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二讲《多学科视野下的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在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邓振华主讲。

图1 邓振华老师主讲

图2 讲座现场

一、引言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是指使用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语言的族群，其概念的界定基础是语言学中的分类。南岛语系包括超过1200种语言，使用人口近4亿，主要分布在中国台湾、东南亚岛屿、太平洋岛屿、马达加斯加等地区，是殖民时代之前分布地域最广的一个语系。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说这些语言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如此大范围的岛屿地区，而且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其形成过程自然就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值得探究的重要事件之一。

图3 南岛语系的分布与可能的人群迁徙过程示意图（Benton et al., 2012）

南岛语系诸语言开始被外界注意到并逐渐意识到同属一个语系，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1521年麦哲伦探险队开始首次环球航行时便与关岛以及菲律宾的萨马岛、宿务岛和马克坦岛等岛屿土著人群有所接触和冲突，并在与马克坦岛的部落冲突中被杀。此后的16-18世纪，来自欧洲的不同探险家和学者记录了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和马达加斯加的多种文化和语言，为后来的研究者识别出这些语言之间的联系奠定了重要的材料基础。

1784年，西班牙语言学家洛伦索·埃尔瓦斯-潘杜罗（Lorenzo Hervás y Panduro）在其著作《宇宙理念》（Idea dell‘universo）中语言学相关的部分便提出，应当将马来半岛、马达加斯加、印尼、菲律宾和太平洋岛屿等地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建构一个新的语系。此后，研究者先后提出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和大洋洲语系（Oceanic）的命名。直到1906年，奥地利语言学和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在其南方大语系（Austric languages）的假说体系下，提出了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和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的命名，Austronesian才开始用来指代这个语系，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被广泛接受，此前的Malayo-Polynesian与Oceanic则被作为南岛语系的分支名称来使用。

在此之后，研究者对这一语系和相关人群的关注转移到整个南岛语系的语言学分类和其形成过程方面，研究主体也逐渐从语言学家扩展到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就南岛语系语言的起源与扩散过程，研究者先后提出了“出台湾说”与“出东南亚说”、“农业-语言传播模型”与“岛民海洋贸易与交流网络” 、“快车理论”与“慢船理论”、“二层假说”与“地区连续进化模式”等多种纷繁复杂、甚至彼此相左的假说或理论。相关争议的焦点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南岛语系语言起源于何处、语言分布范围的形成更多依托于人群迁徙还是跨区域的交流互动、如果存在人群迁徙其与农业传播是何关系、以及迁徙的动力是什么等不同层面的问题。

二、南岛语系形成过程的语言学重建

语言学中对语言发展历史、亲缘关系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对彼此影响的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其核心方法包括比较法、内部重构法、外部证据法等。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语言谱系树，可以直观地反映各个语系中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和分化过程。由此，某个语系的现代分布范围内语言多样性最强（主要指谱系树根部层级的多样性）的区域通常最有可能是此类语言的起源地，这一判断还可以通过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eontology）等方法进一步佐证。对于南岛语系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就曾通过农作物、家养动物、海洋生物等同源词汇的重建结果，推测南岛语系的起源地应该在亚洲大陆靠海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对于南岛语系诸多语言的分类研究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伦沃德·布兰德斯泰特（Renward Brandstetter）就尝试通过比较方法重建了原始印尼语的语音系统，并以印尼语为基础探索了当时被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共同起源。20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谭波夫（Otto Dempwolff）出版了三卷本的《南岛语词汇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Austronesian Vocabulary），建立了一套更为完备的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语音系统，并提出该语系的亚群划分方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语言学家伊西多尔·迪恩（Isidore Dyen）开创性地使用词汇统计法，基于斯瓦迪士200核心词表（Swadesh list）对南岛语系进行了全面的量化分类，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南岛语系分类法。当时，他将南岛语系分为40个分支，并提出美拉尼西亚地区是语言多样性最高的区域，暗示该地区可能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地。这一研究后来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广泛批评，但其在方法学上的尝试依然影响深远。

