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一讲《高句丽考古的现状与思考：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在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赵俊杰教授主讲。

图一 赵俊杰老师主讲

图二 讲座现场

高句丽既是一个东北边疆古代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其间还曾被作为中原政权所设置的地方机构县的名称。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创始者出自夫余，政权建立于公元前37年，初期势力局限于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公元3年迁都至国内（今吉林集安）。东汉魏晋时期发展较快，西至辽宁新宾，北至辉发河流域和西流松花江上游与夫余相接，东至吉林延边，南至清川江一带与乐浪为邻。404年占领辽东，又北据夫余故地。高句丽为唐所灭后，其遗民主要融入中原汉族及朝鲜半岛民族中，流入前者的王室贵族阶层远多于后者。高句丽强盛时地跨我国东北的东南部地区一直到朝鲜半岛的中南部地区，相当于地跨今中国、朝鲜和韩国，因此高句丽考古是一个国际性课题。

一、城址：王城范式与交通防御体系再探讨

图三 高句丽山城概况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百余座高句丽山城，朝鲜境内约有30座，韩国境内则以堡垒为主，绝大多数未经考古发掘。今平壤和集安是比较确定的高句丽王城所在的位置。

高句丽山城从平面形态上可分为簸箕型、山顶型、“筑断为城”型、左右城或内外城型、平山城等。簸箕型山城有如吉林集安丸都山城，其布局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在地势最低处开门。山顶型山城有如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利用山顶天险易守难攻。左右城则是高句丽晚期城市的形态特点。平山城系日本、韩国学者的叫法，指从从平地起建，顺地势延续到丘陵之上的山城。高句丽山城依材质又可分为石筑与土石混筑两大类。石筑山城占比较高，年代相对较早，其中楔形石与梭形石构筑者较晚；土石混筑山城主要沿高句丽西部边境西南至东北向分布，整体年代更晚。山城多选址于河流近旁，地势条件利于监视和控制交通。而仅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小型山城，一般都设置在大型山城周围或者河流谷地交通要道上，作为重要山城的卫城或者交通路线上的据点。

高句丽山城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最早由日本学者开展，对中国桓仁、集安以及朝鲜平壤地区高句丽王城开展调查和小范围试掘活动。1940年日本学者对抚顺高尔山城（北关山城）进行发掘，并出版了发掘报告。至80年代，对高句丽山城的发掘工作开展较少，以调查和测绘为主。80、90年代，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工作陆续开展，但以配合基建与抢救性发掘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为1996年起对桓仁五女山城的4次发掘，并出版有发掘报告，认为五女山城为高句丽的早期王城，由于五女山城被认定为早期王城，五女山城城墙的筑造、石材加工技术遂被作为高句丽早期筑城技术的判定标准。进入本世纪，城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多基于学术目而展开，2009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国内城南城墙再次进行发掘，确认了土芯与两侧土石混筑墙体为一体筑成，从而推翻了先前认为的国内城石筑城墙下叠压汉代土城的观点，这一发现促使学界讨论国内城在高句丽历史上的定位问题。

至于朝鲜境内的高句丽山城，相关工作则未开展很多，仅少量经过发掘。韩国境内针对山城（堡垒）的大规模发掘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基于发掘材料，中、韩学者对韩国地区高句丽山城的性质、形制、筑城法、筑造年代及出土遗物等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集安霸王朝山城、盖州青石岭山城、西丰城子山山城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其始建年代可能都不早于6世纪。

赵俊杰教授在对学术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高句丽不存在早期山城，进而对王城模式即“山城+平地城”范式的适用时段进行了反思，最后讨论了山城的交通防御体系。

问题1、城址的始建年代——考古材料与文献的出入

在城址的始建年代上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存在出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在二三世纪之交丸都城已建成，而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即三世纪中叶丸都还未称城，文献本身就存在矛盾。从考古发现上而言，高句丽发源的浑江流域附近的山城如高俭地山城、五女山城、黑沟山城、霸王朝山城，筑法为楔形面石内部以梭形石干插拉结而成，这种做法是较为先进的石材加工技术，而高句丽石筑城墙的加工技术要到四世纪后叶才比较成熟，丸都山城与以上山城有相同筑法，表明这些山城在同一时期，但从城址的解剖和陶器来看丸都山城都不早于四世纪甚至四世纪中叶，那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不符合。

