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2日下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商代考古新进展”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科学报告厅举行。

论坛上半场由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兴山主持。

雷兴山主持‍‍‍‍

东方地区商代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

燕生东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东方地区历年来正式发掘商文化聚落、墓地上百处，发掘当地文化聚落10余处，钻探商代聚落和墓地50余处，系统调查（含钻探）区域10余片。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以将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进程和商势力扩张分为四个阶段：二里岗上层和白家庄期（郑州小双桥期）为第一阶段，中商中晚期（洹北商城期）为第二阶段，殷墟一、二期为第三阶段，殷墟三、四期为第四阶段。

以往认为在第一阶段，商文化尚未进入东方地区。但菏泽安邱堌堆、梁山青堌堆、茌平李孝堂、济南大辛庄、章丘城子崖等遗址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已经越过豫东、鲁西南到达济南一带。在长清前坪和项城毛冢出土了这时期的铜容礼器。

第二阶段，商文化在东方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分布范围遍布山东大部分地区，出土青铜容礼器的聚落数量达十余处。聚落分布表现为以下几种模式：一种是集中式聚落群，像大辛庄规模巨大，但周围少见同时期聚落；另一种是分散式聚落群，如滕州官桥一带，几十平方公里内有近十处聚落，每处聚落规模在数万平方米，但至少四处聚落内发现了随葬青铜礼器的较高等级墓葬；三是堌堆式聚落群，分布在鲁西、鲁西南、豫东地区，聚落群虽有小集中，但每处聚落面积在数千平方米，大者也就上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在连云港一带发现了早中商时期的制盐遗存，这里也发现有一批青铜礼器。苏北连云港、盐城和鲁东南日照一带是商王朝第二阶段唯一接触海洋的地方，商王朝包括食盐在内的海产品，应来自本地区。

第三阶段，商文化在鲁东南、鲁南和苏北地区呈现出一种萎缩的态势，绝大多数中商聚落已经消失。但鲁北地区商文化发展迅速，沿海地区及附近内陆地区聚落数量剧增。在鲁北滨海平原与沧州东部沿海平原即古黄河三角洲、莱州湾南岸地区上出现了十余处规模巨大的盐业聚落群，这里成为商王朝控制的、唯一接触到和通向海洋的地方。此外，该阶段东方地区出土青铜容礼器的聚落明显减少，数量不足十处。

而第四阶段商文化聚落在鲁南和苏北地区又开始出现。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聚落群数量急剧增多，内陆地区的聚落数量随之增多，稳定发展。已发现晚商文化聚落上千处，聚落分布整体而言属于“大范围聚集”形态。具体到各个地方或区域，晚商聚落分布非常密集，呈现“小范围聚拢”形态。在泰沂山地北、西、南部山前平原上，近七十处出土成组青铜容礼器的聚落，发现了近四十种“族徽”或职衔标识；有十多处聚落内发现马骨或车马坑。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高等级的聚落和墓葬，各遗址的文化面貌也与殷墟高度一致。而土著文化与商文化分布区内基本互不见对方的文化因素，说明二者在文化上互不相融合。可见，殷墟三、四期时东方地区成为整个商王朝境内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地区之一。这里的方国、族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有些族氏直接来自安阳殷都，个别甚至就是东封就国的、地位很高的王族。可以说，此时东土已是商王朝的重心。

燕生东进行报告

殷墟（大邑商）布局研究新进展——2021年至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考古收获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自1928年开始，殷墟已经开展了90多年的考古工作，发掘了60多个地点，探明了超过30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整个殷墟的规模、布局以及内部功能区划一直是一项基础性、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要全面掌握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的详细信息，必须全面均衡地开展工作，尤其要加强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工作，补齐短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洹河南岸的小屯地区和洹河北岸的大司空地区分别发现了多处纵横的干道，为进一步探究洹河地区的路网系统提供了线索。新的工作以大规模考古勘探结合小面积考古发掘的方法，探明小屯宫殿区到商王陵的干道、王陵范围以及整个洹北地区的布局结构。

