庙、寝、从葬坑，门有阙；东汉改垣墙为行马，内有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六是帝后合葬，西汉帝后同茔异穴，至东汉改为同陵合葬。七是外藏系统，西汉帝陵在坟丘之外通常有许多长条状“从葬坑”，东汉则未见。

2、渭河三桥与西汉渭北陵区的形成

高祖长陵营建之际，长安城北侧渭河上已有渭桥。在长安城城墙修筑完毕后，该桥正对横门，因此又被称为横桥。惠帝安陵位于横桥以西，与东侧的长陵相对。按后世《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汉书》注引臣瓒、《三辅黄图》等文献所载渭北西汉诸陵与长安城的间距，修建最早的长陵、安陵恰是距离最近的两座，说明在当初选择陵位时应充分考虑了交通条件，并且遵循了就近原则。景帝即位第五年同时“作阳陵、渭桥”。这大概是因为阳陵选址在咸阳原东端的泾渭之会，为交通上的死角。由于西汉前期在营建帝陵时往往设置陵邑并大量徙民，营陵所需要的大量物资亟待运送，再加上为将来送葬考虑，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修建一座新桥便有其必要。类似地，武帝茂陵选址在咸阳原西端，若从长安城北的横桥北上再沿渭水西行则太过迂回，于是在长安城西又修建了一座大桥，这就是“便门桥”。此后渭水之上三桥并立，它们被分别称作东、中、西渭桥。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时还修建了成国渠。过去通常认为这项工程主要是为了农业灌溉，但这条水渠自西向东贯穿了整个渭北陵区，很可能属于帝陵的配套工程。它既有利于营陵时借助水力运输物资，也能够为陵区及陵邑中的居民提供用水。可以说，渭桥的修建是营陵的准备工作之一。某座特定的城门，某一特定的渭桥，指示了西汉时人前往某一帝陵的主要交通路线。《汉书》《后汉书》《三辅黄图》等文献所载西汉诸陵与长安城之间的距离的方位，也应当是参考与渭河三桥相应的特定路线而测算、描述的。

西汉渭河桥分布示意图

（采自梁云、游富祥、郭峰：《汉渭河三桥的新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

3、关于两汉帝陵的布局和设计

要想弄清楚两汉帝陵分布的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布局设计，应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动态考察，思考这种分布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帝陵的政治属性，即帝陵是为皇帝修建的，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因此帝陵的营造和相应丧葬活动（包括合葬与陪葬等）的实施与皇位的传承以及相应的宫廷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次，要注重帝陵与都城的关系，特别是在王朝初期，由于空间充裕，帝陵与都城在空间布局上的关系更为明显。最后，在探究最初的设计理念之余，更要注意计划与变化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皇位传承变故对于帝陵的影响。早在1995年，便有学者注意到长安城存在一条超长设计基线：从南方秦岭的子午谷出发，向北穿过长安城的安门及安门大街，延长线又穿过了长陵两座封土之间的空地。不过，长陵帝、后二陵并未沿着这条基线作对称布局，而是与这条基线之间存在一个夹角，明显偏向西北。这一方位偏差与咸阳原的走势一致，应当是基于地形特征所做的设计。后来的安陵、茂陵、平陵也都存在相同的偏角，很可能也是遵循设计的结果。若以长陵帝、后二陵之间的中心点为基点，与稍晚于它的惠帝安陵封土顶部的中心点连接起来并向前延伸，就形成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延长线。该线大致与今天所见的渭河河谷平行，紧贴着咸阳原上二道原的南部边缘，正好穿过了茂陵帝陵封土。至于其余帝陵，除平帝康陵位置偏北以外，均分布在上述延长线上或不远处。这应当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按照一条设计基线进行布局的结果。由于该基线是长陵、安陵连线的延伸，其规划时间应当不晚于安陵的营建，甚至很可能在营建长陵时就已确定。长陵、茂陵、平陵等帝后二陵的布局，及封土、陵园的方位偏角，可能也出自同一套设计。由此可知，作为西汉第一陵的长陵在具体选址、帝后陵布局以及陵园方位等诸多方面都经过精心策划，所形成的一套规划对以后渭北西汉诸陵的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长陵、安陵在名称上“分别取长安城的长安二字，以示吉祥”，由其形制、布局等所揭示的渭北西汉帝陵的设计基线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延伸，反映了一种企盼“长治久安”的设计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平帝康陵偏离了设计基线，似乎也在冥冥之中象征着王朝的最高权力自皇帝旁落于王莽之手。

