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八讲《印度石窟寺与地面佛寺之关系》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主讲。

图1 李崇峰教授主讲

图2 讲座现场

李崇峰教授首先对讲座选题进行了解释说明，并将这一题目分解为三个部分进行讲授，分别是印度地面佛寺的类型、石窟的种类和石窟寺与地面佛寺之关系。

一、印度地面佛寺的类型

佛陀成道后于王舍城游说教法时，曾告诫僧众，应以栖止树下为主要生活方式。传说摩竭提（Magadha，也译作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Bimbisāra）将王舍城的竹林精舍（Veḷuvanārāma）献给佛陀及其徒众，由此，竹林精舍成为文献中最早的佛寺。从遗址的情况来看，如果王舍城山谷东南角的耆婆园（Jīvakāmravana）遗址可以被看作佛寺的话，我们便能够从中窥见佛世时佛寺的大体情况，该遗址内的建筑基址有4座平面呈椭圆形，或许是僧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目前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早期佛寺，可以祇洹精舍（Jetavanārāma）遗址为代表，根据文献及发掘的遗迹来看，最早在该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推测，祇洹精舍的中央为一毗诃罗（vihāra）或殿堂，周围以僧众日常起居的僧舍及其他用房，以及经行处、果园等，外砌围墙。

此后，李崇峰教授基于对地面佛寺遗址平面布局的系统考察和研究，向同学们介绍了印度佛寺的五种类型：（1）第一种类型的佛寺，佛殿处于中心位置，周围修建“僧住处”。这种类型的佛寺流行于佛世时期。（2）第二种类型的佛寺，大塔位于中央，旁侧分布若干僧坊。这种类型的佛寺流行于佛灭后至阿育王时期，典型的实例如桑奇（Sāñchī）遗址。（3）第三种类型，浮图（stūpa，即塔）与僧坊（vihāra）统一经营，通常毗邻建筑，流行于贵霜王朝时期，可以赛度·谢里夫Ⅰ号（Saidu Sharīf Ⅰ）遗址为例。（4）第四种类型，在方形或长方形庭院中央造塔，四周围以僧房。（5）最后，第五种类型，大塔偏置旁侧，流行多座僧坊并排而置，即平面呈多院式布局。已发掘的这类地面佛寺中，可以那烂陀（Nālandā）遗址为典型。需要强调的是，第二至四这三种类型的佛寺均是由塔与僧坊这两个关键部分构成的。  

图3 赛度·谢里夫Ⅰ号遗址平面图

（（图取自：李崇峰，《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81页，Fig. 1.1-39；此图的底图出自：Domenico Faccenna, Saidu Sharif Ⅰ (Swa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Text. Rome: IsMEO, 1995, Fig. 22））

二、石窟的种类

介绍完印度地面佛寺的基本情况后，李崇峰教授紧接着讨论石窟的分类问题。总体而言印度石窟可以就使用功能划分为供养礼拜佛事用窟和栖止禅修生活用窟两大类。其中，前者可以塔庙窟为代表，而后者则主要指僧房舍窟。塔庙窟，梵语作caityagṛiha，俗语作chētiyaghara。根据南朝宋佛陀什、竺道生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的记载，佛允许建造的塔可分为三大类，即露塔、屋塔及无壁塔，而这里所说的塔庙窟应属于屋塔的一种。卡尔拉（Kārlā）第8窟可以视作塔庙窟的典范，从这座洞窟的轴测投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礼拜中心是雕凿于洞窟后部的塔。印度晚期（一般也称为大乘时期）的塔庙窟，以阿旃陀（Ajaṇṭā）第19窟为例，一般在石雕塔的前立面凿出佛像，使得这样的塔庙窟兼具塔殿和佛殿两种属性。

图4 卡尔拉第8窟轴测投影图

（图取自：Percy Brown, Indian Architecture: Buddhist and Hindu Periods, 4th ed., Bombay: Taraporevala Sons & Co, 1959, PL. ⅩⅨ）

图5 阿旃陀第19、26窟平面图

（图取自：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London: W. H. Allen & Co., Trübner & Co., E. Stanford, and W. Griggs, 1880, PL. ⅩⅩⅩⅦ）

