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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Steven Kuhn: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专题系列讲座第3讲 旧石器时代中期与非洲石器时代中期的宏观演化变迁

2026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专题系列讲座第3讲暨“德斋讲堂”第48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Steven Kuhn教授,应邀作题为“停滞还是稳定?创新还是无序?——旧石器时代中期与非洲石器时代中期的宏观演化变迁(Stagnation or stability? Innovation or chaos? Macro-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Middle Paleolithic and MSA)”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主持。

本次讲座以非洲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Stone Age, MSA)和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 MP)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南非、非洲西北部、欧洲西南部和黎凡特四个地区的考古材料,反思以考古学文化的变化速率衡量古人类创新能力的传统认识,并提出文化更替可能与环境稳定性有关的解释假说。

讲座现场

一、“文化进步”的传统叙事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演化史上的文化变化呈现出持续加速的趋势。早期人类变化极为缓慢的特征被视为停滞的表现,并被认为证明了其创新能力的根本性缺失;而智人出现后,文化变化速度加快,则被视为某种智人特有的本质性创造力出现的标志。这一观点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其主要依据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在物质文化和象征行为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创新,研究者据此将这一时期快速的文化变化与人类心智能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而将欧洲的文化演化序列视为人类演化的普遍模式。美国史前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曾于20世纪40至50年代在东南亚开展研究。他原本预期东亚、东南亚的考古材料会呈现出与欧洲相似的文化演化序列,但实际发现并不符合这一预期,于是便认为东亚是一个“文化发展迟滞的地区”。

传统上,文化变化被近似等同于物质文化形式的出现与传播,以及新的考古学文化(即物质文化特征的组合)的出现,即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文化选择性更替。但这种方法受到考古材料分类标准的影响,分析尺度也较为粗略。不过,对大尺度的文化演化比较而言,这仍是目前的主要研究途径。以西欧旧石器时代为例,早期的文化传统往往延续了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中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持续数万年,而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则往往仅持续数千年。这似乎表明考古学文化更替速度不断加快。然而,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标准和分类尺度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这些更替速率未必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人类创新能力的进步。

过去约30年间,随着非洲和亚洲早期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以及人类生物演化和遗传学研究的进展,学界对现代人及其文化起源的认识有了巨大改观。尽管许多研究者声称已经抛弃了关于现代人起源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但在文化演化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仍然存在。研究者往往将考古学文化的长期延续视为文化停滞或缺乏创新能力的表现,而非文化的连续性;相反,快速的文化更替则被视为创新、创造力和现代性的标志,尤其是在有关智人的讨论中。这种将文化连续性赋予负面意义、将文化更替等同于创新的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人类文化演化的理解。然而, Kuhn认为考古学文化的更替速率既不能直接作为判断古人类内在认知能力的依据,也未必真实反映了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变化。

二、非洲石器时代中期和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宏观演化变迁

Kuhn通过比较南非、非洲西北部的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Stone Age, MSA)与欧洲西南部、黎凡特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 MP)考古材料,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的文化变化。

2.1非洲石器时代中期

南非:较短时段内多次更替的技术组合

南非的考古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学界对更新世中晚期人类行为与生物学演化的认识。这里很早就出现了被认为是“复杂”或“高级”的行为,这些行为过去通常被视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特征。同时,南非的考古记录还呈现出氧同位素(MIS) 5b至MIS 3期间考古学文化快速更替的特点。

南非的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以洞穴遗址为主,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从文化序列来看,距今约8万至4.5万年间,先后出现了Mossel Bay,Still Bay,Howiesons Poort及Post-Howiesons Poort等技术传统。其中,较早的Mossel Bay石器工业(又称MSA II)主要采用勒瓦娄哇(Levallois)技术生产石叶、大型石片和尖状器。随后出现的Still Bay技术传统以制作精细的双面加工尖状器著称,Blombos Cave等遗址还发现了贝壳串珠和刻划赭石等象征行为的证据。颜料的使用早已出现,但系统刻划线条的赭石制品代表了新的文化发展。数千年后,Howiesons Poort技术传统取代了Still Bay技术传统,其典型遗物包括细石器、骨器及刻划鸵鸟蛋壳容器。人类可能早就开始利用鸵鸟蛋壳作容器,但这一时期出现了在容器表面系统刻划复杂纹饰的现象,与此前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明显差异。较晚的Post-Howiesons Poort技术传统,在Sibudu等遗址均有发现。由于其石器组合与更早的石器时代中期技术具有一定相似性,部分研究者将其视为早期技术传统的回归。然而,这一时期实际上发展出了一套系统性的石器刃缘维护技术,而并非只是简单重复早期的技术。

总的来看,在短短约3.5万年内,南非发生了多次文化更替,其频率已接近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正是Wurz等学者将南非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变化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相比较的原因。

