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2日晚，德斋系列讲座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本次讲座题为“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Paleolithic of Kazakhstan”，纽约大学Radu Iovita副教授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研究员主持讲座。本次讲座系统呈现了其团队在哈萨克斯坦十余年的田野工作成果，围绕古人类扩散、环境适应与聚居模式演变等核心问题，结合考古发掘、古环境分析与计算机模拟，重构了中亚腹地晚更新世人类演化的时空框架。
Radu Iovita主讲
讲座现场
一、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中亚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与现代人生存疆域重叠、发生基因交流的核心区域，也是解析欧亚大陆古人类互动与扩散的关键枢纽。该区域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且层位完整的旧石器遗址稀少，田野工作开展难度大；受考古材料匮乏制约，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进展缓慢。
针对上述研究困境，Iovita副教授提出了贯穿整场讲座的研究问题：广阔地域的古人类群体如何实现相遇与互动？我们能否从考古材料中识别出不同人群相遇的蛛丝马迹？地貌格局是否限定了古人类的扩散路径？若地貌存在影响，气候变化又会起到何种作用？地质与气候条件如何造成考古遗址埋藏偏差以及对材料的解读？
不同人群的活动区域在中亚重叠
二、区域背景：地理气候框架与早期研究基础
（一）地理与气候驱动机制
中亚地区可居住环境受山脉、荒漠与内陆水系的严格限制。区域气候为西风带、西伯利亚高压与亚洲季风三大系统共同驱动：暖期气候带北移，适宜生存的范围扩张；冰期西伯利亚高压向南推进，人类生存空间被压缩至阿尔泰山、天山西部等河谷与山麓地带。
过往研究曾指出，天山山脉的冰川进退与全球气候阶段为“解耦”关系，即天山地区冰川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是降水，阿尔泰地区则以温度为主要变化驱动，二者的环境演化节奏并不完全同步，这也直接导致了区域内人类适应模式的空间差异。
（二）2013年之前工作情况
在2013年以前，哈萨克斯坦境内仅发现2处层位清晰的旷野遗址、1处洞穴遗址，其余均为地表采集地点，无法提供年代背景及埋藏信息。同时，区域内山麓地带黄土与冲洪积堆积厚度极大，遗址埋藏深、发掘难度远高于中国北方同类遗址，因此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年代框架长期存在大量空白。
此后的三年，部分学者开展了一些田野工作，并据此得出了哈萨克斯坦区域内“洞穴遗址更易保存年代更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极端气候事件，例如全球末次冰盛期，可能迫使人类离开该区域”的解释。同时，该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阿尔泰、中亚等不同技术传统，旧石器时代晚期则呈现出更多样的石叶技术面貌，但整体文化谱系与演化脉络仍不清晰。
（三）PALAEOSILKROAD项目：田野调查方法与遗址发现
为填补研究空白，Iovita副教授团队于2017-2022年开始推进“PALAEOSILKROAD”项目，项目核心目标包括：调查并发掘新的旧石器遗址、解析气候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建立遗址预测与发现方法、厘清考古记录的结构偏差。
针对哈萨克斯坦地域广阔、传统调查效率低的问题，团队采用数字高程模型（DEM），结合地貌、水文、岩性数据构建遗址预测模型，优先针对洞穴、岩厦与旷野水源地两类高潜力遗址开展靶向调查。项目累计野外行程超过4万公里，覆盖哈萨克斯坦南部及东部主要山地区域。
项目新发现95处洞穴与岩厦遗址，其中28处保留有原生堆积，12处含全新世遗存，另有部分遗址仍待检验。此外，还新发现大量旷野遗址与地表散落遗存，极大丰富了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址数据库，将哈萨克斯坦的旧石器遗址数量提升了数倍。
“PALAEOSILKROAD”项目调查所获遗址数据
三、哈萨克斯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与技术特征
本次讲座重点介绍了两处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初步建立了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与技术框架。
（一）Tuttybulaq遗址
该遗址为项目调查新发现的洞穴遗址。目前测年结果存在差异：光释光（OSL）测年显示地层年代约为9.8±0.9万年，碳十四测年约4.6万年，遗址年代仍需进一步工作。
石制品组合涵盖8种不同原料，几乎每件石制品均存在加工行为，显示出极强的工具生产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石制品上发现沥青痕迹，相关技术特征与叙利亚、法国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可能存在关联，为古人类远距离技术影响提供了重要线索。