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家白乐思（Robert Blust）从20世纪70年代对婆罗洲北部语言的研究开始，进入南岛语系的研究领域，此后他提出并逐渐完善了自己的分类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基本确定。根据白乐思的观点，现存的南岛语系语言可分为十个次级分支（语族），其中9个分布在中国台湾，其他岛屿地区的语言均属同一个分支，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基于这一分类体系，他进一步提出南岛语系是从中国台湾传入菲律宾、印尼，进而向太平洋岛屿等地扩散的理论，其更早的源头则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

图4 白乐思的南岛语系语言分类方案（Bellwood et al., 2011）

白乐思的这一分类体系虽然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批评，例如对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内部划分方案的争议、对语言接触影响的相对忽视等，但整个分类体系仍然是目前最为系统、接受范围最为广泛的一个方案。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学者基于系统发生学和贝叶斯统计等方法对白乐思的分类方案进行了验证，结果总体上支持他对南岛语系扩散路线、速度乃至一些重要事件的重建。

至于南岛语系语言更早的源头和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提出过很多不同的方案。前述威廉·施密特在20世纪初提出的南方大语系假说，就将南岛语系与南亚语系的起源都追溯到中国南方地区，并认为二者存在发生学关系，具有共同的起源。此后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但也有学者如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澳-泰语假说（Austro-Tai languages），认为南岛语系与壮侗语系密切相关，并与苗瑶语系等也存在一定的关联。近年来，另一种比较新的提法是法国语言学家沙加尔（Laurent Sagart）的汉藏-南岛语假说（Sino-Tibetan-Austronesian languages），认为南岛语系与汉藏语系同源，并结合考古发现等强调山东地区，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对南岛语系形成的突出贡献，此后他甚至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东亚超级语系。但这一假说无论在语言学还是考古学上的证据都不充分，引起的争议更大。

总之，这些更早阶段的追溯所能依赖的语言学证据总体上是十分微弱的，各类超语系理论的提出固然吸引了更多学者讨论南岛语系更早阶段的起源及其与华南等地其他史前人群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但当前语言学的研究手段和材料尚不足以支撑特别深入的研究和相对可靠的论断，研究者之间分歧很大。

三、考古所见岛屿地区的人群与生业变迁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与扩散过程的讨论中，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弥补语言学证据的缺憾和多学科合作推进南岛语系形成过程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类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基本逻辑，实际上是在已有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特别是以如白乐思的分类方案所推测的可能的分化过程为参考，审视考古材料所显示的各地区社会文化乃至人群的变迁过程，并寻找与语言学推测最为相符的人群或社会变迁事件，从而更全面地探讨社会文化、人群和语言的变迁及相互间的关联。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语言学与考古学多多少少存在着彼此参考、相互影响的情况，即使白乐思的分类方案也一定程度受到了考古成果的启发或影响。不过，相比于世界其他区域，南岛语系涉及的岛屿地区，特别是远太平洋岛屿地区在殖民时代之前人口历史相对简单，使得开展这样的合作研究和对人群历史的复原更为容易，南岛语系形成过程也成为验证前述诸多理论，如“农业-语言扩散模型”的核心议题。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讲座并未涉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较多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其对探讨南岛语系祖先人群起源的意义，而将重点集中在中国台湾、岛屿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等地区（后文简称“岛屿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但是这里顺便需要厘清的是，正如讲座最开始所介绍的，南岛语族本身是基于语言学分类而形成的概念，因此对于史前时期文化、人群及其与南岛语系关系的讨论，通常还涉及到前南岛语（pre-Austronesian）和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两个概念。前者大体可对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与南岛语系起源有关的古老人群及其语言，后者则通常对应中国台湾的新石器时代人群，特别是其新石器早中期的人群和语言，即语言学上构拟出的“祖语”。这是当前国内很多考古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

根据岛屿地区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将与今天讲座内容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分为早期古人类、现代人的出现、新石器化三个大的阶段来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总结。