2021年以来洹河北岸地区有众多考古新发现。钻探并经考古发掘确认了四横两纵的路沟以及沟渠。其中一条纵向的干道路沟长度超过1.6千米，发掘确认属于商代晚期。发现沟渠长100多米，钻探确认压在商代晚期的干道路沟下，年代也应该为商代晚期。其次，西北冈商王陵区探明并确认两个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使用年代为商代晚期。两个围沟当是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商王陵区规模从10万平米扩展到16万平米。西北冈商王陵区还新探明祭祀坑640座以上（包括陪葬墓），王陵区西区还发现两座疑似大墓，目前发现的商王陵区祭祀坑和陪葬墓的总数超过2900座。考古发掘所见东区新发现的祭祀坑有新特点，有人坑、狗坑、人与狗坑、人与狗和猪坑、人与狗和羊、人与羊坑的组合坑以及器物坑、空坑等多种内涵，大半以人与狗的组合坑为主，部分坑埋藏器物，年代明确，为商王武丁时期。中部偏南的大型方形或长方形祭祀坑中除了埋人，还有马、象、圣水牛、鹿、野猪、豪猪等动物。探明王陵区西南部一带的西周遗址面积超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西周遗址。这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朝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此外，在王陵区东、南方向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区，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探出宽达百米的沙土带；在武官东南地发现洹河古河道的北岸，在武官西南地发现洹河古河道的南岸，可知洹河古河道东西段的走向与今天的安阳河走向略有不同，这些发现改变了对殷墟遗址景观的认识。

2021-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以道路与沟渠组成的城市骨干框架逐步清晰，商王陵区也有新发现，推动了殷墟规划与布局以及商文化与商代社会的研究。

牛世山进行报告

陕北商代考古探索与启示

种建荣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陕北的黄土丘陵地带东南距离安阳殷墟约500公里，乃商王朝外围重要的方国分布区之一，屡有重要商代铜器出土，一直是探讨商代文明的关键区域。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发掘确认李家崖文化以来，考古工作者断续在此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先后发掘辛庄、寨沟等重要遗址，对该区域商代聚落与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

李家崖文化的命名基于李家崖城址的发现和发掘。1983—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长期发掘，发现了城址、灰坑、房址、夯土建筑、墓葬等遗迹，整个城址面积约6.7万平方米。

2012—2017年，以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为契机开展了清涧辛庄遗址的考古工作。参考周原地区的田野工作经验，结合区域调查，很快就发现了夯土遗迹。大型建筑分布在面积较大的峁顶，北侧有壕沟，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元。另一座峁顶有一座中型建筑。其他建筑和普通居址一般在山腰、山坡位置，在墓地旁的山腰发现了窑洞式建筑。大型建筑附近还发现了铸铜遗存。

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启了陕北商代考古工作，发掘工作选在曾经出土过商代铜器的寨沟遗址。遗址位于清涧解家沟镇无定河支流，距黄河10公里。根据调查、勘探，结合遗址点的聚散程度、功能要素的互补性，确认寨沟遗址核心区范围大致有300万平米，包括大型夯土建筑、铸铜作坊、一般居址点、大中小型墓地等，分布于大小不同的11座山峁上。

202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离李家崖6公里的高杰村镇发现了南北两区9座带墓道大墓。瓦窑沟M8总长64米、深19米，总土方6009立方米。墓道口宽4.4米，墓室口宽26.5米，墓道与墓室的分界不是很明显。墓壁收分极大，保留了许多台阶。墓道殉马2匹。墓中殉车9辆，均位于棺椁之上，形制与殷墟的车基本一致，器具也是典型的殷墟风格车马器。

根据以上材料，陕北晚商聚落的形态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中心，多峁一体。每个中心之间相距20公里左右，控制半径约10公里。聚落内按照功能划分为多个聚落点，礼仪建筑位于中心，周边的山峁上分布有居住区、铸铜作坊、大型墓葬等。黄土丘陵的地貌和自然环境决定了每个聚落实际能够利用的土地十分有限。目前发现的380多处遗址点，或许存在十多个中心聚落，彼此之间似乎没有统属关系，没有形成更高级别的政体。