渭北西汉帝陵的分布与设计基线示意图

（采自杨哲峰：《渭北西汉帝陵布局设计之观察》，氏著《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位于渭南的西汉帝陵有二，即文帝霸陵、宣帝渭陵。可以发现，这两次帝陵选址从北向南的“跳转”都出现在皇位传承发生变故之际。或因嫡庶之分，或是兄终弟及，或有辈分相差，总之皇统与血统之间发生了冲突，继位的皇帝需要对自己的身后事另做特殊安排。文献对渭北诸陵的选址原因大都略而不提，反而对渭南的霸陵、渭陵在选址上的考虑大书特书，恰好说明渭北咸阳原上才是西汉王朝真正规划的陵区所在。另外，《汉书》所载成帝曾对位于渭北的寿陵位置表示不满，以致在长安城以东另建昌陵一事，也暗示出原来在渭北的延陵选址极有可能就是依照某种预定的设计规划进行的。西汉最初的两位皇帝高祖的长陵、惠帝的安陵的布局设计，显然是按照父死子继的模式进行的单线条的理想化设计，并且暗合了将都城名“长安”二字拆分作为陵名的陵、城一体化考虑。其设计正如都城的命名“长安”一样寓意长治久安，同时也呼应了太上皇陵的命名“万年长安”，与秦王政“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类似，表达了美好的愿望。然而，西汉帝陵布局的理想化设计在具体实践中因皇位传承的变故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为东汉帝陵的布局设计了提供了前车之鉴。于是，东汉时期从第二位皇帝开始就着手开创了另一个陵区。南北并列两大陵区的开创，应当是对西汉单线条理想化设计的基于现实考量的调整。于是我们看到，之后每当东汉皇位的传承出现了问题，如庶出、外立之类，相应的陵墓安排也就在南北陵区之间跳转。这种灵活安排开创了古代帝陵布局设计的另一种模式，并为后世所借鉴。

4、汉代帝陵的“追尊”与“追废”

东汉“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皇位传承频频发生变故，导致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汉的特殊丧葬安排。其一便是“追尊陵”，即庶出或外立皇帝为父祖、生母或祖母等追上尊号，并为其墓葬冠以“陵”名。东汉一朝共有10座追尊陵。其中章陵（初名昌陵）、甘陵、乐成陵、博陵、敦陵、慎陵属于追尊未曾即皇帝位的父祖一类，均分散在郡国，且在被追尊之前就已存在。在追尊为陵、设庙祭祀后，这些墓葬的形制、规模及附属建筑等一系列丧葬设施可能会经历改动，但目前的考古工作还足以解答这一问题。至于西陵、敬北陵、恭北陵、文昭陵，则与庶出皇帝追尊皇妣、皇祖妣有关。她们原本都是先帝宫人，多因当朝皇后迫害而早夭，未能享有相应的丧葬待遇，因此在追尊时常重新改葬，并葬至相应帝陵的附近。这四座追尊后陵应当都位于洛阳，且西陵、敬北陵、恭北陵之名更明确指出了它们与相应帝陵的位置关系。可以说，在研究东汉帝陵兆域的具体格局、探讨部分东汉帝陵的陵位问题时，将上述追尊后陵纳入考虑是很有必要的。根据文献记载，这些追尊后陵采用“就陵寝祭”的祭祀方式，与合葬了皇后的帝陵相比，至少应在布局方面有所不同。尽管还不清楚具体有何不同，但这种差异或许会是未来进一步澄清东汉帝陵名位的一个突破口。与追尊相反，东汉桓帝时期的懿陵是一座被从“陵”追废为“冢”的墓葬。其中埋葬的是桓帝懿献梁皇后，也即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之妹。延熹二年（159）七月丙午梁皇后崩，当月乙丑日下葬。十二天后的八月丁丑，桓帝利用宦官一举剿灭了外戚梁氏势力，梁冀及妻子皆自杀。又五日，桓帝册立新皇后邓氏，同时“追废懿陵为贵人冢”。如果参考西汉晚期王莽以“不应礼”为由改葬哀帝母亲、祖母的案例，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懿陵在被追废后也应当在形制规格上有所改变。只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懿陵的具体追废情形还需等待将来的考古工作进行揭示。需要注意的是，从梁皇后崩逝至下葬的时间间隔来看，懿陵应当早已开始营建，而且原本极有可能是按东汉寿陵的常制，为帝后合葬而设计的。如果专为梁后一人设计，既不符合东汉帝后同穴合葬的惯例，同时也等于向梁冀摊牌，那么桓帝在安葬梁后之后再诛灭梁氏外戚的谋划恐怕就难以成功。因此，无论懿陵最后因追废而遭到了怎样的改变，我们仍不应该在东汉帝陵的研究中遗忘这座原本以帝陵规格修建的墓葬。

本文已经杨哲峰老师审核

撰稿：刘惠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