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边缘是国内外地学、生命和文化的热点地区。川西稻城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将有力推动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2020年11月下旬起，四川省文物考古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副教授为考古发掘领队，组建了多学科研究团队，于2021年4月开始正式发掘，取得重大学术成果。

工作缘起

旧大陆东侧的手斧遗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传教士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手斧，但具体位置已不可考。近年来，国内诸多科研机构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人类迁居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成为目前史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有鉴于此，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校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在川西高原组织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24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采集包括手斧在内的石制品百余件，充分显示了在这一区域开展系统工作的潜力。

工作经过

2020年5月12日，考古队发现皮洛遗址。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后，东距稻城县城约2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29°02′28″，东经100°16′43″，海拔3750米，地貌部位属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500米，整体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初步调查勘探显示，遗址地层堆积保存状况良好，并发现有原地埋藏的手斧。经专家现场考察，遗址的研究潜力获得了一致认可，因此在11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建了多学科研究团队，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21年度的主动发掘工作并获批，于2021年4月开始正式发掘。

2021年4月末开始，考古队在遗址B区前缘和D区前、后缘布设5×5㎡探方共8个，总发掘面积200㎡。发掘采取水平层和文化层相结合的方式，探方内以1×1㎡小探方为基础的记录和收集单位，同时尽可能多地采集光释光测年、古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浮选土样等样品。经过5个多月的田野发掘，考古队揭露了7个连续的文化层，发现多个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获得石制品6000余件，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为后续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发掘之外，考虑到在晚近人类活动较少的剥蚀地貌区，地表采集遗物能够保存原始位置信息和人类活动分布情况，考古队建立了完整的地表采集系统，在遗址近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采集典型标本3000余件，并详细记录了遗物发现时的初始状态和地理坐标等信息，用以重建古人类的栖居形态。

2021年9月12日，四川省文物局再次组织专家学者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察和研讨。会议对皮洛遗址的主要发现及学术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遗址入选9月27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汇报项目。目前进一步的整理研究仍在进行当中。

皮洛遗址位置图

皮洛遗址

主要收获

皮洛遗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难得一见的超大型旧石器遗址，200平方米的科学发掘与近100万平方米系统调查共同揭示出这一地区古人类复杂的栖居形态，是川西高原旧石器文化时空变化的缩影。

皮洛遗址在剥蚀严重的青藏高原地区发现了难得的连续的地层剖面，初步测年研究显示，上部地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7个连续的文化层清晰展现了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的年代框架与古环境背景。

皮洛遗址地层发掘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依据技术和形态特征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文化期，完整地展示了“砾石石器-手斧-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构成了罕见的旧石器文化三叠层。

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遗存，也是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的阿舍利技术体系。

皮洛遗址地层

皮洛遗址石制品

学术意义

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遗址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研究树立了参照和标尺。

遗址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串联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发掘队员合影

左三：王幼平教授 左四：何嘉宁副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冯玥在发掘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