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河南省文物局

　　【出版】科学出版社

　　【日期】2015年8月

　　【装帧】精装

　　【ISBN】9787030453853

　　【定价】268元

　　【索书号】K872.615/0108(KG)

 

《卫辉大司马墓地》读后

徐斐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大司马墓地，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村北。2006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之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于该墓地先后发掘了墓葬26座与建筑遗迹1处，包括汉墓1座、西晋墓4座、唐墓1座、宋墓3座、明清墓17座。

　　       田野发掘完成后，整理工作随即展开。2008至2015年间，项目组陆续以简报的形式对墓地除明清墓以外的墓葬进行了报道¹，随后，于2015年8月出版了发掘报告《卫辉大司马墓地》（下文简称“报告”），集中公布了该墓地的考古成果。

　　       报告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单个墓葬为单位，按年代顺序对26座墓葬进行了报道，并在最后附有墓葬登记表。下编则收录了两篇人骨鉴定报告与三篇论文，三篇论文分别对乞扶令和墓志、乞扶令和墓出土小五铢以及明清墓出土朱书板瓦进行了研究。正文之后，附有丰富的图版。

　　 通览报告，给人的直观印象是线图准确、文字严谨，除此之外，报告在编撰方面还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例如，报告选择以墓葬为单位逐一报道，这种体例有利于保持材料的完整性，且便于读者阅读、使用。又如，在报道部分墓葬的随葬品时，编者根据实际情况，先将遗物按出土位置进行了区分，相较于直接按材质区分遗物，这种做法无疑更为合理。同时，报告中绝大多数随葬品均配有单独的线图与图版，并未因几件随葬品形制相同而在报道时有所选择。可以说，就编撰角度而言，《卫辉大司马墓地》不失为一部高质量的考古发掘报告。

 

　　

M1及墓前建筑遗迹

 

　　 出土材料方面，大司马墓地诸墓虽曾经盗扰，但仍有不少重要发现，可谓收获颇丰。汉墓M1前的建筑遗迹，应与M1关系密切，为我们讨论东汉时期的墓前建筑以及丧礼、墓祭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明清墓中的朱书板瓦等遗物，体现了当时独特的葬俗，亦值得重视；而对于大司马墓地发现的西晋墓与乞扶令和墓，下文欲略陈管见，提出一些阅读报告后产生的问题和想法。

 

二

　　 大司马墓地的M18~M21为四座西晋墓，是目前为止豫东北地区西晋墓最集中的发现。

　　 M18的位置较其他三墓而言相对独立，形制为方形单室土洞墓，因遭严重盗扰，保存情况较差，但仍出土了金饰等少见于晋墓的随葬品，形制相同的金饰曾发现于临沂洗砚池M2。

　        

M18出土金饰

 

　　M19、M20、M21三墓在位置上非常接近，且由西向东比邻而列，墓向基本一致。三座墓葬在随葬品等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相似性，这点编者在报告第二章第二节中已进行讨论，这里再作一些补充：三墓均使用了规格相同的大块空心砖封门；同时三墓出土陶碓、陶灶各一件，三件陶碓在同一位置饰有相似图案2，而三件陶灶长宽一致，且灶面上模印图案的种类、位置亦高度相似。综合这些情况，可推知三座墓葬年代应相差无几，很难判断早晚。报告编者进一步推测这三座墓葬属于同一家族，应该说不无道理。

 

　

　　然而在形制上，三座墓葬却表现出了巨大差异，M19与M20分别为单室土洞墓与双室土洞墓，这两种形制在西晋墓中相对常见，而M21除前后双室外，于前室东西壁各开侧室两间，这在晋墓中非常罕见。根据目前的发现，西晋墓中墓室数量与墓葬等级之间并无关联3，三墓从随葬品看又时代相近，故而它们之间形制的差异颇令人费解，尚需进一步探讨。

 

　

　　 三座墓中，M21的情况尤值得注意。该墓并未发现改筑、增建等痕迹，以一次修成的可能性为大。墓后室有人骨一具，两东侧室中亦有人骨、板灰、棺钉等发现，可知M21为一座祔葬墓无疑。前室中，我们能发现六套由多子槅、盘、钵组成的随葬品组合，且同种器物间质地、尺寸、形态高度一致，因此这几套随葬品很可能是同时放入墓中的。而根据这几套随葬品组合的出土位置，可以推测它们原本应朝向后室与诸侧室摆放，结合M19、M20与洛阳地区其他西晋墓的情况4，可知这种器物组合应是针对墓内死者放置的，功能上与每墓一套的镇墓兽、镇墓武士、模型明器等随葬品不同5。然而，M21两西侧室中并未发现有死者的迹象，这种情况下，在西侧室前放置多子槅等随葬品，是否因为西侧室原有死者？还是说明在死者下葬之前随葬品已经预留？换个角度说，既然墓葬是一次修成、随葬品是一次放入，那墓内死者是否是一次下葬的？6如果是，那为诸多死者建造这样一座形制特殊的祔葬墓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如果不是，那M21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笔者暂不能明确解答，故于此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三