种建荣进行报告

三星堆埋藏坑堆积特征与事件背景分析

赵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预聘副教授、研究员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目前已知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址之一。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了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田野考古工作，相继发现6座新的“祭祀坑”，根据发现顺序依次编号为三号坑～八号坑。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完成了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K8）的发掘。八号坑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19平方米，是目前三星堆祭祀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埋藏坑。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归纳为填土层、灰烬层、间隔层和器物埋藏层四部分。八号坑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和海贝等不同类型遗物共7397件（组）。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八号坑的掩埋年代有95.4%的概率在公元前1117-前1015年之间，这与坑内出土铜容器所具有的商代晚期特征相吻合，其性质可能是被破坏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三星堆祭祀区已发现的八座埋藏坑中出土了大量铜、金、玉等各类器物。这些遗物在坑内的出土特征、相互空间关系以及其它特殊细节遗迹现象，对理解三星堆埋藏坑在形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坑内小型器物存在叠摞、盛装、包裹等等分类打包现象。断裂后的独有大型器物存在同坑分埋和异坑分埋两种情况。不同类型堆积的入坑方向、倾倒范围以及渗透情况也暗示了有序的仪式典礼特征。三星堆的八座埋藏坑应当是同一次重大祭祀仪式之后立即在较短时间内挖坑、填放和掩埋过程的结果，不是草率的丢弃或藏匿行为。这种有序的、分步骤的填埋行为本身也应当是此次仪式典礼活动的流程之一。

三星堆器物坑的堆积形成过程特征，反映出以下几点有关人群行为的信息：

1、目前所见的8座器物坑，应是在彻底放弃三星堆古城内最为重要、且长期使用的祭祀场时，所举行的一次重大仪式的遗留。该祭祀场原有的设施、所陈列和使用的各类器物，都在此次仪式过后被一并拆除、掩埋。

2、挖坑、分类、收纳、放置和填埋过程具有计划性、有序性和仪式性。器物坑堆积的形成与附近举行的仪式活动在时间上紧密承接，挖坑应是在仪式活动之前就基本准备完成的。

3、挖坑掩埋活动并不是出于隐匿避祸而进行的掩藏行为，而也可看作是仪式活动尾声的一项步骤。

4、行为人熟悉三星堆社会的定向、祭祀用品意义、盛装器物的相关知识，并能够遵循这些习惯。坑内器物的破碎涉及多个不同阶段的过程，不能反映出是恶意破坏的结果。

上述现象所反映的人群行为更近似于“破釜沉舟”、“抛家舍业”般的动员、誓师行为。结合新的测年结果来看，或许三星堆古城所发生的这一重要事件，与商周更替的变局有关，是中原地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向邻近地区影响扩散的结果。

赵昊进行报告

上半场讨论

苏荣誉老师首先向燕生东老师提问，询问殷墟一二期时，商文化在东方地区呈收缩状态应如何解释。燕生东老师回答指出，这主要是从考古聚落的分布形态和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的。殷墟时期鲁北地区聚落长期比较稳定，而苏北、鲁南地区在殷墟一二期时聚落数量明显减少。青铜礼器的出土情况也与之类似。

孙华老师就殷墟王陵区西周遗址的族属问题向牛世山老师提问。牛世山老师指出，居址中出土的器物虽然多属商式风格，但墓葬中出土陶器是典型的周式陶器。考虑到周人灭商的背景并结合殷墟以往的发现，牛世山老师认为它们的主人应当是周人。徐良高老师就此问题进一步追问，提出这些西周遗存是否与商王陵被盗相关。牛世山老师认为，从1978年发掘的层位关系来看，周人的灰坑没有打穿殷墟墓葬，而盗坑直接打穿西周灰坑，牛世山老师推测盗墓者可能是春秋时期来到中原的少数民族人群。最后，雷兴山老师总结认为族属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此外，现场听众还就三星堆埋藏坑与商周更替的关系、不同埋藏坑的坑间关系、埋藏坑铜器被破坏的原因、玉髓的产地，东方地区盐业遗存与高等级青铜礼器之间的联系、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分布等问题与讲座嘉宾进行了讨论。

论坛下半场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主持。

方勤主持‍‍‍‍

郑州商城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

杨树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后，开展了持续而系统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2年以来，河南考古工作者对郑州商城遗址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和新认识，主要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

首先是对外郭城的认识。以往的钻探、发掘工作，都没有找到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西北角。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一段东北-西南走向的夯土墙基，可能是郑州商城外郭城的一段。结合以往发现的几处东北-西南走向夯土基础，可以推测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西北段是向东北方延伸的。但是这一段城墙外侧没有发现壕沟，并且未能继续向东北方向延伸，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有小型的水体，城墙在此拐折。

