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研究

高崇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定价：118元

ISBN：9787301354674

本馆索书号：K892.9/155b

作者简介

高崇文，1948年生，河北盐山人。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从事战国秦汉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1997年、2010年曾先后两次担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客员教授，合作进行“中日古代都市文明研究”等科研项目。著有《当阳赵家湖楚墓》《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等著作，后者获2016年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是一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它既是物象的行政规划形式，又是政治和意识的体现。从史前时代到东汉，都城逐渐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仪中心，都城的礼制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建筑水平和规划形式，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丰富的礼制思想，是礼仪制度、政治制度、等级观念、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反映。

本书运用考古类型学、聚落考古等方法，结合甲骨文、金文、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对我国古代早期礼制遗存进行系统梳理，研究聚落的形成、聚落的社会形态，都市的形成、都市的社会形态，由聚落到都市的演变，并阐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部落联盟性质神权国家的出现，到夏商周三代强势宗族性质礼制国家的形成，再到秦汉时期统一集权帝国确立的全过程，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独特轨迹。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国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史前各区域文化的形成

二、祭祀文化的出现

三、王权的形成与神权的集中

四、小结

第二章  二里头遗址的礼制文化

一、文献记载的夏代都邑建制

二、“夏墟”考古寻觅

三、二里头遗址的布局

四、二里头遗址的礼制文化研究

五、小结

第三章  商代都城的礼制文化

一、商代礼制文明的特质

二、甲骨文、传世文献记载的商代都城格局

三、郑州商城的礼制文化

四、偃师商城的礼制文化

五、洹北商城的礼制文化

六、安阳殷墟的礼制文化

七、小结

第四章  西周都邑的礼制文化

一、周代礼制文明的特质

二、金文、传世文献记载的周代都城格局

三、岐邑周原的礼制文化

四、镐京的礼制文化

五、小结

第五章  东周列国都城的礼制文化

一、鲁都曲阜的礼制文化

二、齐都临淄的礼制文化

三、燕国都城的礼制文化

四、晋都新田的礼制文化

五、赵都邯郸的礼制文化

六、郑韩故城的礼制文化

七、魏国都城的礼制文化

八、楚郢都的礼制文化

九、小结

第六章  秦都雍城与咸阳的礼制文化

一、秦都雍城的礼制文化

二、秦都咸阳的礼制文化

三、小结

第七章  西汉都城长安的礼制文化

一、汉长安城的营建

二、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与布局

三、汉长安城的礼制文化研究

四、小结

第八章  东汉都城洛阳的礼制文化

一、东汉都城洛阳的营建

二、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布局

三、东汉洛阳城的礼制文化研究

四、小结

第九章  结语

后  记

前言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城市文明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社会进化的程度及特点。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是一种礼制性的文明，其发展和完善都有自身的特点，它既是物象的行政规划形式，又是政治和意识的体现。礼制为复杂的国家机器服务，以处理人与人、人与神、国与国等关系，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显著特色，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之模式。

《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是说都城要营建为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大道各九条，城内宫城前面左侧建宗庙，右侧建社稷坛，宫城后边是市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记述了周代王城的规划，王宫建中立极，表现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朝”“祖”“社”三位一体，集中反映了当时政权、祖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设计体系，在考古发现中，并无任何一座都城和它完全相符。但此体系并非闭门造车，也是采择三代以来已有之制又加以礼制化、理想化而成的。我们可以利用考古材料，参照文献记载来分析中国古代都城礼制设计体系的形成及特点，进而深入探讨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

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各文化区域内纷纷出现了以祭祀为特征的礼制文化。当时，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还不理解，总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变化都是神的力量在左右，于是就要对神进行祭祀。正如文献所记，在原始社会早期，“民神杂糅”，“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因而“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当社会发展，国家形成，出现王者，这种祭祀权力便逐渐为王者所垄断，即颛顼帝开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这也就实现了世俗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古城纷纷出现，在这些大中型城址中，祭祀性遗迹均处于重要位置，各大墓中以祭祀性遗物为大宗，所有这些重要的考古现象正反映了王权的出现与神权的集中。各地的大中型古城，不仅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同时也是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神权和王权的中心，表明当时是一种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且神权至上的社会形态，是最初产生的“神权国家”。