赵俊杰教授认为高句丽石筑城墙建造技术整体上可分为三期四段。

第一期墙体的年代在4世纪后叶，以形状不规则，稍经加工的石材垒砌，4世纪后叶高句丽的石材加工与积石墓修筑技术方趋于成熟。包括丸都山城的西北墙以及国内城第一期墙体，这是高句丽山城筑城的开端。第二期墙体的年代在5世纪前叶，墙体面石较为规整，但内部未使用梭形石，砌筑时加壁柱以增强墙体稳固性。包括大城山城苏文峰段城墙，是迁都平壤后修筑的城墙。第三期早段墙体的年代不早于6世纪，向内收分明显，楔形面石，内部以梭形石干插拉结。现存绝大多数山城墙体的年代落在第三期。第三期晚段墙体的年代晚于6世纪后叶，楔形面石与内部梭形石加工更加精细，以沈阳石台子山城为代表。

其中，王志刚在其博士论文《高句丽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中提出，国内城可能还存在第四期墙体，以国内城东南角楼、西南角楼、2009年南墙1号马面、2009年南墙3号马面、2011年东墙1号马面为代表，内部由河卵石和河沙混合填充，在第三期城墙墙体外侧补筑而成。赵俊杰教授认为，该第四期墙体可以在分期中合并至第三期晚段中，即第三期晚段的墙体建造技术出现了两种面向，其一是精工制造，其二是较为粗制滥造，可能为做防御工事而赶工出现的结果。

问题2、王城模式的演进——“山城+平地城”范式的适用阶段

既往研究中高句丽王城组合的代表性观点有早期王城组合为五女山城和下古城子古城，而赵俊杰教授否定了这一早期王城组合，五女山城现存城墙年代不早于6世纪，与之配套的平地城下古城子古城、蝲蛤城、桓仁水库淹没区均未发现系统的高句丽早期遗存。最早的山城和平地城组合为丸都山城和国内城，即王城模式出现在四世纪后叶。王城模式由晚期王城组合平壤大城山城与青岩里土城继承。后期又出现中原式都城这一新形态，受到邺南城的建筑理念和规划影响，具体表现在先内城后外城的修筑顺序，外城、中城、内城、北城呈“回”字形环环相扣的布局，以及棋盘式的街道区划与里坊设置。安鹤宫是都城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亦受到中原王朝都城营建理念的影响，是中轴对称、由大型回廊围绕而成的独立建筑群，始建年代可能不早于6世纪后叶，性质可能为离宫，存在沿用时间较长，现存格局较晚的可能。

图四 丸都山城与国内城

问题3、山城交通防御体系——基于年代与筑造特点的再审视

集安王城周边防御体系的形成，第一阶段在4世纪后叶，为高句丽建城的肇始，即国内城与丸都山城的始建时期。第二阶段在5世纪，河流上预警关隘的设立是集安王城防御的加强、巩固与“王畿”防御体系形成的标志。第三阶段在6世纪，有了高句丽全境山城交通防御体系的规划，楔形石山城集中分布于通向中、晚期王城的交通道路上，显示出此类山城的重要地位，而渤海东岸一线山城由粗加工石材筑造，防御压力由碧流河流域的山城承担。第四阶段在7世纪，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是高句丽与中原关系恶化，致使高句丽西部山城防线的建成，土、土石混筑山城集中分布于疆域西界，西部山城防线上的山城可分为高等级山城和普通山城两级，前者出土瓦当且城内发现建筑址，承担地方治理与主要军事职能，后者位于高等级山城西侧起保护与预警作用。

二、墓葬：葬俗演进、转换与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目前确认的高句丽墓葬超过15000座，主要分布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地区，韩国也有少量分布。高句丽墓葬分为积石墓与封土墓两大类，其中桓仁地区的积石墓占比超过90%，集安地区（包括鸭绿江对岸的朝鲜）积石墓略少于封土墓，而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封土墓占有压倒性优势，韩国境内则几乎不见积石墓，这种现象很好地反映了高句丽墓葬的演进，即先出现积石墓，再后来出现封土墓。

积石墓的主要类型包括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阶坛石圹墓、阶坛圹室墓、方坛石室墓、阶坛石室墓，构成一个演变序列。在集安地区，封土墓和积石墓并存，反映出处在墓葬演变的转换期。在平壤地区，封土墓依然保留原来部分阶坛作法。

从上世纪初开始，日本学者最早主导了高句丽墓葬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解放后，中国、朝鲜、韩国考古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发掘的积石墓与封土墓超过500座，出版数本墓葬发掘报告和资料集单行本，相关研究论著和论文颇丰。但同时，赵俊杰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对高句丽墓葬的研究仍存在四点问题。

