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日12时，王恺老师在考古文博学院红五楼5211室为我们带来了鸣鹤讲堂第七讲——《木里找木——太原东山木椁墓M6实验室考古》。

　　王恺老师首先介绍了太原东山古墓M6的发现、发掘经过：2013年，太原市考古工作者于太原东山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墓群，通过勘探推测其主墓M1、M2可能属于西汉代王及其王后。M6位于主墓周围夯土墙之外、司马道附近，与主墓年代相近，可能是一座祔葬墓。2017年，为配合基建，当地考古工作者开始勘探、发掘M6。发掘表明，M6为东西向单墓道木椁墓，墓道向西，埋深8米左右，椁室呈东高西低态势；墓道内出土铜灯、半两钱，铜器保存状况良好。椁盖板下发现漆皮，其上附着朱砂，漆皮下木质尚存，考古工作者怀疑可能有彩绘漆棺。为了延缓有机质文物出土之后的劣化过程，便对整个棺椁结构套箱提取至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和文物应急保护处理。2018年暑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受邀参与了M6的实验室考古工作。

　　由于M6随葬品丰富，氧气、水分供应充足，埋藏初期，微生物大量繁殖，墓葬内部形成较强酸性环境，木质文物均严重糟朽，椁室垮塌后又被压溃，保存状况不容乐观。如何在木材残渣中辨识文物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难题。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木里找木”，本次实验室考古过程中，在发掘现场用木材显微分析的方法实时判断木材材质和保存状况，进而指导现场的发掘清理工作。通过发掘清理、分析鉴定、应急保护几个步骤的有机结合，考古工作者成功辨识并提取出琴瑟等四件乐器组合、简牍等珍贵的木质文物。

　　在介绍M6实验室考古过程的同时，王恺老师结合其他地区的多个实验室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实例，指出实验室考古是考古学日趋科学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考古学遗存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宏观的器物，器物的内容物、附属物，环境标志物等都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考古学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还原古代生活及社会，以及推测遗物乃至遗址的埋藏学背景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的考古学将会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摆脱“买椟还珠”的历史局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体系，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而传统考古学对于这些内容物、附属物的忽视，王恺老师认为是由于客观上此类客体多为有机物，在遗存中降解严重，肉眼无法辨识，发掘者难以形成直观完整的认知。虽然科技考古（或“新考古学”）可以在实验室技术层面，从微观乃至分子角度提供诸多有效的分析和认知方法，但在发掘者无法辨认遗物属性的情形下，再先进的方法也将失效。以M6的发掘为例，对于保存不佳、椁室塌陷的木椁墓，其中木质文物普遍严重糟朽、挤压、变形粘连。木质文物之间、文物与椁室结构材料之间的区别和界线难以通过肉眼分辨，准确界定每件木质文物残迹，并对其进行完整的揭露记录是对发掘方法的巨大挑战。此外，由于有机质遗存普遍易于降解、污染，出土后分析检测的及时性对于获取尽可能多的原始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验室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出土物的实时分析，将结果实时反馈发掘现场，在科学分析的指导下进行考古发掘清理、文物辨认揭露、样品提取等，形成更为先进的控制环路，将会是考古学技术方法发展的前沿。

　　最后，王恺老师比较了传统的科技考古研究模式以及此次运用于太原东山M6的新型实验室考古工作模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在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实时分析的作用可类比于手术中的快速病理切片，其结果决定了手术范围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方案。考古现场的实时分析结果可以随时指导后续发掘和保护工作。而传统的科技考古研究模式多为现场取样—带回实验室分析。离线的分析结果不能及时进入到考古发掘的反馈控制环路中，获取的信息对发掘的作用较为受限。

　　撰稿：陈 婷

　　审校：王 恺

　　摄影：李睿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