非洲西北部:Aterian传统的长期延续

与南非相比,非洲西北部的石器时代中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这里广泛分布着Aterian技术传统,长期被反复使用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其石器工业以有柄石器、向心式勒瓦娄哇剥片技术的小型石核为典型特征,石器生产技术与装柄体系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距今10万年后,两面加工叶形尖状器开始出现,但并未取代原有的技术传统。此外,Aterian遗址还发现了贝壳饰品、骨器及颜料使用的证据。其中,Bizmoune Cave出土的贝壳饰品可追溯至距今约14万年前,表明北非很早便出现了复杂的象征行为。

尽管Aterian同样具有许多与南非石器时代中期相似的复杂行为与技术创新,且两地的考古遗存均与智人活动有关,但二者的文化变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南非在数万年间经历了多次考古学文化更替,而Aterian的基本石器生产技术与装柄体系则持续了约10万年。虽然有柄石器的形态存在一定的时空变化,新的技术类型也逐渐加入,但其整体技术传统表现出较强的连续性。这说明,即使同样具有复杂技术与象征行为,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速率。

南非与非洲西北部的文化变化

2.2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

长期以来,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演变被认为缓慢且缺乏明确方向。然而,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及测年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这一认识。研究表明,特别是在更新世晚期的MIS 4和MIS 3阶段,不同地区的石器工业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变化,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传统更替序列。

欧洲西南部:莫斯特文化更替序列的新认识

欧洲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长期被视为变化缓慢、缺乏明确发展方向的典型案例。其内部其实存在丰富的技术变异,包括基纳型莫斯特文化(Quina Mousterian)、阿舍利传统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of Acheulean Tradition, MTA)等不同类型。但以François Bordes为代表的传统解释认为,这些文化类型的更替缺乏明确的时间顺序,某些类型既可能出现于较早时期,也可能延续至较晚时期,因而难以识别出清晰的文化变化序列。尽管Paul Mellars早期已注意到部分莫斯特文化类型之间可能存在年代上的先后关系,但这一认识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测年技术的进步以及对既有研究范式的重新审视,学界逐渐认识到,不同地区实际上存在各具特色的石器工业发展序列,尤其是MIS 4和MIS 3阶段。以法国西南部为例,近年来的研究识别出从基纳型莫斯特文化、阿舍利传统莫斯特文化到盘状—齿刃器莫斯特文化(Discoid-Denticulate Mousterian)的更替序列。西班牙北部也呈现出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变化序列,包括以大型薄刃斧石片(big cleaver flakes)为典型特征的瓦斯科尼亚型(Vasconian)莫斯特文化、勒瓦娄哇型莫斯特文化、基纳型莫斯特文化及其他晚期石器工业。尽管不同研究对具体阶段的划分和晚期文化序列的解释仍存在差异,但总体上表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的文化变化具有较明确的时间规律,而非过去认为的随机更替。这些石器工业与尼安德特人有关。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可能存在比过去所认识的更加频繁的文化更替,也表现出更多的创新性。

黎凡特地区:跨越不同人类种群的技术连续性

黎凡特地区的莫斯特文化长期以来以文化连续性,以及在当地的渐进式演变而著称。其文化序列从距今约25万年延续至5万年前,跨越约20万年。根据石器技术特征,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以大型石叶为主,采用勒瓦娄哇及非勒瓦娄哇石叶生产技术;中期以向心式勒瓦娄哇剥片技术为典型特征;晚期则仍以勒瓦娄哇技术为基础,但宽型尖状器(Levallois point)的生产更加普遍。整体来看,早期至中期的技术变化较为显著,而中期与晚期之间则主要表现为石核利用方式的调整,基本技术体系具有较强的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黎凡特莫斯特文化延续期间经历了不同古人类种群的相继出现。中期阶段与智人的活动有关,而晚期阶段则主要与尼安德特人有关。尽管人类种群发生了变化,两个阶段的石器技术却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相比之下,如果早期莫斯特文化也由智人创造,那么更显著的技术变化反而发生在智人的不同阶段之间。这说明,不同人类种群的相继出现未必伴随着显著的技术变化,而同一种群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呈现出较大的技术差异。

欧洲西南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与黎凡特地区的文化变化

2.3四个地区的综合比较

综合四个地区的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南非石器时代中期与欧洲西南部旧石器时代中期均表现出较为频繁的文化更替,而非洲西北部与黎凡特地区则呈现出长期的文化连续性。对于前者,可以从积极角度称之为“动态发展”,也可以从消极角度理解为“不稳定”;对于后者,则既可以称之为“静态”,也可以强调其“稳定性”。这些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文化变化的价值判断。

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古人类的生物学属性。如果将文化更替频率直接等同于创新能力,是否意味着南非智人比非洲西北部的智人更具有创造力,或者欧洲尼安德特人比黎凡特地区的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更善于创新?这些显然都是难以成立的解释。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变化速率并不能直接作为衡量古人类认知能力或创新能力的依据。