其次是宫城的新发现。传统观点认为郑州商城宫殿区位于内城东北部，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在中南部。近年来在两处区域均发现了新的夯土基址。内城中部夯土为坐底夯，夯土质量较差，含沙量较高，夯窝很深。而内城东北部的夯土保存较好，规模较大，质量较优。其南侧的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呈拐折状，上有柱础，形制与偃师商城发现的建筑柱础类似。

第三是手工业遗存的新发现。内城南部创新街小学一带的灰坑中出土了铜矿石，科技检测表明它们来自于江西地区，而非传统认为的中条山或湖北地区。郑州商城以往发现的铸铜遗存都位于内城以外，有学者推测内城中或许存在与王室有关的铸铜遗存，这次的发现便为其提供了线索。

第四是内城水利设施的新发现。2023年在内城东墙内侧发现了一条沟渠，向东拐折，似乎穿墙而出，这一现象可能是城门的线索。在它的西侧也发现了一条沟渠，它们年代一致，很有可能相互联通。以往学者对郑州商城的水利设施有过讨论，但是基本集中在内城以外，这次发现可以增进对城内水利系统的认识。

第五点是高等级墓葬的新发现。郑州商城内部的书院街一带发现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该墓地是“居葬合一”还是单纯墓地仍有待考察。此外，郑州商城内多处也发现了祭祀坑遗存。

以上的诸多新发现，为郑州商城城市布局和演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今后仍需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包括城垣结构是两重还是三重、宫城居中还是居东北、内城是否存在高等级的手工业作坊、是否存在手工业园区、内城的水利系统能否继续延伸等。

杨树刚进行报告

聚落考古下的洹北商城与殷墟

何毓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文献中的大邑商、天邑商、丘商、中商等性质的讨论由来已久，莫衷一是。用文献资料研究的大邑商，只能是“点”的认知，无法看到大邑商的“面”，更无法深入探讨“立体”的大邑商。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能真正认识“大邑商”的聚落布局。

回顾考古“大邑商”的历程，关于殷墟的布局问题讨论由来已久。“中研院史语所”1928年到1937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小屯宫殿区和西北冈王陵区，但那时已经有兼及四邻的想法，这体现出第一代考古人初步的聚落考古意识。7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殷墟的都邑布局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唐际根等发现了洹北商城，提出了“一大带众小”的聚落布局概念。

2015年以来在洹河北岸发现了许多铸铜、制骨作坊区。这些遗址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在聚落考古的视角下产生很多新的理解。以洹北商城为中心，在北面有陶家营环壕聚落；在西边西蒋村有洹北时期的遗存，王陵区也发现洹北时期的墓葬，说明洹北时期或许已经开始经营王陵区；在南边小屯宫殿区也发现洹北时期的贵族墓；在东边暂时没有发现，但期待未来工作的结果。在洹北商城都邑的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功能区划集中分布的情况。可见，至少在洹北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中心都城（洹北商城）——陶家营遗址——更小的遗址这样的三级聚落层级体系。

殷墟及其外围遗址的新发现也推动聚落考古视角下新认识的产生，对“一大带众小”的观点产生了冲击。在殷墟中心的西北角发现了50万平米的辛店铸铜作坊，远超孝民屯和苗圃北地的规模；在西南方发现了大坡遗址，发现了中字形大墓、车马坑和一批祭祀坑；在东面发现了桑园、人民医院和袁小屯遗址，发掘了铸铜作坊和墓葬。在殷墟都邑内部，洹河南北都发现了很多道路遗迹可以连接成一定的路网系统，路网系统似乎有意地将都邑划分为不同的街区，街区内部是不同的族和族邑。这目前缺乏实证，还有待更多的工作去验证。殷墟的宫殿区和王陵区也在进一步工作，新的钻探和发掘表明，宫殿区的范围应不局限于目前的发现，与洹河河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虑；王陵区4万平米西周早期的遗存和其他新发现也丰富了王陵区的格局。在殷墟小聚落内部，情况十分复杂，生产、生活、墓葬相互交织，有“工、居、葬”合一等特征。

中晚商时期洹河流域的聚落至少已形成三级差序格局，但都城仍是核心，与以往“一大带众小”的认识相比更丰富、更立体。随着都邑中心由洹北迁移至洹南，次级聚落成为都邑之下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分布于洹河两岸的基层聚落数量也保持增加的态势，共同奠定了“大邑商”的基本格局。