《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大戴礼记·礼三本》也有如是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是讲，万物本于天地，人本于先祖，遵从君师事天神、事地神、事先祖，此谓礼之三本。这也说明礼是人类在认识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类的繁衍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原始社会，人们由于无法理解自然变化而产生敬畏，于是进行祭祀，以求禳灾致福。《左传·昭公元年》载：“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当人类发展到出现社会群体，形成部落，为了本部落群体的繁衍生存，人们便开始祭祀先祖，祈求先祖保佑子孙的繁昌。到社会分为阶级、产生国家、出现君王之后，维护统治、维护等级关系的礼仪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礼也就成了治之根本。所谓“礼之三本”，实际上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大体路径及特质，礼起源于对天地诸神及祖先神的祭祀，国家产生后，统治者借助天地神和祖先神来维护统治，将对天地神、祖先神的祭祀与政权统治紧密结合，制定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仪制度，成为三代王朝“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治国安邦根本之策，也就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独特的礼制性社会。

夏、商、周三族群均是由原始部落联盟进入最初国家文明的，强势的政权还不十分牢固，往往沿袭先前的思维逻辑和运转模式，依靠天地神、祖先神来运转和维护政权，将神权和祖权奉为最高权力，所以建国营都时首先要建社坛立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说明，作为国都，宗庙是不可或缺的主要祭祀场所。《墨子·明鬼下》也明确记载，夏商西周三代建国营都必须先筑社坛和宗庙：“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社。”之所以夏商西周三代建国营都首先要建宗庙和社坛，就是因为三代凡国之大事均是在庙中举行占卜、祭祀之礼，一切政令都是在庙、坛中贞问于神，听命于神的旨意，遵照天命、祖命行事。这实际上是以“神”来“治”民，“礼制”即“以礼来治”。

东周列国的都城虽各式各样，但均是由宫城和郭城组成，并且明确宫城是为“君”而建，这与夏商西周三代建国营都首先立社坛、置宗庙不同，而是将筑宫城守卫国君作为第一要事。列国宫城内最突出的是高台式宫殿建筑，它是整个都城的制高点，是国君处理政务的“大朝”所在。从建筑形式上显示了国君政权至高威严之地位，反映了国君“政权至上”的思想意识。东周时期，凡国之大事，已不像夏商西周那样首先在宗庙或社坛中贞问、祭祀天地神和祖先神，而是在“大朝”政殿中由大臣议政，最后由国君裁决，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集权政体，为维护这种集权政体便制定了“大朝”礼仪。由东周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可以看出，《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记以“朝”居中心，“祖庙”“社坛”分置左右的都城设计理念，实际上是集权制政体下的理想设计规划，突出政权所在“大朝”建中立极的绝对权威，“大朝”之外的“左祖右社”则成了附属建筑。这种宫、庙分离之格局，朝、庙独立之变化，正反映了集权制政权权威的上升，神权则处于辅佐的地位。如果说，夏商西周时期，神权高于一切，国家政权完全在神权的护佑之下，处于初级国家阶段，那么至东周时期，各诸侯大国已步人成熟的国家阶段，集权制的政治体制逐渐确立。之后，历代王朝的都城营建均是遵循以帝王所居“大朝”为中心的设计理念，目的是突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朝祖祭社、郊祀天地、五郊迎气、朝日夕月等逐渐成为国家大祀的基本内容，在都城范围内这些祭祀性的礼制建筑随之兴起，成为历朝都城礼制规划之定制，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古代都城文明之模式。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也逐渐增加了特定的经济内涵——“市”。“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社会劳动生产出现大分工之后，手工业成为独立的部门，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也就出现了，专用于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市”也随之产生。从中国古代“城”的发展看，原始社会出现的城，主要属于防御性质。夏商西周时期的城又区分为“都”和“邑”，突出了政治、等级、军事之内涵，有些都邑也有手工业，其主要职能是为都邑中的贵族制器，是为都邑贵族服务的手工业，这一时期的考古中还没发现作为商品交易而专设的“市”。至东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可以说，此时迎来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作为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的集中场所的“市”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都邑中的重要经济内容，成为各大都城礼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面朝后市”的都城布局，并将“城”与“市”连称，成为后来通称的“城市”之名。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氏族的形成、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不间断的演变。本研究按照上述思路，根据考古资料，参照文献记载，研究聚落的形成、聚落的社会形态，都市的形成、都市的社会形态，由聚落到都市的演变，以及都市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等，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全过程及其深远影响。

2022年5月

后记

拙著是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2022年项目结项，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五位匿名评审专家予以极高的评价：

