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文物报社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信息资料中心和共青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委员会承办的“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讲演会·北大首站”于4月9日晚7点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功能厅举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勤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周必素分别就各自的发掘项目做了精彩的汇报，讲谈嘉宾刘绪、徐天进、齐东方、秦大树和李梅田对两个项目发表了精彩的点评，并就相关问题与现场听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的学术意义

　　1.从年代序列上，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曾国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

　　2.发现的曾国最大的车坑和马坑，对研究春秋早期的曾国强盛的国力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柱洞的首次发现，对研究车马坑的形制而言是个突破。

　　3.此次发现的瑟、建鼓等乐器以及彩漆木雕编钟、编磬簨虡，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遗存。曲尺结构的编钟架与编磬组合成的“轩悬” 规制，勾画出从郭家庙、擂鼓墩这一曾国诸侯乐悬制度纵向发展序列。

　　4.鎏金实物的发现，以及采用冲孔工艺、模制锻压等工艺制作实物的发现，为中国古代冶金史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5.厘清了郭家庙墓地与其东南约1～2公里的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的关系，为研究曾国疆域及都城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调查发现，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含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应是郭家庙墓地时代的居住生活区。符合墓葬一般分布在城址的北面、西面的布局规律。提示我们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很可能是两周之际的曾国都城。

　　贵州遵义新浦播州杨氏土司墓的学术意义

　　1.是目前唯一全面揭露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园格局清晰、墓葬类型多样、墓主身份明确、年代跨度大、出土遗物完整丰富，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世系传承和文化交流的认知，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墓内墓外相结合，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揭露出杨氏土司墓地的墓园格局。从三座墓葬及其杨价墓、杨烈墓墓垣的相互关系，使我们完整认识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成为可能。

　　（2）确认了14世土司杨价墓、21世土司杨铿墓，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3）杨价夫妇合葬墓，是目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唯一的土坑木椁墓，区别于以往土坑石椁墓，丰富了播州杨氏墓葬类型；而且该墓也是业已发掘的唯一未经盗扰的杨氏墓葬，目前已在头箱和棺椁间出土精美金银器80余件，是深入认识南宋时期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2.杨价、杨烈墓墓垣的揭露，其用材、工艺和出土遗物与海龙囤一、二期城及养马城的一致性，为两处城址年代的推定提供了重要参照，使播州杨氏土司的城址与墓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互为补充，使多维而全息地探知播州社会与历史成为可能。

　　3.新蒲杨氏土司墓地是土司制度文明的实物遗存，反映了播州土司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对中原“主导文化”的认同，是我国土司考古继永顺老司城、遵义海龙囤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推进了对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为正在进行的土司遗址申遗提供了科学支撑。

　　考古，何以不精彩？

　　考古发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考古研究是摸爬细梳故纸堆？听过嘉宾们的讲谈，让我们感叹，考古，何以不精彩？！

　　时代序列：到目前为止，在两周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中，曾国的年代序列是最为全面和清晰的，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中间少有缺环。研究周代考古，曾国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地域交流：播州杨氏土司墓的葬式不仅体现了成都平原与周边山区的关联，也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中原北方地区墓葬葬式对其产生的影响。土司墓出土的金银器，不只反映“土豪”的生活状态，也可以看到当时土司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领域拓展：土司遗址多存在于偏远的边疆地区，遗存丰富，尤其是地面遗迹非常多。但由于交通不便，工作环境较差，多不被人发现和认识。近年，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以及申遗工作的推进，考古学者开始进入土司遗存的研究中来。在历史学和民族学者倡导“土司学”之后，考古学者也可以开展“土司考古”，丰富考古学的研究方向。

　　观念互现：对于土司遗址的研究，涉及到边缘与核心的问题。土司寻求文化认同感，有强烈的依附于中原正统文化的观念。但从中原正统文化来看，对土司的定位，则或多或少带有“安抚”、“招讨”甚至歧视的色彩。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当时人所持有的不同观念。

　　理念进步：两个考古发掘项目均是墓葬，但是发掘者并没有把墓葬孤立起来，曾国墓地注意到了其与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的关系；土司墓则注意到了其与海龙囤遗址、养马城遗址以及钓鱼城遗址的关系。从挖墓葬，到挖墓地，再到挖聚落；从单一视角，再到将遗址放回到当时的大环境里去认识，这是我们考古发掘和研究理念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