Tuttybulaq遗址（右）及石制品上的沥青残留（左）
（二）Bukhtarma洞穴
该遗址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发掘，后因修建水库被淹没，原出土石制品已遗失。2020年对遗址出土的带切割痕的动物骨骼进行测年，确认年代为距今4.2-4.95万年。从留存的记录来看，该遗址石制品技术特征更接近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传统。
Bukhtarma 洞穴石制品组合
目前哈萨克斯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包含小型石制品组合，以加工成型的工具为主；技术面貌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Bukhtarma遗址与阿尔泰传统相近，南部Tuttybulaq遗址则与乌兹别克斯坦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四、旧石器时代晚期聚居模式与环境适应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哈萨克斯坦区域人类活动显著强化的阶段，也是人群聚居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中末次冰盛期的人类适应策略是研究的核心。
哈萨克斯坦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情况
（一）年代与技术序列
目前哈萨克斯坦区域已确认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年代集中在距今4-2.5万年之间，主要分布于黄土堆积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存少见。技术特征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以石叶、端刮器、雕刻器为典型组合，同时也存在小石叶技术；晚段的石制品组合则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不同区域技术分化明显。
（二）末次冰盛期的聚居模式重构
末次冰盛期人类的适应策略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认识。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末次冰盛期气候极端恶劣，人类完全撤离哈萨克斯坦区域，仅在更温暖的南部避难所生存。但Maibulaq等遗址的发掘材料与测年结果显示，末次冰盛期哈萨克斯坦地区存在人类活动，且人类多占据低海拔的河谷地带；而在气候温暖适宜期，人类则转向高海拔山地牧场利用资源。这一发现颠覆了此前简单的“冰期退缩、暖期扩张”模式，提出“环境恶劣时期占据低地、适宜时期利用高地”的全新古人类生存模型。
（三）典型遗址
Maibulaq遗址为一处旷野遗址，年代为距今4-2.7万年，在气候条件最严苛的阶段该遗址仍存在人类活动，同时遗址地层中发现多处火塘。多学科分析显示，末次冰盛期该区域为草原-苔原环境，虽无树木但水源稳定，成为人类生存的局部避难所。
Aqtogai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年代覆盖末次冰盛期，遗址中的木炭测年结果为距今约2.2万年。古环境分析显示，遗址周边持续存在水体，植被以草原成分占优，水生动物遗存丰富，证实了冰期局部绿洲的存在。
Aqtogai遗址的动物种属及遗址动物骨骼
2019年野外调查阶段，团队在Tikenekti采集到大量石制品，由此发现Tikenekti 2地点。2022年开展试掘，确认该地点保存原生黄土文化层。Tikenekti遗址包含多处洞穴与旷野地点，年代从距今1.9万年至全新世，出土有修理石叶、细石核、端刮器等遗存，为冰后期人类的重新扩张提供了关键证据。
Tikenekti 2遗址出土石制品
五、未来工作
报告最后，Iovita副教授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与未来的突破方向。哈萨克斯坦草原分布着大量无法测年的地表采集点，长期以来难以纳入年代序列。且受地质作用影响，部分山麓地带沉积层厚度可达百米以上，深层的早期文化层发掘难度大，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该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探索。目前确认的4万年以后的石制品多属天山系石叶工业，其与中国北方细石叶技术的源流关系、与阿尔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互动脉络仍不清晰。
未来的研究计划结合多学科技术方法综合开展。在测年技术方面，通过岩石表面释光测年（RSeD）技术尝试对地表石制品直接测年，填补地表遗存的年代空白。开发无预设方向的智能迁徙模型，进一步加入环境变量，测试古人类跨区域迁徙的可能路线与动力机制。
讲座最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冯玥研究员主持讨论。现场师生与Iovita副教授围绕识别不同古人类文化交流、地貌气候对迁徙路径的约束、末次冰盛期人群活动、洞穴埋藏偏差及遗址发现的地质条件限制等问题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