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专题系列讲座第1讲暨“德斋讲堂”第46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Steven Kuhn教授应邀作题为“模式2技术何以特殊(What’s so special about Mode 2)”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主持。

Kuhn教授主讲
讲座伊始,Kuhn重新审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关于模式二(Mode 2)的两种传统认识:其一,以阿舍利(Acheulean)为代表的模式二技术表现出极为显著的长期稳定性,在超过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重要变化;其二,手斧(Handaxe)与薄刃斧(Cleaver)的出现标志着古人类在石器制造技术的复杂程度、工具的功能和人类本身的认知能力等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上述认识长期影响着考古学界对阿舍利技术的理解。然而,所谓“长期稳定”究竟指什么,学界并未形成一致认识。据此,Kuhn提出贯穿整场讲座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在模式二技术漫长的历史中,究竟哪些方面保持了稳定,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二,如果某些技术特征确实长期延续,我们又应当通过何种机制解释这种连续性?
1. 模式二技术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对于问题一,Kuhn概括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分别聚焦器物形态、技术组合、文化阶段。第一种观点认为长期稳定指的是手斧形态的长期稳定性,人类遗传因素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二种观点指阿舍利是一种能够稳定延续约125万年的技术组合,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研究古人类的社会学习和技术传递机制;第三种观点认为阿舍利可被视为延续超过175万年的漫长文化阶段。Kuhn分别对这三种观点进行了辨析。
1.1 形态的变与不变
Kuhn指出,手斧的基本形态并不像传统认识中那样稳定,而是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变化和区域性多样性。埃塞俄比亚Konso遗址约160万至85万年前的材料显示,手斧逐渐呈现更充分的双面修理与更高的对称性。但这一趋势并非贯穿阿舍利历史的全部阶段,约100万年前后,随着阿舍利技术在更广泛区域内出现,手斧的演变轨迹逐渐表现出区域分化,而不再是一条从粗糙到精细、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单向发展过程。比如,黎凡特地区中期阿舍利手斧的对称性和加工精度有所提高,但晚期并未持续提升。此外,外形类似的手斧,其持握使用部位与具体用途亦可能不同。尽管上述材料显示手斧具有远超传统认识的形态变化,但Kuhn指出跨越时空的手斧之间仍有保持不变的特征。他引入生物学中“躯体架构”(Bauplan或body plan)概念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生物学家使用这一概念描述不同生物体之间共享的基本身体组织结构,例如不同四足动物虽然差异巨大,却具有由头部、躯干、四肢等部分构成的相似身体结构。同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手斧虽然在大小、厚度、对称性及使用部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却共享了某些基本形态组成部分:相对尖锐的端部、经过修理的侧缘,以及可能适于握持的钝厚部位。由此,Kuhn对手斧不变的部分提出了更为审慎的解释:手斧形态的细节在时间和空间上并非完全一致,其“躯体架构”的反复出现才是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手斧两面器的“躯体架构”(bauplan)
原图引自Scerri et al. 2021.
1.2 技术组合的内部变化
在讨论手斧形态之后,Kuhn将观察视角由单件器物扩展至石器组合,进而讨论阿舍利是否能够被视为长期稳定的技术组合。以往研究过分关注手斧,忽略了共存器物与其他石器生产技术。部分非洲和欧洲阿舍利组合中存在手斧形态的骨器。石球在某些阿舍利组合中较为常见,但也有些组合缺失此类型,且石球并非阿舍利组合所独有。即使被视为模式二标志性器物的薄刃斧,也主要分布于非洲、黎凡特、南亚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部分地区,相关材料多集中在约100万至40万年前,并非始终与手斧共存。因此,不能将特定 共出器物视为在阿舍利组合中稳定存在的标志。同时,组合内石片毛坯生产技术也存在差异。摩洛哥Thomas Quarry遗址约100万至80万年前已利用两极打击技术系统生产小型石片;肯尼亚Kapthurin地层约50万年前出现系统性的勒瓦娄哇式的石片生产;南非Kathu Pan和黎凡特Qesem Cave的大型两面器可以与具有不同技术组织方式的石片、石叶生产体系共同存在。
此外,手斧制作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早期通常采用硬锤对砾石或大型石片进行边缘修形,后来部分地区发展出真正的双面减薄、软锤修理和复杂的预制石核技术。其中,获得大石片既可以采用较简单的剥片方法,也可以通过复杂的预制石核技术实现,而预制技术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限制,“先生产大型石片、再加工两面器”的生产方式也并未遍及所有阿舍利分布区。
针对手斧在使用过程中所经历的修理和再加工这一问题,Kuhn指出,手斧并非制作完成后便始终保持原貌,而可能在使用过程中经历反复修理,不同地区的制作者发展出了多种延长工具使用寿命的方法。例如,有些手斧可以通过在端部实施特定方向的剥片,使工作刃缘变得锋利;另一些则可能随着反复修理逐渐缩小,最终转变为其他工具。手斧的形态不仅是初始制作技术的产物,也受到持续使用、维护与再加工过程的影响。不同地区对同类器物所采取的维护策略并不一致,进一步反映出阿舍利技术体系内部的多样性。因此,手斧“躯体架构”的连续性,并不能等同于整套技术组合的稳定延续,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存在一套百万年不变的技术体系。