僧房舍窟，在石窟本身的俗语铭文中通常作lēṇa，可以纳西克（Nāsik）第19窟为例。“房舍”、“僧房舍”的说法在汉译佛典中十分常见，如《长阿含经》有这样的表述：“五、当起塔庙，六、立僧房舍”，从中可见“僧房舍”与“塔庙”并立。这样一来，将石窟寺中的栖止禅修生活用窟称为“僧房舍窟”，与塔庙窟并举，应是较为合适的。根据僧房舍窟本身的平面形制，可以将其分为两种：（1）第一种是单室型的僧房舍窟，顾名思义，即一座僧房舍窟中仅包含一间僧房，这样的洞窟可以库达（Kudā）第3窟和均纳尔（Junnar）地区格内瑟·莱纳（Ganesh Lena）第8窟为例。为便于中国读者接受，我们可以将此类型僧房舍窟简称为僧房窟。（2）第二种是多室型僧房舍窟，这样的洞窟内部设中央厅堂，即中堂，周围以僧房，其例如阿旃陀第12窟和纳西克第3窟。多室型僧房舍窟也可称作僧坊窟，但不宜称作僧房窟。根据洞窟本身的俗语题刻，多室型僧房舍窟有时可以僧房的间数为名，如均纳尔地区曼莫迪（Manmodi）第21窟自名为“五室窟”。印度晚期石窟寺的僧房舍窟通常包含佛殿，使之兼具佛事、生活用窟双层属性，构成“僧坊—香殿（即佛殿）混成式窟”。从平面形制看，“僧坊—香殿混成式窟”与那烂陀遗址中的僧坊址相同。

图6 库达第1～3窟平面图

（图片由李崇峰教授绘制并提供）

图7 阿旃陀第12窟平面图

（图取自：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PL. ⅩⅩⅦ）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印度早期（一般也称为小乘时期）石窟的偏晚阶段出现上述两种石窟类型共同存在于一座洞窟的情况，这样的洞窟可以称为“僧坊—塔庙混成式窟”，例如谢拉尔瓦迪（Shelārwādi）第8窟。除上述塔庙窟和僧房舍窟外，殿堂窟在印度石窟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洞窟种类。这类洞窟在俗语题刻中通常自称“maṇḍapa”，至于其属性，则难以定论，有餐厅、储藏室、钱庄等多种可能，需要依据洞窟内铭文具体而言。例如，希沃内里（Sivaneri）第64窟根据窟内题铭可知其被用作一座餐厅。此外，年代相对较晚的坎赫里（Kāṇhēri）第90窟、纳西克第23窟等则应为佛殿窟。除了上述三种洞窟，我们在印度石窟中通常还能看到：（1）禅修处（国外学者通常作“recess”），如格内瑟·莱纳第18窟和谢拉尔瓦迪第11窟，这两座洞窟在形制上都有一处凹进，其内凿出石凳，应是用于禅修的。（2）水窖（pōḍhī），为各地石窟群中十分常见的一种实用型洞穴，通常用于蓄水，有些则可能为浴池。其例可举贝德萨（Bēdsā）第4窟。

三、石窟寺与地面佛寺之关系

在介绍完印度地面佛寺与石窟寺的分类与基本情况后，讲座接下来的部分，李崇峰教授向同学们解说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一处印度石窟寺通常由上述塔庙窟和僧房舍窟这两大类洞窟构成，如享誉世界的著名文化遗产地阿旃陀石窟，共开凿有30座洞窟，其中5座是塔庙窟，另外25座则为僧房舍窟（其中有一座塔庙窟和若干座僧房舍窟未完工）。根据阿旃陀第26窟前廊后壁雕刻的梵语发愿文，可知发愿人将当时的这一座洞窟称为“石室”（原文经转写为“śaila-gṛihaṁ”），而《大唐西域记》将这一处石窟寺称为“伽蓝”。我们知道，中国记述“伽蓝”最早的专著要数《洛阳伽蓝记》，其内容包括北魏洛阳城内及周边的地面佛寺。从“伽蓝”一词中，我们便能看出地面佛寺与石窟寺之间的联系。为了具体说明这一问题，李崇峰教授分“塔庙窟与塔庙”、“僧房舍窟与僧坊”两个小问题讲授。

（一）塔庙窟与塔庙

塔，梵语为stūpa，音译作窣堵波等，在印度文献中最早见于《梨俱吠陀》（Ṛgveda），古印度人通常为先王、先哲等造塔。巴利语《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bbāna Sutta）记载：帝王驾崩，敛骨灰于坛中，上建塔。佛陀亦应如是。《魏书·释老志》记载：“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综合以上文献可知，塔（或塔庙）可视为佛陀的象征，是佛涅槃后信徒为纪念、礼拜而造的建筑物。“支提”一词与“塔”含义相近。支提，梵语作caitya。根据俄罗斯学者冯·约·米纳耶夫（Von Joh. Minayeff）在19世纪发现的一卷巴利语佛教残卷，印度早期的支提共可分为四种：藏纳佛陀用具的支提、藏纳佛舍利或圣者尸骨的支提、藏缘起法颂或供奉造像的支提和特为专意善行、修业、奉献、净戒之用的支提。汉译佛典中，有“四大制底”、“八大制底”之说。塔与支提（制底）二词的含义大体相当。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祇律》载：“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在唐代高僧义净的著作中，二者含义已无明显差异。总体上看，“支提”一词更偏重“庙”的含义。塔庙，梵语作caityagṛiha。印度考古学者米特拉（Debala Mitra）女士认为：“支提殿的产生，显然是为了向佛教徒提供一便利的场所。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天气的干扰而进行佛教朝拜活动，否则的话，在同一地方同时建造一座露天塔和一座支提殿（塔庙）就无法解释了。因此，功利主义和宗教仪式的迫切需要，是这种特殊建筑形式产生的基础。”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载：“应安如来塔，置上好房中。”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又有“为佛作窟”的记述。根据以上文献，我们大体可以明确，塔庙本质上是一座安置塔的祈祷殿。拜拉特（Bairāṭ）遗址中的塔庙基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地面佛寺中“屋塔”的大体形制。从平面形制来看，该塔庙呈圆形，内部中央原置圆形覆钵大塔，外部为一周围墙，覆钵塔与围墙之间立27根截面八边形的立柱，这些立柱与围墙之间的空间是供僧众进行绕行礼拜时使用的。