要探究洹北商城和殷墟的城市布局，需要将其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周原遗址相比较，可以从三代都邑聚落城墙和城壕的历时性变化中去思考关于“大邑商”都邑聚落布局“源”与“流”。

何毓灵进行报告

西南夷考古的新进展——以盐源青铜文化为例

田剑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盐源，即盐之来源。盐源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中段，地貌属山间盆地，较为平坦，发现有四十余处青铜时代的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是老龙头墓地。

老龙头墓地以往经过三次抢救性发掘，出土和征集一批器物，并出版有报告。但遗憾的是，以老龙头为代表的这一支独特的青铜文化，其重要性一直被低估，未引起注意。

基于此背景，考古队从2020年至2024年对老龙头墓地展开大规模发掘。探明墓地面积12000平方米，墓葬层层叠压，已完成发掘面积约4500平方米，共计清理墓葬2000余座。墓葬形制有瓮棺、竖穴土坑墓，石盖墓等。出土遗物7000余件（套），包括陶器、铜、金器、铁器、骨器、玻璃等，以陶、铜器最多。

墓葬葬俗种类多样。如头蹄葬，随葬马的肢骨和头骨，与北方草原地区接近。叠葬，同一墓坑内上下整齐排列多层人骨，一般为2-3层，目前发现最多5层，这种葬俗多见于滇文化。还有反映墓主身份的铸匠墓，随葬使用过的铸铜范、陶管等。

随葬品方面，数量最多的是陶器，没有双耳的陶器年代可能早至西周，较晚的陶罐普遍有双耳，年代为战国时期。铜器发现有再现祭祀场景的铜立人、铜马车等，并出土了中国第一辆三轮青铜马车模型。青铜的纺织工具有较多发现，如中国青铜时代最为完整的青铜腰机。有鲜明当地特色的铜器是铜杖首饰，一般在较高等级墓葬出土。中小型墓葬出土最具特色的铜器是树枝形器，制作比较粗糙，很薄，其上多饰有双马神、鸟象征物。这反映出当地独特的信仰体系，如太阳崇拜等，与金沙文化类似。兵器出土较多，体现当地特色的有短剑、戈、铠甲等，类似的铠甲还见于云南李家山墓地。另发现一些马首剑、倒钩形铜矛、成组的马具等，显示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联系。还有一些铜双耳罐模型、双耳罐形装饰等，所表现的双耳罐可能与制盐生产相关。

分期年代方面。墓葬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测年为商末-西周早期，文化面貌与高坡文化接近。二期年代为春秋，三期年代为战国，二、三期遗存或许可以被命名为老龙头文化。

老龙头墓地完整建构了商代末期至西汉的历史与文化脉络，是西南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该墓地汇集了多元、交融的文化元素，彰显了老龙头青铜文化复合性与多样性的特征，生动阐释了西南山地与西北高地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文化，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内涵。

田剑波进行报告

涞水富位、张家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商周时期最为严密的年代序列都是中原腹心地区所建（包括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和C14测年），其他地区的都缺乏完整构建的序列。联合考古队的学术目标即希图借助小遗址小面积的发掘构建当地龙山以降严密的年代谱系。

富位和张家洼遗址均位于华北平原北缘，离琉璃河遗址很近。2023年起富位遗址村南的台地的发掘发现夯土2条，其中一条夯土外紧贴有沟，但目前尚无法确定是否为壕沟。灰坑数量较多，但是灰坑内的包含物较少。还有一些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动物坑，比如牛、羊、鹿坑。新发现的大坨头文化墓地在早商时期比较罕见。墓葬方向统一，葬俗多样，部分墓葬内还有殉牲，随葬器物特征鲜明。

遗址内的商时期遗存可分三个阶段，下七垣文化岳各庄类型和大坨头文化在最早阶段共存。其后二里岗文化上层短暂进入此地，本地土著文化因之中断。商文化退去后，大坨头文化人群返回本地，与遗留的商文化因素结合，形成了富位三期类型。

2021至2022年，考古队在张家洼遗址展开了两年的工作。发掘所见的西周时期遗存均为西周早期，未见中期以后遗存。出土西周早期遗存以张家园上层文化最为常见，还发现有许多细石器、石叶石器和冶铜遗物。西周墓葬在遗址核心区垒子河东西两岸葬俗完全不同。垒子河东岸墓葬皆无腰坑，大部分棺椁俱全，但除一座之外，皆无任何随葬品，墓葬经测年接近商周分界，为既往面貌不清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垒子河西岸墓葬年代亦为西周早期，规模普遍较大，皆被盗掘，零散遗物与周文化有关。河两岸不同台地墓葬的葬俗差异明显，表明人群族属不同。