　

 

　　 乞扶令和墓，也是大司马墓地发掘中的重要收获。对于这座墓葬，卢亚辉博士有专文进行讨论，这里抛砖引玉，说一些简单的看法。

　　 首先，在使用这座墓葬的材料之前，需要理清其性质。乞扶令和墓为夫妻合葬墓，据墓志，可知乞扶令和入葬于唐贞观元年（627年），而夫人郁久闾氏则葬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早于乞扶令和近40年。而墓葬中的陶俑等随葬品应为隋代产品，且带有浓烈的北齐遗风。发掘者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提出，这座墓葬中的随葬品“除个别器物外，应该都是其夫人郁久闾氏于开皇九年（589年）下葬时葬入的”，此论点应当无误。换言之，在多数情况下，将这座墓葬视为一座隋墓恐怕更符合实际情况。

 

 

　　这种夫妻同墓而异代下葬的现象在北朝至唐初并不少见，关中及附近地区周隋之际的墓葬中例证尤多，王士良墓、侯子钦墓7、刘伟墓8、吕武墓9等均属此类，这些墓葬先入葬者年代在北周，合葬完成时已入隋，诸墓均出土北周风格随葬品，王士良墓、刘伟墓除墓志、钱币以外中甚至难觅时代明确为隋的遗物。在对这些墓葬进行类型学研究时，显然不宜简单将北周风格的器物视作隋代产品进行分期排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墓葬材料进行甄别。举个极端的例子，阿史那皇后与北周武帝合葬时已是隋开皇二年10，恐怕也不会有学者将他们的合葬墓视作隋墓处理吧。

 

 

　　另外，乞扶令和墓中出土石灯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此类石灯在平城北魏墓中相当常见，迁洛后，则仅见于以宣武帝景陵为代表的最高等级墓葬，东魏北齐时，石灯的等级意义似乎有所淡化，但仍出土于湾漳大墓、茹茹公主墓、高润墓等少数墓葬中11，数量一般为4件，而在隋唐墓中，石灯更为罕见，发现于隋虞弘12、唐节愍太子13、惠庄太子14等人的墓葬中，且均只出土1件。而在乞扶令和墓中，共出土了6件石灯，这些石灯随郁久闾氏入葬的可能性较大，是时乞扶令和为齐州刺史、西河公。乞扶令和墓的这种现象，是缘于墓主身份的需要？还是与墓主族属有关？抑或有其他原因？似亦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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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一号汉墓及墓前建筑》，《考古》2008年11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晋墓（M18）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1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考古》2010年10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4期；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隋唐乞扶令和夫妇墓》，《考古》2015年2期。

2 报告中并未说明图案是模印还是刻划而成，亦不能根据图版确定。从图案的形态看，它们更有可能是刻划而成的。

3 耿朔《三国两晋丧葬等级研究——以都城地区为中心》，2014年6月，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13-121页。

4 如春都路晋墓（《文物》2000年10期）、谷水FM5（《文物》1997年5期）、嵩县果酒厂晋墓（《中原文物》2005年6期）等。

5 以多子槅为中心的器物组合，以代表墓内祭奠的可能性为大。

6 西晋祔葬墓中死者一次入葬的情况并非没有发现，裴祗墓即是一例，详见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

7 王士良墓与侯子钦墓见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6月。

8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4期，9-19页。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6月。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8-28页。

11 关于北魏至北齐墓葬出土石灯的情况，详见王音《北魏洛阳时代至北齐都城地区墓葬中的礼仪制度与文化传统》，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5月，54-56页。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等编《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8月。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等编《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唐惠庄太子李㧑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

 

 

 书评《卫辉大司马墓地》

卢亚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卫辉大司马墓地》是2006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项目-大司马墓地的考古发掘报告，由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承担发掘及报告编写工作。前文徐斐宏对该报告已有详细解读，本文拟重点讨论其中的乞伏令和暨夫人郁久闾募满合葬墓。