1.岛屿地区的古人类

岛屿地区目前年代最早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古人类是爪哇人（Homo erectus）。自1891年首批化石被发现以来，在多个地点已经累计发现超过100个个体的化石标本，但由于大部分个体都发现于河流沉积物中，对其年代的判定和同时期石器工业面貌的了解存在很多疑问。综合各地点的研究成果来看，爪哇人在岛屿地区的延续时间相当长，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50万年，最晚则延续到距今约10万年。

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弗洛里斯岛的布阿洞（Liang Bua）先后发现了属于14个个体的不同部位的骨骼化石，其中1号个体包括完整的头骨、四肢骨、盆骨、手、足等大部分部位。该个体经鉴定为一位成年女性，复原身高仅1.06米，脑容量很小，约400cm3左右，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年代约为距今10-6万年。

图5 弗洛里斯岛位置、布阿洞（Liang Bua）与弗洛里斯人化石 (Brown et al., 2004)

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卡劳洞（Callao Cave）也在2007和2011、2015年，先后发现至少属于3个个体的13件化石标本，主要为牙齿、指骨、跖骨和一段股骨骨干。相比于现代人，吕宋人表现出很多与南方古猿和早期人属生物类似的体质特征，这一点与弗洛里斯人颇为类似，他们的身材可能也比较矮小，不过二者也存在很多体质差异。目前这些古人类被命名为吕宋人（Homo luzonensis），关于其年代，最初的两件标本被定为至少距今6.7万和距今5万年，后来的一项研究则给出了其延续时间的年代上限至少为距今约13.4万年的可能性。

综合岛屿地区上述古人类材料和其他早期遗址的发现，直立人等古人类在本地的延续时间下限大体结束于距今6万年左右，其存续时间可能与现代人有很短的重合，或者未曾与现代人在本地共存过。

2.岛屿地区现代人的出现

相比于较为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岛屿东南亚发现的现代人化石比较零星。苏门答腊的利达-阿耶尔洞（Lida Ajer cave）出土过两颗牙齿化石，其中上门齿具有现代人特有的双铲形特征，第二臼齿的大小和形态也与现代人相符。根据洞穴石笋、沉积物及共出哺乳动物等的测年，研究者认为其年代为距今7.3-6.3万年，但其他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年代偏早。

当地年代较早的现代人化石还见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塔班洞（Tabon cave）和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尼亚洞（Niah cave）。塔班洞20世纪60年代的发掘就曾发现过较为丰富的石器遗存和一些人类化石，2000年的新发掘出土了11件人类化石标本，包括颅骨、上肢骨、下肢骨和椎骨等不同部位，其中三件标本的测年结果分别为距今4.7万年、3.9-2.4万年和1.65万年，表明现代人在此处的活动时间延续较长。1958年对尼亚洞的发掘曾发现过一个颅骨化石，部分面骨和下颌骨缺失，最新的研究认为其属于一个成年女性个体，年代约为距今4.5-3.7万年。除此之外，1888-1890年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Wajak）一个岩石裂缝中也曾发现过一个头骨化石，研究者新近对古人类化石和共出动物化石的铀系法测年，将其年代确定为不晚于距今3.74-2.85万年。

综合这几处遗址的发现，同时参考当前对现代人到达澳大利亚等周边地区时间的认识，研究者通常认为现代人到达岛屿东南亚的时间约在距今5.5-5万年，结合整个区域内更晚阶段的石器等文化遗物的发现和分布范围，其向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扩散止步于俾斯麦群岛附近，未能向东进一步扩张到远太平洋地区。

3. 岛屿地区的新石器化与人类向远太平洋的扩张

根据当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岛屿地区的新石器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先后次序，为行文方便，此处基于现有的研究认识，从台湾地区开始，依次概括各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大致情形。