图五 高句丽早期积石墓与晚期封土墓

问题1、关于高句丽文化的起源，存在基于祖先追忆的同质化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错位。

文献中有高句丽出自夫余的记载。但被认为是典型夫余遗存的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最有代表性的斜颈壶却不见于高句丽墓葬，因此高句丽文化的主体因素与夫余无关。解决高句丽文化起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辽北吉南地区与鸭绿江流域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遗存的梳理。

干沟子积石墓位于吉林省长白县，南邻鸭绿江，是鸭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积石墓，整体年代晚于旅大地区的岗上积石墓，而早于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早期积石墓。干沟子墓地的墓葬是一种由多个墓坛接续而成的有坛积石墓，墓坛形状有圆形（主墓坛）、半圆形（续墓坛）和扇形（附墓坛）三种。墓坛顶部构筑墓圹，主墓坛上一般有2—5个墓圹，续、附墓坛上一般只有1个墓圹，圹底普遍铺小石子。人骨经火葬后直接置于圹内，其上以碎石封盖，无木质葬具。发掘者认为墓地时代为西汉。李新全曾提出干沟子积石墓是将旅大地区积石墓与高句丽积石墓连接的中间阶段的观点，但论据尚显不足。

汉文化对于东北的影响有两种模式，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汉文化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和辐射开始逐步增强，其一是陆路的模式，东北西部地区主要体现在燕文化的点状楔入式扩张，以及当地或邻近地区土著文化与燕文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其二，为海路的模式，东北东部地区则似乎更多地依靠了因躲避战乱而大规模迁入的中原流民。东北东部地区发现有中原系青铜器表明战国晚期就已经有汉人移民到达鸭绿江中游地区，而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赵地。谭其骧、周振鹤均认为饶安为河北省盐山县西南旧县，而盐山东临渤海，因此至迟在赵悼襄王四年（公元前241年），赵国的东疆已经进抵渤海之滨，那么战国晚期赵人为避兵祸选择浮海前往辽东的可能性较之陆路便大大增加了。以长白干沟子为代表的积石墓当源于旅大地区，其在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可能与战国晚期流民从旅大地区向长白山腹地迁徙有直接关联。但是，积石墓为旅大地区土著文化的墓葬形式，其在鸭绿江中游的出现原因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可能为汉人在迁徙过程中认同并采用了这种墓葬形式，亦可能为移民潮中有大量跟随汉人一同北上的旅大地区土著居民的墓葬，或受到汉人流民的驱赶而先期到达鸭绿江中游的原旅大地区的土著居民墓葬。

总而言之，战国晚期东北地区东部的社会变迁目前有迹可寻的四条脉络，第一为燕文化势力的推进与辽北吉南地区宝山文化势力的迁徙、重组，第二为嫩江流域汉书二期文化势力的南下与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的终结，第三为中原汉人流民的浮海避祸与旅大地区积石墓向长白山腹地的传播，第四为柳庭洞文化的衰落、裂变与团结文化、干沟子墓群、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形成。

问题2、关于高句丽文化的定型，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系统研究的不足导致“国家”形成期认识的匮乏。

目前的发掘结果表明，集安国内城与丸都山城内出土的遗物上限均不早于4世纪。年代可能在1-2世纪的遗存有五女山城三期、王义沟，被推定为2-3世纪积石墓有集安麻线沟M2378、砖厂M36、万宝汀M242等，可能以阶墙积石墓的出现与发展为阶段特征之一，但仍依然缺乏材料的系统性梳理，面貌不清。

问题3、关于高句丽文化的发展，积石墓王陵研究中的关键“假”设——预制寿陵以及王陵判定基准的钝性。

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王陵中，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的演变序列最为清晰。将军坟为积石墓王陵发展的最后阶段，时代晚于将军坟的王陵均应为封土石室墓。 关于最晚期积石墓王陵——太王陵与将军坟墓主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王陵为好太王墓，将军坟为长寿王墓。主要依据有三，一为太王陵出土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铭砖，二为太王陵出土的“好太王”铭文铜铃，三为长寿王“预制寿陵”说。