　　墓葬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2006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联合新乡市文物局、卫辉市文物局等单位进行发掘，该墓坐北朝南，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小龛、过洞、天井、封门墙、墓门、甬道及墓室等部分组成¹。墓葬被盗扰严重，墓室内葬具及人骨已遭毁坏，葬式葬具不明。发掘报告从扰土中残存的零星木板看，推测原应有木棺²。

　　在正式发掘简报发表之前，已有学者对该墓的随葬品进行很深入的讨论，党志豪根据出土器物及钱币形制，推测随葬的罕见小五铢可能为南北朝时期的私铸货币³，付兵兵则考释乞扶令和墓志，推断乞扶令和属陇西鲜卑乞扶部,世为部落首领,祖籍今山西朔州。由军功入仕途,宦历北齐、北周、隋三朝。在汉地政权为官使其思想生活深刻汉化,其墓志就是一个明证⁴。正式的发掘简报详细介绍墓葬情况的同时，将墓志铭文与文献记载相互比勘，认为墓主虽为隋代鲜卑、柔然部落的贵族，而带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石墓门、甬道和墓室加绘壁画之类墓葬结构特征，以及使用墓志、随葬大量彩绘陶俑等特点，表明该墓已经高度汉化⁵。

　　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对该墓的认识，相比较对该墓汉化元素的注意，学者对该墓的四神石刻的阐发较少。然而，四神石刻却向我们透露出乞伏令和夫妇合葬墓葬具的重要信息。本文结合两者墓志，对“神人御玄武”图像进行考察，推断该墓最有可能存在由该四神石刻拼成的石葬具。

 

一、“神人御玄武”图像的考察

　　隋唐乞扶令和与郁久闾氏合葬墓出土的玄武石刻，出自甬道北端与墓室相连处，长47、宽38.5厘米。龟作行走状，头昂起回首向右；蛇缠绕龟身并从其尾部向左跃起。龟、蛇张口怒目相对形成一环形，环内龟身一侧站立一男性人物，张口，头上幞巾交结垂于脑后，身着窄袖紧身上衣，腰间或束带；右手向上屈弯，手指向外张开；左手握有一环首长刀。此一图像在北朝墓葬中屡有发现。

 

 

　　结合神人御玄武图像梳理的成果⁶，可知在北朝时期，出现神人御四灵或神人御玄武图像的有北魏永安二年（529年）的尔朱袭墓⁷、北齐武定八年（550年）茹茹公主郁久闾叱地连墓⁸、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崔芬墓⁹、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李诞墓¹⁰、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叡墓¹¹、太原南郊金胜村北齐壁画墓¹²、隋代开皇二年（582年）李和墓石棺¹³以及开封博物馆升仙石棺¹⁴等。

 

 

　　这类题材在石棺上也常有发现，如美国私人藏升仙石棺¹⁵、关林藏升仙石棺¹⁶、台湾礼瀛东方艺术展售北魏石棺帮板¹⁷、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孝子石棺¹⁸、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石棺¹⁹以及开皇九年（589年）安备墓等。

　　以上墓主人身份明确的墓葬，可以看出：尔朱袭属羯胡²⁰，茹茹公主郁久闾叱地连属柔然；李诞为婆罗门种；娄叡为内入诸姓，似源出鲜卑²¹；李和家族当为夏州本地豪强，极可能属于稽胡²²；安备为粟特人。唯一的例外是崔芬，但若是放在北齐鲜卑化王朝的背景下，似乎也可理解。

　　可见四神石刻为虽为华夏传统题材，然出现神人御四灵或神人御玄武图像的墓主人则多具有“内亚”背景或深受草原民族影响。

　　我们发现乞伏令和与郁久闾氏合葬墓中“神人御玄武”石刻，与北朝同类型的画像在图像意境和构图上基本一致。而“神人御玄武”石刻多出现在石葬具上，亦昭示着乞扶令和墓出土的四神石刻为石葬具构件的可能性。乞伏令和墓室四壁原应布满壁画²³，可排除四神石刻镶嵌在墓室四壁的可能。该墓出土的四神石刻，青龙石刻长64、宽41.5、厚8.3~9.6厘米；白虎石刻长65、宽43.5、厚11.8厘米；朱雀石刻长46.5、宽39、厚9~10.5厘米；玄武石刻长47、宽38.5、厚10~10.7厘米。四神石刻两两相对，尺寸相合，恰可组成一长方体石葬具。