（1）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大坌坑文化，此前的研究者一般将其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已知的遗址较少，研究相对有限，且缺乏充分的测年数据，对其年代上限研究者曾提出距今6500年、6000年和5500年等不同观点，但综合种种迹象来看，很可能不会如此前所预计的那么早，具体情形如何，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距今约4800年之后的大坌坑文化晚期，遗址数量明显增长，分布范围大幅扩张，以台南南关里东为代表的一些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和研究，为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陶器形态相比于前一阶段已经出现一些变化，但仍以粗绳纹为主，石器的种类和制作技术也有所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谷物农业已经明确出现，南关里东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农作物遗存，包括稻、粟、黍三种。与之年代大体相当的台北植物园遗址也发现了同期的农作物证据，但只有稻和粟，未见黍，同时大龙峒、安和等遗址也见有炭化稻米。结合植物园、大龙峒等遗址农作物的直接测年和其他遗址的木炭测年结果，农业在台湾地区出现的最早时间大体在距今4800-4600年这一时段。此外，南关里东遗址还发现有家犬，但整个台湾地区目前未见有新石器时代的家猪证据，肉食资源主要来自野生动物，海滨遗址不同程度存在对海洋资源的利用。

图6 南关里东遗址出土黍、粟及狗尾草（Tsang et al. , 2017）

距今4500年之后，台湾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器型与纹饰发生变化，聚落数量与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农业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综合当前的考古发现，台湾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存在明显的断裂，二者之间并非延续发展的关系，大坌坑文化的形成当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其晚期稻旱混作的农业经济也与福建等地新石器时代的作物结构一致，显然其源头同样可以追溯到东南沿海地区。

（2）岛屿东南亚地区

菲律宾群岛目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相对充分的区域主要为吕宋岛北部的卡加延河（Cagayan River）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地区发现的露天遗址已有30余处，此外在前文提到的卡劳洞等洞穴堆积上层也有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堆积。这些遗址的年代可以分为前陶时代（距今约7000-4200/4000年）、新石器时代（距今约4200/4000-2400年）和金属时代（距今约2400年之后）三个大的阶段。前陶时代的遗址未见陶器、谷物种植乃至磨制石器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因素，文化遗物以石片石器为主，食物资源包括野猪、鹿、鱼和一些贝类，生业经济表现出明显的采集渔猎特征。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陶器、磨制石器、陶纺轮等新的器物组合出现，陶器以红衣陶为主，制作技术和器型与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特别是东海岸的富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表现出比较强的相似性，少量陶器上装饰有戳印和几何形图案，纹饰中常见填充石灰，不见于台湾地区，当为本地创新。

图7 吕宋岛北部地貌变化与主要遗址分布 （Hung et al., 2022）

当地早期农业的证据目前比较有限，安达拉扬（Andarayan）遗址1978年的小规模发掘中曾在几块陶片中发现有作为羼和料的稻壳，直接测年结果为距今3975-3380年。近年对马加皮特（Magapit）和纳格萨巴兰（Nagsabaran）两处遗址的发掘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样品采集和浮选，发现有稻、薏米和粟三种农作物，其中马加皮特仅见有稻米，直接测年结果为距今3200-3000年，纳格萨巴兰新石器时代稻米和薏米的测年结果集中在距今2750-2300年，粟仅在铁器时代的地层中有少量发现，年代不早于距今1900年。限于发掘区域文化堆积的年代，这些农作物的年代与本地新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未来仍需开展更多针对性的系统研究。

家养动物的证据相比于农作物更为零星，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纳格萨巴兰遗址出土的家猪，直接测年结果为距今4448-4246年，这个数据已是本地新石器时代年代的最上限，同一遗址也发现有狗，但出现的时间似乎略晚，大约在距今2500年左右。就动物遗存的组合而言，家养动物在纳格萨巴兰所占的比重较低，野猪、鹿等野生哺乳动物是当地新石器时代最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为了探索新石器时代人群从台湾向吕宋岛的迁徙过程，研究者曾在2002-2005年对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的巴丹群岛进行过针对性的调查和发掘，在伊特巴亚特岛（Itbayat Island）和巴丹岛（Batan Island）试掘了多处考古遗址，其中伊特巴亚特岛的托隆加（Torongan）和雷拉努姆（Reranum）年代较早，上限可达距今4500年。这些遗址的文化堆积和遗物并不丰富，且测年数据有限，确切的年代仍待进一步验证，但大体上能够为新石器人群自台湾岛向吕宋岛的迁徙过程提供一些线索。

