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特别是42位2018级本科新同学。欢迎你们在2018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来到刚刚度过120岁生日的北大，欢迎你们来到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祝贺大家成为北大人！

　　看到你们青春的脸庞，让我的记忆刹那间回到了3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那时的我，据说也和今天的大家一般青涩。那一次，我在拥挤不堪的绿皮火车上站了34个小时，从祖国南方的一个小县城第一次来到了燕园，来到了未名湖畔，来到了当时的北大考古系。我还记得刚到学校的那些天，我拿着搪瓷饭盆，穿行并迷失在学一食堂和32楼之间。和现在的大家一样，对北大一切的一切充满了憧憬和期望，但心底也曾掠过一丝说不出的迷茫。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同学，特别是本科同学，因为兴趣而主动选择考古文博学院的只是少数，更多同学则是为了圆梦北大的现实考虑而无奈地来到了这里。你们高考志愿书上的第一专业，或许将像你的那个没有在一起的初恋男友或者女友一样，成为了你心底里的永远怀念的那点“小美好”。确实，我们人生的选择，往往“真相只有一个”：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但英国“毒舌”作家王尔德的话就更加让人扎心了，他说“人生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我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大家选择遗忘，这就如同让大家忘记自己没有在一起的初恋一样不现实。坦白地说，30年前，考古专业也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但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这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最美丽的意外”。

　　诚然，我入学的时候，还是在那个理想主义年代的尾巴梢上，文史哲还是很多人心中“高大上”的专业，我来到北大，身边都是学霸，在他们的刺激下，对考古的那一丝迷惘，很快就被藏在了心底，转而投入到学习中，想努力去搞清楚“考古为何”。而在当时，俞伟超先生的那本《考古学是什么》还没有结集出版，李伯谦先生的《感悟考古》更尚在酝酿之中。我自己与考古的际遇，一如胡适之先生的那句著名吐槽，人家是“恋爱以后才结婚”，而我们是“结婚以后才恋爱”。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告诉大家我个人追寻“考古为何”这一话题的答案。因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有第一流的老师，有系统完善的课程体系，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实验室，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田野考古和文化遗产教学基地，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同学们有足够的时间，用心去体悟“考古为何”，去发现考古的美好。

　　在这个大家与考古正式“在一起”的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更想对同学们说的是，比起探索“考古为何”的具体知识答案而言，最为重要的，我们必须首先关切“考古何为”这一根本性话题，只有真正理解了考古学的属性与使命，才能生发出对考古志业的毕生追求与坚守。

　　回答“考古何为”这一问题，需要我们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来回应“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历史中人，都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提炼出学科的时代命题，并作出自己的回应。回顾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从她诞生之日起，从来都不是枯守书斋的“神州袖手人”。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从顾颉刚的“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到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李济追寻“中国文化的开始”到苏秉琦“六十年圆一梦”，“修国史，写续篇”，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早已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图存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同学们，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伟大的复兴，这决不是简单的“大词”和“口号”，而是我们身处的时代，已经在深刻并持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今年入学的2018级本科同学们将是幸运的一届北大考古学子，你们不仅身处大时代，而且四年之后你们毕业的那一刻，将见证北大考古学科的百年华诞。什么是百年北大考古对当今时代的回应？我们能为中华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贡献何种力量？这是每一个北大考古人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和不容推辞的历史责任。记得两个月前，我在欢送你们学长的毕业典礼致辞中谈到，北大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的愿景是卓越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这当然更多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期盼，我其实更相信，每一个北大考古人，都能够从自身的体悟和践履中，给出更加多姿多彩的百年回响，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大业中理应，也必将有北大考古人在场。

　　回答“考古何为”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当下“古今中西之争”的激烈碰撞中重塑文明源流，重判文明价值。前不久，哲学系的吴飞老师给我发了一篇他的新作，题目叫《古史重建和经义新诠》，在这里我想跟同学们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的一段话，这并非是因为他这篇文章是评论我的新书《鼏宅禹迹》而写的，而是因为吴飞老师在文章里说，“古史重建与经义新诠的共同使命，乃是诠释中国的文明理想”，一语道出了以“经史合流”的路径来重塑中华文明的精神担当。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未必将尧舜禅让当做最高的礼法境界，但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中蕴含着中华文明对国家制度的独特理解；我们未必靠《周易》占卜来看待死生祸福，却可以在阴阳五行的思想体系中体会生生的智慧之源；我们未必将《诗经》中的每一篇都与天子诸侯联系起来，却可以在风雅颂中看到中国思想对待喜怒哀乐的态度。现代学者不大可能以复见三代之治为志业，却可以去辨析三代文明体系中对天地、人伦、家国的思考方式，从而寻求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我为吴飞老师的这段话所深深打动，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同样视作对“考古何为”的回答。考古学是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中国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初心直接秉承了传统史学“著史”的天职。以孔子作《春秋》为代表的著史传统，不是简单的历史叙述，而是“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的“王道之大者”，是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的经天纬地之道。“古史重建”不是对遗迹遗物的客观描述，更不是考古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考古学者利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揭示文明可能性的一种承担方式，是对中国文明源流的解蔽与敞开，是对中华文明时代新义的解读与阐述，更是现代中国学人对传统文明理想的接续与发展。唯有回归到中国传统史学的“著史”传统中去，识大体，陈大义，有关怀，中国考古学才会真正成为有灵魂的学科。

　　回答“考古何为”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告别“考古学的贫困”，建立学科自我完善、自我创新机制。中国考古学近百年来的思想大家、学术大家，无不对中国问题抱有深切的关怀，无不对中华文明怀有深沉的感情。我们专业的创始人、“考古学思想家”苏秉琦先生早已指出，“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所以中国考古学“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苏先生的警示促使我们对当下考古学研究的眼界、视角和方法作更深层次的反思。在当前高度分工的学术体系和机制下，“道术将为天下裂”，是每一个学科都必须面对的现代命运。但中国考古学是独特的，她是近代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问题的完美结合，是“中体西用”的极佳典范，她扎根在五千年深厚文明和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根深、枝繁而叶茂，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宏大学问。中国考古学无穷的话题和旺盛的生命力，要求我们这个学科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创新的姿态，努力走出思想的贫困。就学科的现状而言，在强调“旧学商量加邃密”的同时，尤需警惕滑向“支离事业竟浮沉”的琐碎，我们的学科一旦陷入抱残守缺，自我封闭和自我满足的泥潭，必将导致我们忘却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忘却在“尽精微”之外尚有“致广大”的关怀与追求。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也许我已经给各位新同学唠叨了太多，话题也略显沉重，毕竟你们才刚刚开始可以尽情去享受在燕园的岁月。北大无疑是你们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就像田野考古发掘一样，在这里，一定会有一个属于您自己记忆的“灰坑”，尽管在一点一点探索和发掘过程中，你会有困惑、也有欣喜，有烦闷、也有期待，有心动、也有心痛，有挫败、也有释怀。而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丰富你个体生命的最真切而细微的体验。之所以不怕大家嫌我啰嗦，也只是想代表学院的老师们，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同学们带来一份衷心的祝福：

　　祝你们不负与北大考古的这一段青春际遇！

　　谢谢大家！

　　开学典礼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中庭举办

　　成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时代楷模柴生芳”本硕博学生联合党支部

颁发“培文-汉华”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