　　开皇八年（588年）二月郁久闾募满薨，次年下葬。大业六年（610年），乞伏令和终于雍州大兴县宣阳坊，贞观元年（627年）与郁久闾氏合葬于汲县。报告推测墓葬原应有木棺只是根据墓室扰土中残存的零星木板，再无其他信息提示木棺的可靠性及其原来位置。

　　乞伏令和“祔”于夫人郁久闾氏之墓，呈现出郁久闾氏为主的状态，可能与乞伏令和晚年险被隋炀帝斩首，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家道衰落有关²⁴。尤需注意的是，该墓所出随葬品有陶俑、模型明器、青瓷片、玄武石刻、石灯，除个别器物外，应是郁久闾氏开皇九年下葬时埋入²⁵。

　　乞伏令和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神人御玄武”图像与北周保定四年李诞墓石棺后挡板上的玄武线刻很相似²⁶。实际上，今知出土“神人御玄武”葬具的墓葬最晚为隋代，这种艺术造型在唐代突然销声匿迹²⁷。

　　综上，该墓出土的四神石刻葬具不可能是贞观元年乞伏令和合祔时所用，应是开皇九年郁久闾氏下葬时使用的葬具。郁久闾氏从开皇八年二月死亡，到开皇九年十月葬，间隔近20个月的时间，或只剩骸骨，这也能很好地解释四神石刻尺寸相对较小的原因。其墓志铭所言“奄作棺尘”之“棺”，应即指上述四神石刻围成的石棺。此次郁久闾氏丧葬的主持者当为其夫乞伏令和，此时乞伏令和政治上尚处于上升期，给其夫人使用石葬具也可理解。

　　自匈奴甚至更早的时代开始，草原地区盛行石板墓，到后来的突厥第二汗国时期毗伽可汗、阙特勤、暾欲谷、阙利啜等陵园中用于埋葬尸骨的石箱²⁸，是否在向我们昭示着“草原政治传统在相沿不绝”²⁹的同时，其墓葬文化也有内在的延续呢？

 

二、郁久闾氏墓志录文

　　比勘《卫辉大司马墓地》155-156页墓志录文和拓片，个别录文或不尽正确，原录文未有句读，今予以标点。

 

 

　　【志盖】大隋西/河國夫/人墓銘

　　【志文】

　　大隋柱國齊州刺史西河公乞伏令和夫人郁久閭氏墓誌/

　　夫人諱募滿，字思盈。其先夏后之苗裔，天人之後也。昔禹子好田，來降豊/草；烏丸善騎，校獵長山。黃雲啟霸者之符，白雪開帝皇之業。聖人继作，芳/門欎起，崇基共琨，閬爭高鴻。源與滄溟等濬，金科玉牒難得而詳。

　　祖遠，道/濟生民，任高伊呂。

　　父伏真，功盖天下，位隆周邵。

　　夫人稟質上玄，資靈秀岳，/德冠生知，理窮繋象，弱笄就傅³⁰，章台之業早傳；出教公宮，戚裡之才先達。/周姬下嫁，唐女嬪媯，詩美肅邕，書陳赫弈，母儀淑慎，婦德幽閑。服澣濯之/衣，躬酒漿之事。夫人才調高奇，志局淹遠，龜筮無得並其明，琴瑟不可齊/其韻。亭亭似月，嗤搗藥之非工；婉婉如神，咲投壺之未巧。克柔克令，言告/言歸，思媚諸姑，實貽嬪則，外姻畢穆，內政聿脩，國有彝章，宜從訓典。

　　齊天/統五年，授幽州范陽郡君。

　　武平七年，又授宜民王妃，道超遐代，世多命賞。/作合於君，自家刑國。

　　開皇元年，令旨主饋作儷，儀刑閨閾，從爵有章，用光/柔範，授柱國西河夫人，漢封慎氏，未見褒榮³¹；魏錫卞君，曾無優禮。豈若/寵榮三代，貽范百王，逖彼前脩，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夫人業隆家慶，德協/閨帷，居滿則憂，在盈便懼。綺羅弗玩，珠玉不寶，故能構千尋於疇昔，垂萬葉於後昆，西河公體道要真，采微索隱，網羅卿相，駈馳列辟，恒以伉儷之/重，相敬如賓，家室好仇，非禮不動。庶雞鳴有作，卷耳聿製，甘与同夢，志期偕老。寧知芳蘭始馥，遇秋風以振條；逸翮方申，忽淦窮而墮羽。朝華不豔，/晨露先晞，景命不遐，遽從物故，以開皇八年二月薨于衛州汲縣興讓里/，時年五十二，於時日月韜光，風雲改色，邑有散笄，隣不相杵，無勞陟峴，自/有墮淚之夫；詎假河梁，已見沾纓之客³²。諸君驟從，逝川不住，祖載有期，宅/兆將及，以開皇九年歲次已酉十月辛酉朔十三日癸酉窆於汲縣西北/廿里閞村北一百步。玉帳長埋，金屏永閟，玄旌抗節，服馬悲鳴，冀天長地/久，訪龜筮而可識；古往今來，討芳碑而猶記，其銘曰：/