图六 太王陵出土铭砖与铜铃

赵俊杰教授首先对“好太王”称号指代对象进行分析，认为“好太王”应为对广开土王的专称，则其他高句丽王的称号或谥号必然不可能与之相同，“好太圣王”这一称号很可能是牟头娄墓墓志书写者对广开土王的溢美之辞。若将其割裂开来，则“好”、“圣”或“太王”中任何一个均不足以专门指代某位高句丽王，因此仅凭太王陵出土的“愿太王陵（崚）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尚无法断定该墓为广开土王陵。此外，相关研究中还存在对文献的过度解读，但文献中仅有“稍作送终之衣”“稍营送终之具”，并未记载高句丽预制寿陵的相关情况。此外，也有将将军坟为长寿王预制的寿陵一事与大同北魏孝文帝万年堂相比较，以此为立足点，推定高句丽王均预制寿陵，但万年堂的修建年代在方山永固陵之后。相关研究中还有将“辛卯年”铭铜铃认为是好太王即位当年制作的器物，因此太王陵是在好太王即位当年便开始修建。但很难想象，391年好太王亲自下令制造的纪年铭文铜铃会出现在二十年后 “迁就山陵”时的祭祀现场。由此，铭文铜铃很可能是广开土王即位当年为父亲故国壤王陵墓制作的随葬品，太王陵应为故国壤王陵。

此外，积石墓王陵判定基准存在钝性。《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提出了六条考古学特征：（1）高句丽王陵是同时期规模最大、埋葬设施最完备的墓葬。（2）墓上有瓦。（3）有陪葬墓和祭台。（4）葬地高敞。（5）独立为陵，皆有墓域。（6）陵寝遗迹逐渐完备。但以上六条考古学特征的提出基于王陵最完备的状态，是一个静态的验收标准，而缺乏动态的实操性，实际上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只有最晚期的几座王陵，早期王陵可能无法与之一一对应。并且，如果舞踊墓、角觝墓等所谓“早期封土石室壁画墓”的年代为4世纪中叶，那么无法解释为何积石墓王陵中较为完备的石室形态最早在太王陵（4、5世纪之交）方才出现。

问题4、关于高句丽文化的扩张与鼎盛，存在壁画墓编年标尺的缺失与西北朝鲜地区封土石室墓性质的“泛高句丽化”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高句丽积石墓的形制演进过程有了一致的认识，对封土石室墓的壁画题材的演变过程也已取得共识。但也存在单个墓葬年代互证、随意交叉断代的问题，以及积石墓、封土墓、二者的过渡时段的编年不清，缺乏编年的整体框架体系的问题。舞踊墓与角觝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高句丽最早期壁画墓的代表，年代被推定为4世纪中叶—5世纪初。但通过比较壁画、分析遗物的演变序列，可以认为舞踊墓与角觝墓的实际年代应该更晚。进一步地，在集安地区高句丽中期部分积石墓与封土石室墓的编年中，麻线沟1号的年代在五世纪中叶，舞踊墓与角觝墓的年代在其之后，大概在五世纪后叶晚段。

图七 舞踊墓与角觝墓壁画

还有一个为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封土石室墓性质“泛高句丽化”的问题。

在4-7世纪西北朝鲜地区封土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中，西北朝鲜地区封土石室墓仅有安岳3号墓（357）与德兴里壁画墓（408）两座纪年墓，其他墓葬的编年分歧颇大。安岳3号墓与德兴里壁画墓则又代表不同的演变系统。

德兴里壁画墓系石室墓的形制演变的趋势是：四壁逐渐竖直化，天井逐渐由四阿、平行叠涩的复合结构转变为平行、抹角叠涩的结构，天井所用石材尺寸也渐趋增大。壁画主题演变的普遍趋势为，从人物风俗到人物风俗与四神共存再到四神。其中关键节点为药水里壁画墓的编年，药水里壁画墓的年代在五世纪后叶晚段。安岳3号墓系统石室墓的演变则是由多室变为横长前室二室。西北朝鲜地区“高句丽封土石室墓”的最终确立要到6世纪前叶以后，形制特点为墓室平面略呈方形或纵长方形，四壁壁面竖直，藻井为2层或3层平行加抹角叠涩结构，且以平行叠涩与抹角叠涩各2层者占大多数。6世纪前叶以后，二室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单室墓成为高句丽统治区内唯一的墓葬类型，墓葬形制趋向一致，等级差异显著，标志着以王为金字塔顶点的高句丽政权制度化建设完成，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稳定的高句丽社会秩序最终得到确立。

高句丽文化不但对同时期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产生过极大影响，对后续的渤海、统一新罗文化的形成也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东北亚地区吸收、传播中原汉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在高句丽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统合了汉、夫余、沃沮、三燕等文化因素，是汉唐时期东北地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也是东北亚地区吸收、传播中原汉文化的桥梁和纽带。高句丽的历史映射出汉唐时期东北亚各部族的势力消长与迁徙变动，是当时边疆与中原关系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板块。

本文已经赵俊杰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洪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