评审专家一：我国一直以“礼仪之邦”为自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礼仪一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国家的建立，都城逐渐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仪中心，集中了当时最高和最核心的礼仪制度，成为研究当时礼仪制度的最重要地点。本课题以都城礼仪制度为题开展的研究，抓住了古代礼仪制度研究的核心，并从长时段上开展了不同时期都城礼仪文化的发展与对比研究，从过去多集中在都城布局、功用的考古学研究，升华到当时政体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研究之中，其以都城、建筑而探讨的礼仪制度发展，超越了过去以文献、以器物为主要对象的礼制研究。是一项非常值得称道的开创性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建议尽快修改出版。

评审专家二：作者在礼制文明的视角下，对史前城址、夏商周都城遗址、东周列国都城、秦都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的形制布局，尤其是与都城相关的祭祀、宗庙、陵墓、手工业商业等遗存，作了全方位、长时段的考察，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与发展的独特历程。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对于中华文明如何产生发展、其特质如何、要素有哪些等问题有许多论述，有的大家意见一致，有的则众说纷纭。关于中华文明的要素，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但比较一致地认为，城市是文明最为重要的要素。为什么城市最重要，就是因为城市包涵了最多人类文明的成就，其中就包括礼制文明。关于礼制文明，此前很少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更无人对此做长时段的考察。作者以礼制文明为视角，对城市产生以来，特别是进入夏商周以后的都城遗址进行了长时段考察，得出了全新、系统的认识。作者把都城布局、功用的考古学研究，上升到政体形态、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等方面研究的高度，揭示出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独特轨迹，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礼制文明演进的画卷：由原始崇拜到祭祀权力的集中，到神权、祖权的产生，到三代神权、祖权与政权紧密结合的政体形成，再到东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政体的产生。

作者利用了考古发掘成果、文献及甲骨文、金文资料和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全书章节设置合理，论述清晰，结论可靠，研究成果将对中华文明探源具有很大促进作用。同意出版。

评审专家三：《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研究》系统梳理了目前的考古发现成果，集中论述夏、商、西周、东周以及两汉都城的礼制文化，指出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特征就是有一种礼制性的存在，通过物象的行政规划形式来体现统治者政治和意识的价值。因此这个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具体而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主要反映出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出现神权至上的社会形态，出现了“神权国家”。夏商周时期，对天地神、祖先神的祭祀与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并因此制定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仪制度。此时城市的规划首先要营建宗庙和社稷，实际上就是以神来治民，以礼来治国。到了东周时期，主要体现在“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体现出的是集权制的政治体制。都城普遍在宫城之内构筑高台，此高台建筑是“大朝”正殿所在。秦汉时期确立了“建中立极”的宫室礼制特点，形成了左祖右社的格局，尤其是郊祀制度的形成以及明堂、灵台、辟雍等礼制建筑的建立，对魏晋隋唐有很大影响。这些结论都是作者深人探讨的论点，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具有很强的学术导向和理论价值。

评审专家四：选题意义方面：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包括建筑礼仪、思想文化等，这些对后世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制建筑中蕴含着礼制的思想，从新石器晚期时代到汉代，礼制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建筑水平，同时也是礼制、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反映，因此选题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方面：文章从史前时代礼制至两汉都城礼制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聚落考古、古文献结合等方法，对我国古代早期礼制遗存进行梳理，从建筑礼制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方法得当。

新石器时期以来至汉代，考古在黄河、长江流域发掘发现了很多大型夯土的建筑遗址，其中不少为礼制建筑。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的区域。夏商时期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都有大量建筑遗存，商周以后这些发现更多，为建筑礼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特征之一，它具有等级性、象征性和政治性特点。文章抓住了这些特征，对礼制建筑等级的特征进行阐述，文图并茂。

文章用翔实的考古资料，论证礼制建筑的形成与发展。从礼制建筑视角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礼制文明进行分析研究。资料收集全面，行文规范，是一篇重要著作。

评审专家五：该成果依据历年考古发掘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进行综合研究。思路清晰，框架结构较为合理，材料较为翔实，引证符合规范，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有关秦雍城、咸阳以及西汉长安、东汉洛阳等都城礼制文明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新意。

此外，五位评审专家还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建议，促使拙著得以较好的修改、定稿。对于五位匿名评审专家的良好评价及建议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方李邦琴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出版基金赞助，深表感谢！

本书的插图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蕻荃、杜心怡、何燕三位同学帮助扫描，学院方笑天老师协助查找资料和校对，北京大学出版社方哲君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诸多辛劳，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高崇文

202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