自菲律宾群岛向南，苏拉威西岛的卡拉马河（Kalama River）流域是目前考古工作相对充分的一个区域，其中米南加·西帕科（Minanga Sipakko）和卡马西（Kamassi）的年代上限大致在距今3500年左右，为当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处遗址出土陶片的统计结果都显示，距今3000年之前的陶器以红衣陶为主，同时见有少量刻划或戳印纹饰的陶器，此后逐渐向素面陶转变。生业经济方面的直接证据主要见于米南加·西帕科，其动物遗存中见有少量的家猪和狗，主体为野猪等野生动物。遗址剖面上采集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在遗址下部文化层中，有丰富的稻属植硅体，稻属扇形体鱼鳞纹数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应为驯化稻，而且部分样品中丰富的双峰型植硅体证明这些堆积的形成可能与水稻加工活动相关。结合遗址年代可以确认，在距今3500年当地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初，稻作农业已经传入本地。

图8 卡拉马河流域（Karama valley）考古遗址分布图（Anggraeni et al., 2014）

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也都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和研究，但因为这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大陆东南亚的影响，文化变迁与人群迁徙的过程都略微复杂一些，加之基础工作不够充分，研究者之间对两个方向影响的先后等问题都尚未达成一致。不过，总体来看，自菲律宾群岛向西南到达婆罗洲、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等地的影响还是比较明确的。

（3）马里亚纳群岛

马里亚纳群岛是远太平洋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岛屿，目前最早的遗址年代上限可达距今3500年。根据古环境复原的结果，人类最初到达此地时的海平面比现代高2米左右，北部的小岛几乎无法提供适合的栖息地，因此早期聚落散布在南部的塞班、天宁、罗塔和关岛等几个大岛的海岸地区。这些早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可辨器型主要为钵、罐，器壁通常很薄，常见红衣，纹饰则比较少见，主要类型包括刻划纹、戳印圆圈纹和刺点纹等，部分纹饰中填充有石灰，与吕宋岛早期陶器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石器主要为锛、凿和小型石片等，除石料外也使用砗磲贝作为原料制作锛、凿以及鱼钩和贝珠、手镯、吊坠等装饰品。

图9 马里亚纳群岛与代表性遗址分布图（3500-3100 cal. BP）（Carson, 2012）

非常重要的是，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等岛屿是殖民时代之前，远太平洋地区唯一被记录存在水稻利用的区域，但对于水稻何时由何路径传入，长期悬而未决。最近我们对关岛、塞班岛等早期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在里蒂迪安（Ritidian）遗址的陶片中发现了丰富的稻属植硅体残留，结合遗址年代和相关背景信息可以确认，当地自距今3500年前后首次有人类活动开始，就已经存在水稻种植和利用。只是因为自然条件限制，种植规模等十分有限，仅用于一些仪式性场合，这一习俗在当地长期得到延续。综合陶器特征、新发现的农作物证据以及和周边地区的比对，马里亚纳群岛的早期人类活动直接源自菲律宾群岛的远距离迁徙应当是可以确认的，这一推论也与语言学的重建结果吻合。

（4）美拉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

自苏拉威西等岛屿向东，经过新几内亚便到达俾斯麦群岛地区，这里大致从距今3350年或稍晚开始出现新石器时代遗存，并以其独特的陶器纹样而出名，被命名为拉皮塔文化（Lapita Cultural Complex）。值得注意的是，拉皮塔文化的早期中心虽然在俾斯麦群岛，但基本从未影响到邻近的新几内亚地区，目前少量的发现仅见于个别沿海遗址，且年代在距今2800年之后。也就是说，这些外来的新石器文化和可能的人群并未能进入新几内亚，这里自旧石器时代出现人类活动之后本地传统得到长期延续，甚至在香蕉、芋头等热带植物的驯化过程中占据了非常关键的地位。这一点实际上也与近现代南岛语系语言的分布区基本未包括新几内亚内陆的现象是一致的。

