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上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海副教授主持，高星、赵辉、曹大志三位学者进行报告。

高星是北京大学1981级校友，是国际知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他以“类型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中的作用与转型”为题，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运用展开了讨论。高星指出，旧石器时代考古类型学发端于法国，由博尔德奠定基础框架，其后多位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和时段的材料提出有所区别的类型学方案。它是对石制品等文化遗存进行分类、整理、描述和类型成因与相关性分析的领域，是考古研究的起点，是建立文化演变序列和确定文化传统的基础。但随着类型学中的主观色彩和标准混乱弊端的被质疑和批评，以及考古研究重心和范式的转移，其重要性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已大大降低，在学术问题研究和重要成果产出中越来越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对遗址与材料整理、描述的工具体系。中国旧石器考古类型学融合了西方学术体系的一些元素并进行了本土化实践，在不断的批评声中发展出一定的区域特色。我们须明了类型学的性质、原则、作用和局限，超越“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两大法宝”的认知，对传统类型学的一些元素加以扬弃，不断发展完善。在操作链理念指导下和数字技术支撑下，以技术解读、特征分析为目标与导向的技术类型学研究，应是解决目前旧石器考古类型学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的思路和方向。

高星作报告

赵辉是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曾担任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其以“中国考古学新阶段的田野考古体系建设”为题，对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工作理念与实践发展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赵辉指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通过考古学的物质资料复原、重建古代社会的愿景和初心。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均进行了重建古代社会的探索。这些遗址的发掘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界对于史前社会形态的大讨论，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研究，如张忠培先生对元君庙墓地的分析、严文明先生对姜寨聚落的整体研究（后来扩展到仰韶文化聚落的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的研究）、李仰松先生从民族考古角度对古代社会形态展开的讨论等等。但在当时，中国考古学还处于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古代社会的研究还不是考古学界最关心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开始从整体上向复原古代社会的方向转型。在这一趋势中，北京大学考古师生起到了先行者的角色，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从长岛北庄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北京大学进入了聚落考古探讨的新时期，开展了一批有代表性、有影响的重大课题，探索了聚落考古的田野工作方法。之所以把聚落考古作为复原古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聚落的形态、聚落内不同遗迹的分布、结构等，是古代社会形态的首先体现。此外，古代社会的活动资料也是在聚落中保存下来的。因此，有必要把聚落考古作为新时期田野考古的主要方面。经过在长岛北庄、天门石家河、南阳八里岗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北京大学相继总结出“活动面”等关键概念，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完整技术体系，最终重新修订形成了新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此后，北大考古继续完善新的田野工作体系，比如形成了整个田野考古工作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数据库。

回顾历史，北大考古从田野考古的角度，为推进考古学转型，推进各地考古质量的提升，推进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40多年的努力具有重要有意义。而未来的探索还将继续。

赵辉作报告

曹大志长期参与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他以“周原考古的进展与学术意义”为题，回顾了北大在周原工作的历程，介绍了周原考古的进展和新认识。

北京大学在周原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始于1976年。在俞伟超、严文明先生的率领下，北大考古专业师生和相关单位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发掘了学术史上著名的凤雏、召陈两处大型建筑遗址。当年的工作取得了重大发现，培训了一大批专业人员，影响非常深远。1999年以来，北大考古系商周组与兄弟单位合作，在周原遗址开展了长期工作。建立了先周至西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发掘了云塘-齐镇、凤雏大型夯土建筑和李家铸铜作坊，进行了周原聚落结构调查，使周原考古取得了长足进展。

曹大志作报告

周原考古一开始就带着两个主要的学术问题。其一是确认先周国家的中心，周原究竟是不是文献记载的周人发祥之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找先周时期的高等级遗存。第二个问题是西周时期周原遗址的性质，由于传世文献对西周时期的周原记载不清晰，我们并不知道周原在西周历史上的地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考古学上搞清楚周原遗址的结构、布局、内涵。

2020—2021年，周原考古队在王家嘴揭露先周和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各一处。通过调查、铲刮断面、钻探、试掘、大面积揭露等手段，确认了周原西周城址，发掘城门一座。王家嘴一号建筑是迄今所见年代明确的先周时期最大规模建筑，钻探发现王家嘴区域还有大面积夯土，这为确证先周国家中心的位置提供了证据。西周城址由小城、大城组成，形状方正、规划明显，改变了以往“散居聚落”的认识，为解决周原遗址的性质和西周王朝的都城问题奠定了基础。

张海主持上半场学术报告会

报告会下半场由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长聘副教授主持，秦大树、彭明浩两位学者进行报告。

秦大树长期从事陶瓷考古工作，在构建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的陶瓷考古学科方法与体系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以“田野实践引导下的陶瓷考古学科发展”为题，对陶瓷考古学科的开创、实践与发展进行了介绍与总结。陶瓷考古学科的开创与北大历史时期考古的发展关系密切。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开设宋辽金元考古课的高校。当北大开始把宋元时期考古纳入教学体系时，宿白先生就在考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应该为研究生创造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机会，基于学校以教学为主的特点，宿先生认为，在城址、墓葬、手工业三大主体内容中，学校比较适合于开展宋元时期手工业考古的研究与实践。宿白先生认为，做为手工业主要组成部分的“矿、窑、作坊登上考古舞台，在宋元时期可以初步系统化”，是值得大力开展的研究方向。基于此，北京大学于1987年在河北磁县观台窑址开展了第一次窑址考古发掘。北京大学的陶瓷考古学科方向，就是在田野考古的教学实践中产生的。

多年来，北大的陶瓷考古团队一直坚持对古代窑址的考古发掘，北京大学是全国主持、参与对古代窑址考古发掘最多的学术机构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坚持将古陶瓷作为一种手工业纳入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体系，践行田野发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实现知行合一的双赢互补，不断推进古制瓷手工业本身的研究；同时在窑址田野实践中，注意从理论和方法对陶瓷考古学科进行探讨和建设，形成了一整套窑址考古的方法与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不断拓宽陶瓷考古学科的研究视野和内涵，从工艺技术史、政治史、经济贸易史等多学科视角展开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秦大树作报告

彭明浩是近年来石窟寺考古的新锐力量，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多有创新。他以“考古层位学与石窟寺研究”为题，对石窟寺考古的田野实践方法进行了讨论。彭明浩指出，考古层位学适用于地下遗迹，而石窟寺主要存在于地上，且洞窟形成基于岩体掘凿和造像雕凿的减法逻辑，与层位形成基于地层层累叠加的加法逻辑也不同，因此石窟中较少用到层位学方法。但如果结合石窟的营造特征，并做适应性调整，层位学在石窟寺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报告将以云冈石窟为例，说明石窟中存在层位，其在单个洞窟和整体窟群两方面都有表现，只是石窟中的层位并非地层般的实体，而是减法形成的空间的层位。在层位中，各遗迹单位间也存在层位关系，有考古层位学中所常见的组合、叠压、打破关系，也有石窟寺自身特点的避让和依附关系。石窟寺的层位源于其形成过程，其中有自然阶地的作用，更多的是开窟活动的阶段性营造行为的影响，通过考古层位学，可整合洞窟各遗迹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引导我们对石窟形成过程进行考察。40年前，宿白先生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即系统地提出了洞窟间异时的打破关系和共时的组合关系，用以石窟分期，并特别强调了这种方法，这在他开创的石窟寺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

彭明浩作报告

张剑葳主持下半场学术报告会

此次学术报告会是北大考古百年院庆活动之一。5位专家在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分享包含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对相关方向发展的深度思考，受到了与会专家、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热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