为延长手斧使用周期而再修理的技术存在差异(Claud,2012)
1.3 并非普适的文化阶段
Kuhn进一步反思将阿舍利视作一个文化阶段的合理性。从全球分布看,模式二技术并非连续覆盖所有地区,其年代序列和发展过程也并不一致。例如,西欧广泛存在阿舍利遗存,但中欧及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地区缺乏相应证据;东亚相关遗存的性质与归属仍存在争论。欧洲许多地区也不存在与非洲相对应的早、中、晚期阿舍利连续序列。因此,模式二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古人类必然经历的技术发展阶段。

阿舍利遗存的分布(Key, 2023)
对于将手斧形态直接等同于认知复杂性的传统认知,Kuhn也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指出,这些研究尤为重视两面器的对称性,然而,手斧外部形态及对称性本身,并不足以直接证明制作者具有某种特定程度的复杂认知能力。一方面,人类对对称形态的偏好可能具有较为普遍的生物学基础,不能仅因一件器物具有对称外形,就将其解释为复杂规划或高级认知能力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手斧对称性的变化也不具有单一的时间方向,有些地区的对称性在某一时期提高,随后又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如果简单地将对称程度与认知能力相联系,便可能错误地推导出古人类认知能力随手斧形态变化而不断进步或退步的结论。相比之下,Kuhn认为,某些具体的制造技术可能具有更明确的认知意义。例如,复杂的预制石核技术则可能涉及对毛坯形态的预先设想,以及为了获得预期石片而实施的多步骤准备工作可能反映出更强的操作规划能力与执行控制能力。他进一步强调,这些具有潜在认知意义的技术并非模式二所独有。因此,中、晚期阿舍利技术的某些创新确实可能反映了新的认知能力,但单凭手斧的存在,不能做出这一推论。
总之,Kuhn对阿舍利长期连续性的三种假说都提出了反思:阿舍利既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套上百万年内基本不变的技术组合,也不宜被理解为石器技术演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阶段。真正表现出长期连续性的,只是手斧形态中的“躯体架构”特征。这一认识提醒考古学者应关注不同区域阿舍利各自的技术发展历史,而不是预设它们都遵循同一套技术演化模式。
2. 如何理解手斧(及其“躯体架构”)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间的连续性?
在对上文三种观点进行反思后,Kuhn认为,阿舍利手斧真正延续的是其“躯体架构”。他借鉴演化发育生物学的研究思路,指出动物躯体架构的延续与发育过程中的规则和约束密切相关。例如,Hox基因参与调控动物身体不同部分的发育,使基本身体结构得以保存,同时又允许具体形态发生变化。这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手斧究竟通过何种机制获得稳定并持续再生产?
2.1 技术发展的约束
Kuhn首先讨论功能对器物形态的限制。如果制作者需要一件具有一定重量、尖端、锋利刃缘和适宜握持部位的工具,那么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结构方案可能并不是无限多的。Kilpatrick(2021)通过分析手斧质心位置发现,质心的变异程度小于其他形态属性,且相对独立于对称性。这意味着某些看似显著的外形差异,可能并不影响工具的关键功能属性。其次,石料的断裂力学限制了可行的加工方式。Kuhn以日本、德国和美国得克萨斯州不同时期出现的两面器为例,提出两面加工可能是石器生产中的一种“吸引域”(basin of attraction),即不同人群在相似物理约束下反复趋向的有效技术方案。与此同时,器物在使用、修理和反复加工过程中逐渐缩小,其最终形态也受到自身“生命史”的影响。Kuhn建议今后研究可通过AI控制下的模拟实验,进一步检验哪些加工参数能够产生预期结果,以及成功剥片的物理边界。
2.2 学习框架的影响
文化学习能否维持手斧“躯体架构”如此长久的连续性,是Kuhn讨论的另一重点。Corbey等(2016)依据现代复制实验指出,单次模仿通常产生约3%~5%的误差,而误差会在连续传递中累积,因此单纯依靠文化学习难以解释手斧的长期相似性。Kuhn则质疑这一模型的现实适用性:实际学习并非只有一次模仿机会,学习者可以反复观察、实践并纠正错误。此外,既有模型常常忽视“环境继承”(environmental inheritance)。例如,肯尼亚Olorgesailie遗址地表存在大量手斧,这些遗弃器物可能长期充当后续制作者能够观察和模仿的技术范例。因此,文化传递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能通过环境中保存的物质遗存实现。不同地区的沉积速率与地表器物的可见度,为检验这一假说提供了解释途径。
2.3 生物性的偏好
人类普遍存在的视觉对称偏好可能也对手斧基本形态的稳定性存在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欣赏对称的人脸和图案;相关实验同样发现,人们对对称的手斧具有一定偏好。Kuhn指出,对称性不一定完全源于复杂认知或明确的文化规范,也可能反映具有较长演化历史的生物学倾向。当然,手斧并非始终高度对称,对称偏好也不足以单独解释全部形态变化。
在讲座最后,Kuhn提出阿舍利技术研究中仍然存在的若干核心问题,并寄希望青年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考古分类与收集保存偏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器物形态变化的认识?为什么制作技术的变化幅度能够显著大于器物基本形态的变化?文化学习是否能够在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中维持技术连续性,以及功能、断裂力学、学习机制与对称偏好是否能够共同解释某种器物构型的长期存在?他强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阿舍利研究,而是直接关系到考古学家如何从物质遗存中认识古人类行为、技术创新和文化演化。
在讲座问答环节,在场老师和同学就石球形态的稳定性、利用AI准确复原人类学习过程的设想、如何看待中国距今约20-15万年的旧石器遗址中见到的似手斧石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现场交流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