拉皮塔文化早期聚落主要集中在俾斯麦群岛比较大的岛屿沿海地区和小岛之上，且聚落面积大多为1000-5000平方米，社群规模很小。陶器形制多样，包括碗、罐、盘等，部分陶器还带有支脚或复杂的造型。陶器表面多带有红衣，装饰纹样复杂精美，独特的齿状印纹陶器（dentate-stamped pottery）是拉皮塔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拉皮塔陶器的纹饰虽然更为复杂、精美，但其基本的装饰技法和元素等与马里亚纳群岛乃至岛屿东南亚的吕宋岛等地都表现出明显的联系。研究者因此也提出，拉皮塔文化的形成或许并非只有来自苏拉威西等邻近岛屿的因素，应当还存在自马里亚纳群岛南下的影响。

图10 吕宋岛、天宁岛与脾斯麦群岛出土的陶器纹饰比较（左：Nagsabaran中：House of Taga 右：Kamgot）(Carson et al., 2013)

除了陶器制作，拉皮塔文化遗址普遍存在对黑曜石工具的加工和使用，这一黑曜石原料的流通体系可能与此前已经存在的本地传统有关，但这一时期的影响范围远超出前拉皮塔时期。此外，拉皮塔文化中还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制品，包括鱼钩、装饰品等，海洋资源特别是近海鱼类的利用在早期生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一些晚期遗址中出现了以陆生资源为主要食物的趋势。

大致距今3100年之后，拉皮塔文化开始随着人群的移动向东部和南部的岛屿扩张，先后到达所罗门群岛、圣克鲁斯、瓦努阿图和新喀里多尼亚，至距今2800年左右到达斐济、汤加和萨摩亚地区。这些地区的陶器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很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为以素面为主，最终陶器彻底消失。到达这一地区之后，当地人群在远太平洋的扩张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停滞，然后继续向东、北、南三个方向扩展，最远到达复活节岛、夏威夷和新西兰。至此，岛屿地区的新石器化和人类向远太平洋岛屿的扩张才最终完成。

图11 南岛语族扩散过程示意图（Hung, 2018）

回顾上述岛屿地区史前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第三阶段的新石器化及人类向远太平洋岛屿的扩张与语言学重建的结果在方向乃至路线方面都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致性，但是这种社会经济乃至语言自身的变化，是通过人群迁徙和替代，还是区域间频繁的交流互动实现的，则需要通过体质特征的分析和遗传学研究获取更为直接的证据才能解决。

四、南岛语族形成过程的生物学视角

对于东南亚及周边区域的人群构成，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局部地区如今仍然生活着一些体质特征与大部分东南亚人存在明显差异的人群，如马来半岛的塞芒人（Semang）、吕宋岛的埃塔人（Aeta）和安达曼群岛的安达曼人（Andamanese）等。学者们据此进一步推测，这些人群在遗传学上更多沿袭了距今5万年前后到达本地的现代人，生活方式上长期以狩猎采集为主，现代东南亚的大部分人群则主要与新石器时代来自华南地区的农耕者（分别对应现代大陆东南亚的南亚语系人群和岛屿东南亚的南岛语系人群）存在更为密切的遗传学联系，由此构成东南亚人群结构的“二层假说”。

关于这一假说的考古学证据，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地区都有所发现，特别是一些洞穴遗址长期被用于埋葬，显示出十分直观的“二层结构”。例如苏门答腊南部的老虎洞遗址（Gua Harimau）发现的墓葬从距今约5700年的前新石器时代断断续续使用到距今1700年的金属时代，保存较好的人骨集中在前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两个阶段。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前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均为屈肢葬，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的墓葬则为直肢葬。23具保存较好的男性颅骨形态的测量结果显示，遗址前新石器时代人群与澳巴人群（Australo-Papuan）和大陆东南亚早期人群如和平文化表现出较为相似的特征，金属时代的样本与现代南岛语族群体以及华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表现出明显的形态学相似性。目前东南亚大陆和岛屿地区的大量遗址都开展了类似的颅骨形态测量和分析，结果支持当地人群的“二层结构”，但这种差异更多是遗传学因素导致的还是存在环境适应甚至饮食习惯影响的可能性，在研究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争议。对此，可以结合DNA研究开展进一步的分析和甄别。