图8 拜拉特遗址塔庙基址平面图（a）和俯视图（b）

（图a取自：李崇峰，《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第81页，Fig. 2.2-5；此图的底图出自：Daya Ram Sahni,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Excavations at Bairāt, Jaipur State, 1937, PL. Ⅷ；图b取自：李崇峰，《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Pl. 2.2-1）

大约在孔雀帝国崩溃后，佛教石窟寺开始在西印度德干高原出现。此时，屋塔被石化，在石窟寺中表现为塔庙窟。学界公认西印度最早的塔庙窟之一是图尔贾·莱纳（Tūljā-leṇa）第3窟，从形制上看，这座洞窟的平面与上面介绍的拜拉特塔庙址非常相似。从中我们可以窥知，塔庙窟是对地面佛寺中塔庙的仿效或其石化形式。

图9 图尔贾·莱纳第3窟平面及横剖面图

（图取自：李崇峰，《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第265页，Fig. 2.2-6；此图的底图出自：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PL. ⅩⅧ）

（二）僧房舍窟与僧坊

僧坊，梵语作vihāra，音译毗诃罗等。唐代高僧一行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阐释：“僧坊，梵音毗诃罗，译为住处。”根据巴利语律藏《大品》（Mahāvagga），僧坊是出家人生活的首选之处。以上第一部分已对印度地面佛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一座较完整的寺院中，应主要由塔和僧坊构成。《摩诃僧祇律》中有关于“僧院”、“塔院”的记述。毗诃罗（vihāra）式建筑曾是古代天竺最普遍的民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图拉（Mathurā）市郊的松格（Sonkh）遗址第27层所发现的房屋基址中看出。这种平面布局的建筑后来被佛教徒使用，作为“雨安居”时的住所。有关僧坊在佛寺遗址中的实例，李崇峰教授向同学介绍了迦腻色迦（Kaniṣka）僧坊和那烂陀寺遗址两处。坎宁安和傅塞（A. Foucher，也译作“富歇”）早年将迦腻色迦所建大窣堵波推定为雀离浮图遗址，是其时西域的重要佛教中心。从文献记载来看，该佛寺原由塔院和僧院（即僧坊）构成，如《大唐西域记》：“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蓝，迦腻色迦王之所建也。”该遗址出土的迦腻色迦舍利盒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物，其上刻有“迦腻色迦僧坊（Kaṇiṣkasa vihare）”的犍陀罗语题铭，这为我们判断遗迹性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总体来看，迦腻色迦时期的佛寺，应是由僧坊和塔构成的。那烂陀寺遗址经考古调查、发掘，已知有10座僧坊，其中晚期的8座僧坊，在基址的平面布局上与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于那烂陀“八寺”的记述完全相符。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考古发现的僧坊址与“寺”或“院”联系起来。

图10 那烂陀遗址平面图

（图取自：A. Ghosh, Nālandā, 5th ed.,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65, PL. Ⅸ）

在印度俗语中，lēṇa一词的含义可归结为三种：一是对石窟寺的泛称，如卡尔拉第8窟铭文中对该处石窟寺的称谓，又如纳西克石窟的另一个通用名称是Pāṇḍuleṇa；二是指上述第二部分中介绍的单室型僧房舍窟，其例如纳西克第11窟铭文中对这座洞窟的指称；三是指多室型僧房舍窟，其例如纳西克第3窟，从平面形制上看，其与地面佛寺中的僧坊十分相似。多室型僧房舍窟（或可称作僧坊窟）对地面佛寺的僧坊有仿效关系，是后者的完整石化形式。

图11 纳西克第3窟平面图

（图取自：李崇峰，《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第263页，Fig. 2.2-2；此图的底图出自：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PL. ⅩⅨ）

本文已经李崇峰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钱雨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