　　川岳（王丙）靈，誕生陰則，卓彼洲女，君子是翼。於穆丕顯，王猷允塞，秉心無二。/威儀不忒，出傅³³外宮，入諧內職。其一。/終温且惠，淑慎其身，休明尒心³⁴，天道輔/仁，宜享遐笇，福祿來臻，何其忽爽，奄作棺塵。其二。/彼蒼者天，盖高卑聽，遽雕/春槿，先摧寒勁，故墓易犁，殘碑難名，孤魂敝怳，窮泉遼夐。其三。/龍轜啟路，言/歸玄室，丹旐從風，素旗蔽日，桂影參差，松風蕭瑟，人生溘盡，榮華俱畢。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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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川、白彬、于孟洲《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隋唐乞扶令和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2期，32-70页。

2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卫辉大司马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96页。

3 党志豪《唐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出土小五铢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47-51页。

4 付兵兵《唐乞扶令和墓志铭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52-58页。

5 赵川、白彬、于孟洲《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隋唐乞扶令和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2期，32-70页。

6 郭桂豪《北周李诞墓石棺图像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9-43页。

7 墓志拓片见陕西省博物馆（李域铮、赵敏生、雷冰编著）《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84页；于媛主编《于右任藏碑集锦》，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9年，76页；此据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周到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8卷《石刻线画》，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34-35页。田中华《尔朱绍、尔朱袭墓志研究》，《碑林集刊》1994年，42-47页。

8 磁县文化馆（朱全升、汤池）《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1-9页；汤池《东魏茹茹公主壁画试探》，《文物》1984年第4期，10-15页。

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4-25页；临朐县博物馆编《北齐崔芬壁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 程林泉、张小丽、张翔宇、李书锁《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婆罗门后裔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21日第1版；此据程林泉等《西安北郊北周李诞墓》，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23-128页。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1-23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81页。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1-10页。

1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27-33页。

14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周到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8卷《石刻线画》，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70-71页图版八九、九〇、九一。此据王树村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19卷“石刻线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22、23页，图17。此棺为青石制成，与木制之棺形相同，全长231厘米，前高84厘米，后高66厘米、厚11厘米。石棺左刻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图中人物，头著道观者，当是方士导引亡魂（即棺中主人）升仙的情况。此棺纹饰为剐地隐起，阴纹线刻，刀法生动精美。其风格与洛阳出土的“刘根造像”相同。故认为是北魏时物。按，此棺于公元1928年在洛阳邙山下海资村出土，当时尚有墓志及明器等物，因未曾收集，故年代及葬者均无从查考。石棺现藏河南开封市博物馆中。

15  Stephen Little with Shawn Eichman,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30, pl.10 and p.293, pl.102.

16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229-241页。

17 孙迪、杨明权编著《巩县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年，页142，书中149页“注60”云：“此雕版出自河南省，台湾古董商礼瀛东方艺术曾于1999年美国纽约亚洲艺术节展出此物”。

18 奥村伊九良《孝子伝石棺の刻画》，《瓜茄》一卷四册，1937年，259-299页；曾布川宽、冈田健责任编集《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3卷“三国南北朝”，东京：小学馆，2000年，93页图71、72；黄明兰编著《北魏孝子棺线刻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线刻石棺》，《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33-47页。

20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86-388页。

21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9-100页。

22 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25-330页。

23  《卫辉大司马墓地》，96页。

24  《卫辉大司马墓地》，159页。

25 《卫辉大司马墓地》，158-159页。

26 《卫辉大司马墓地》，159页。

27 郭桂豪《北周李诞墓石棺图像的考古学研究》，40页。

28 陈凌《突厥汗国考古与欧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21-24页；此据《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0-37页。

29 罗新《可汗号之性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此据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0页。

30 傅，报告误作“传”。

31 荣，报告误作“策”。

32 客，报告误作“容”。

33 傅，报告误作“传”。

34 心，报告误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