图12 颅骨形态测量数据聚类结果所显示的东南亚人群“二层结构”（Matsumura et al., 2019）

由于是否存在大规模人群迁徙和替代在南岛语族形成过程相关讨论中的关键性，DNA分析的手段很早就已经引入到这一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不同地区现代人群的DNA分析，特别是依赖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的分析和比对。然而，由于各区域的现代人群大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晚期混合，这些研究虽然给出了一些线索，但反而使得南岛语系人群形成过程的分歧和争论更加激烈。近年来，随着古DNA分析较为全面地展开，早期人群变动的历史才逐渐清晰起来。概括来讲，已有的古DNA研究成果可以分为4个区域进行总结。

图13 古DNA视角下岛屿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人群迁徙及其与生计方式的关系（Stoneking et al. 2023）

在南岛语族最早的起源地，华南地区和岛屿东南亚北部已有的研究比较有限，目前有两项研究可以为理解当地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变化提供一些线索。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在探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北方早期人群关系的一项研究中，涉及到东南沿海及岛屿的奇和洞、溪头、昙石山、亮岛和锁港等几处遗址的样品，分析结果显示，新石器时代东亚南方人群与现代南岛语族有明确的遗传学联系，南岛语族的祖先很可能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另一项由哥本哈根大学团队完成的研究虽然样品以大陆东南亚为主，其对大陆东南亚早期人群演变过程的复原，对理解岛屿一侧的情况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这一研究结果，当地和平文化狩猎采集者的遗传特征与马来西亚的塞芒人和安达曼岛的安达曼人等最为接近，与东亚和东南亚其他人群有显著差异。东南亚的农业传播并非由本地狩猎采集者独立发展而来，而是源于来自东亚的农业人群迁徙，他们与现代南亚语系人群表现出密切的联系。不过，这一地区的农业化并非完全的人群替代，而是外来移民与本地人群的融合。此外，距今约2000年前，大陆东南亚出现新的东亚人群遗传学贡献，可能与壮侗语系和印尼、菲律宾的南岛语系人群向大陆沿海地区的扩张有关。

在南部的华莱士地区（Wallacea）研究者在北摩鹿加群岛、苏拉威西和东努沙登加拉的8个考古遗址中提取了16个古代个体的DNA，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2600-250年。研究结果显示，华莱士地区的古代人群在遗传上都表现出南岛语族与巴布亚人群的混合特征，东努沙登加拉的古代人群除了巴布亚与南岛语系人群的贡献之外，还发现来自东南亚大陆的影响。苏拉威西的一个晚期个体（距今250年）同样表现出大陆东南亚的影响，但北摩鹿加群岛的古代人群遗传学上主要受到巴布亚和南岛语系人群的影响，不见大陆东南亚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采样的个体大多年代偏晚，最早的仅距今2600年，不能很好地代表南岛语系人群最初到达时的人群结构。实际上表现出大陆东南亚人群影响的个体，除布阿洞的一个距今2600年的个体外，其余均不超过距今850年。

密克罗尼西亚是另一个古DNA研究数据相对充分的区域，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对关岛、塞班岛和波纳佩岛（Pohnpei）5个考古遗址的164个古代个体和马里亚纳群岛不同区域的112现代个体进行了DNA分析，考古样品年代跨度约为距今2800-300年，分析结果识别出五次可能的人群迁徙事件：1）早于距今约2800年，可能通过菲律宾迁入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一波东亚相关祖先人群；2）早于距今约2400年，帕劳的早期定居者，构成一个独立的支系人群，后来对马里亚纳群岛人群造成影响；3）早于距今约2100年，中密克罗尼西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祖先人群，可能与新不列颠岛的拉皮塔文化相关；4）早于距今约1800年，来自新几内亚和马努斯岛等地的巴布亚人群，成为中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的另一个祖先人群来源；5）距今约1000年之后，来自波利尼西亚的人群迁徙，只影响了部分密克罗尼西亚地区。