三、“环境稳定性”假说

通过进一步考察这四个地区的地理与环境条件,Kuhn介绍了一种新的解释假说:考古学文化的变化速率可能与环境稳定性密切相关。许多古气候研究主要关注特定时期的气候究竟是寒冷还是温暖、干燥还是湿润,而较少直接关注环境随时间变化的幅度与频率。而讨论考古学文化的变化速率时,环境随时间变化的幅度与频率,即环境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可能更为重要。

3.1不同地区的古代环境稳定性

非洲西北部和黎凡特的考古记录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及地中海沿岸,这些地区在更新世期间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干旱内陆地区的人类活动则主要集中在气候较为湿润、水资源足以支持人类生存的短暂时段,因而考古记录具有明显间断。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Bizmoune Cave的木炭分析表明,尽管不同树种的相对数量有所变化,但当地的基本植被群落在MIS 6至MIS 5期间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黎凡特沿海地区的古环境研究也表明,在更新世中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黎凡特中部沿岸持续存在生产力较高的地中海型疏林生态系统,其降水季节性也在多个冰期—间冰期旋回中保持了相对稳定,从而供养了多样化的有蹄类动物群,从而使古人类能够沿着沿海生态交错带,开展具有季节性的、针对特定栖息地的狩猎活动。

相比之下,欧洲西南部在MIS 5至MIS 3期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气候与环境波动。南非虽地理位置更接近赤道,但由于受到印度洋和南大西洋两个海洋气候系统的共同影响,气候变化十分复杂。古环境研究表明,在更新世晚期,南非开普地区南海岸的植被、降水、季节性及海岸线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可见,文化更替较为频繁的南非和欧洲西南部,恰好也是环境波动较大的地区;而文化连续性较强的非洲西北部和黎凡特,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Bizmoune Cave的木炭分析记录

来源:Ziani (2026).

3.2与环境稳定性相关的解释假说

基于此,20 世纪初的观点认为是环境变化刺激了技术创新。频繁而剧烈的环境变化可能增加人类的生存压力,迫使其不断调整适应策略,从而推动技术创新。Richard Potts延展并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即环境变化通过人口动态影响文化更替,频繁而剧烈的环境变化可能导致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的不稳定。例如,环境恶化可能使部分地区的人口减少、迁出甚至暂时无人居住;当环境重新改善时,其他人群可能进入并带来不同的技术传统,使考古记录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更替。此外,人口波动还可能改变已有文化变体的相对频率,使原本罕见的技术形式因其使用者在环境危机中幸存并扩张而逐渐普及。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或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可能只是人口迁移、更替及文化变体频率变化的结果。

Kuhn进一步强调,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环境稳定性与文化更替之间也可能存在其他联系。

四、对旧石器时代文化变化的重新审视

无论如何,文化连续性与文化创新不应被视为对立关系。新的文化形式不一定优于旧的文化形式,考古学文化的快速更替也不必然意味着更强的创造力。相反,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同样可能包含持续的技术调整与创新。因而,理解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演化,需要超越将文化更替等同于进步、将文化连续性等同于停滞的传统解释框架。

最后, Kuhn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反思学科发展史对研究者认知的影响,检验不同地区文化变化与环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探讨环境变化通过何种方式影响文化更替,并探索更加可靠、可量化的文化变化与连续性研究方法。

讲座后的问答讨论

讲座后,师生们围绕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区域与整体研究、创新的定义以及技术演进模式与Kuhn教授展开热烈讨论。针对以往用全球古气候曲线考察具体遗址中人类与环境互动的问题,Kuhn指出,人类适应的是具体环境而非抽象气候,全球宏观记录与局部区域信息差异很大,研究应立足于具体层面,地方和区域记录更为关键,但这类记录往往零散且年代分辨率不一,研究难度更大。有同学认同将技术变化简单视为线性演进是一种思维偏见,Kuhn强调了南非石器时代中期晚段的例子,说明在线性演进视角下看似倒退的转变,实为新的适应方式。他强调要区分“发明”与“创新”:发明往往不可见,创新则是许多人长期采纳并形成常规的现象,仅凭新颖性不足以判定创新,有些创新表现为既有元素的重组而难以察觉。在环境影响方面,Kuhn认为环境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环境变化会扰乱人群、为新做法或新人群出现提供机会,但相同环境下不同群体也可能有不同行为,不能把特定技术简单对应到特定生活方式或人群;尤其需谨慎的是,遗传学视角下的人群与考古学文化并非直接对应,处理石器技术与遗传学人群的关联时应格外小心。最后,他反思了以欧洲旧石器晚期为唯一标准的“现代行为”观念,主张世界不同地区存在多条发展路径,应重视亚洲等地的区域记录,推动多中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