此外，这项研究还表明，密克罗西亚人群与巴布亚人的混合事件，主要是通过巴布亚男性基因的贡献实现的。而且，早期远大洋洲社群中的女性继承的线粒体DNA在不同社区之间高度分化，但在同一社区内则相对同质。这表明早期太平洋航海者可能实行母系社会制度，女性通常在自己成长的社区内生育和抚养后代。同时，马里亚纳群岛的居民是唯一没有巴布亚血统的远大洋洲人群，其所有史前血统可能都源自东亚。

除此之外，另一项对关岛里蒂迪安遗址两个距今2200年个体的古DNA分析，同样肯定了菲律宾向关岛等地的人群迁徙，同时还显示出与早期拉皮塔个体之间的关系，认为不排除马里亚纳群岛在拉皮塔文化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可能性。

波利尼西亚地区先后有三项古DNA研究发表，研究材料主要来自瓦努阿图、汤加、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所罗门群岛等的45个个体，年代跨度为距今约2900-150年。这些研究初步重建了波利尼西亚地区，特别是瓦努阿图的人群迁徙过程。约距今2900年前，最早的瓦努阿图定居者遗传特征几乎完全来自与东亚和东南亚相关的人群；约距今2500年前，瓦努阿图的遗传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巴布亚相关遗传成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来源很可能为俾斯麦群岛的新不列颠岛。最近的波利尼西亚迁移对瓦努阿图的遗传和文化产生了影响，与波利尼西亚相关的遗传成分在瓦努阿图中部的一些群体中存在，但南部的群体则没有这种影响。这表明波利尼西亚的遗传输入在瓦努阿图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影响。更有意思的是，尽管瓦努阿图的人口发生了几乎完全的更替，但南岛语系语言仍然被保留下来。研究者认为这种语言连续性可能是由于巴布亚人群在迁徙过程中逐渐融入拉皮塔文化群体，而非单一的大规模人口更替事件。

综合这些区域的已有研究，虽然受制于考古发现和古DNA保存状况等因素的局限，在南岛语族人群扩散过程的重建方面，仍有很多区域缺乏直接证据，但现有数据已经能够大致勾勒岛屿地区的人群变迁历史，特别是新石器移民的显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地区的研究显示，这些移民到达之初与巴布亚人之间并未发生明显的基因交流，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在数百年之后，彼此间的交流和遗传学联系才逐渐出现。

五、结语‍‍

南岛语族形成与扩散过程的研究经过两百余年的争论和积累，在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三者的结合和互相佐证，已经能够确认一些基本的事实：南岛语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其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后扩展到台湾地区，继而在距今4200-4000年继续向外迁徙，到达东南亚各岛屿，并分不同路线进入马里亚纳群岛、俾斯麦群岛等地，最终征服了广阔的岛屿地区；这一过程促成了岛屿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化，也非常明显地伴随着成规模的带有东亚遗传学特征的人群迁徙，改变了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人群结构，也塑造了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人群基础。

这一问题的初步解决，展示了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也显示了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即便是在人口史相对简单的这一区域，对南岛语族形成过程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困难，而且至今争议不断。检视已有的研究，很多地区考古基础工作的不足仍然是很多学术分歧出现的原因，而农业相关证据的匮乏更是引起了围绕“农业-语言扩散模型”的众多争论。岛屿东南亚等地新近的植物考古研究虽然为谷物农业特别是稻作在当地的传播过程提供了一些实证，但仍需更多的材料，同时家养动物的来源和迁徙路径问题更值得重视，二者是否如此前所预想的那样是与陶器、磨制石器等新石器时代的新技术作为“包裹”同时传播的，也需要再讨论。当然，岛屿东南亚之外的扩张，研究者很早就指出拉皮塔文化向太平洋的扩张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资源的开发等其他因素更为相关。因此，这场人类迁徙史诗的动力可能是多样且复杂的，农业人口扩张带来的土地压力是否能解释其源头区域的动力尚需讨论，远洋的迁徙则更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但这并不是当前讨论的这个学科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