两遗址发掘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构建当地年代谱系的目标，建立了相对严密的从下七垣文化、大坨头文化，到商文化再到富位三期类型，再到围坊三期文化，最后到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发展序列，并借助多学科合作，获得了较严密的绝对测年数据和古DNA、环境、生业遗存等样品，为研究区域考古学文化与人群的变化，不同人群的流动，同一聚落内墓葬所体现的族属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材料。

常怀颖进行报告

下半场讨论

现场同学首先向何毓灵老师提问：洹北商城西城壕内的夯土“坡岸”应当如何理解？以往洹北商城的简报中指出东城墙存在地面以上的墙体，但是最近的报道认为洹北商城不存在地表以上的城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何毓灵老师回答指出，通过对洹北商城四处“城墙”的解剖工作，可以确定洹北商城实际上只有城壕，没有城墙，城壕内的夯土是简单夯筑的护坡。对东城壕的重新发掘证实并不存在地上部分的城墙。“城墙”的东南拐角发现商代大型的祭祀沟，应该就是直接利用了当时的壕沟。

苏荣誉老师继续向何毓灵老师询问陶家营的性质问题，以及如何考虑陈梦家提出“晚商四都”的观点。何毓灵老师指出陶家营遗址环濠内面积约18.5万平方米，与晚商其他遗址如济源柴庄、栾城周家庄等面积接近，分布方式也类似。它们应该是都城之下的二级聚落，再往下可能还有更低等级的小型聚落。而最近整理的一批洹北商城最早期的材料显示，洹北商城的年代上限可能与小双桥遗址最晚期有重叠，何毓灵老师认为，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思考古学年代、历史学年代与都城性质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考虑商代的都城制度。

现场听众就盐源老龙头墓地叠葬的形成过程，郑州商城铜矿石的来源、数量等进行了讨论。此外，主持人方勤老师还邀请张昌平老师对商代南方考古的进展进行了介绍。

总结

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本次研讨会演讲精彩，内容丰富，主题广泛，讨论积极深入。主要收获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考古发现的新进展方面。本次研讨会涉及的内容涵盖了商王朝的中心与周边。早商时期郑州商城的内外城垣、内城宫殿区的发掘和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书院街高等级墓葬等一系列发现，推进了对早商时期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聚落的认识。中商时期洹北商城的新发现否定了城墙的存在，对手工业作坊在都城中的作用及手工业经济面貌的认识也有新的进展。晚商时期殷墟外围的辛店、陶家营、徐家桥等围绕中心区的聚落的发现，促使我们对晚商时期殷墟“大邑商”的结构形态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洹河北岸的新发现也使我们对殷墟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殷墟同样可能存在“街区制”布局。

在商王朝的中心区域之外，本次论坛也呈现了商文化四方的新发现。在东方地区，通过梳理早商到晚商时期的聚落演变，可以看到商王朝的势力在东方的进退、变迁，以及商王朝控制东方的理由——盐业资源。在北方的河北一带，近年来在西木佛、周家庄等地发现了晚商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而富位遗址和张家洼遗址不仅构建了当地的文化谱系，也完善了大坨头文化的聚落面貌。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商周时期北疆地区多元文化的互动格局。陕北地区的工作则进一步明确了李家崖文化的面貌，表明李家崖文化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地方文化，与商王朝有频繁的互动交流，是沟通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带的节点。而李家崖文化独特的政治模式与中原文化明显有别，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比较视角。而石峁文化与李家崖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李家崖文化最终去向如何，与后来的猃狁、戎狄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仍是需要继续关注的课题。在西南地区，对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精细化发掘，增进了我们对埋藏坑性质的认识，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其背后反映的人类行为与思想观念。而盐源老龙头墓地的发掘不仅描绘了西南夷人群的文化面貌，还体现出与欧亚草原地带的交流。以上这些重要的发现，全面呈现了商文化从中心到周边的文化面貌。

第二是方法和理念的进步。首先是聚落考古理念的应用，聚落内部结构和聚落群面貌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其次是埋藏学理论的应用和精细化发掘，对遗迹现象形成的原因及背后的人类行为进行细致考察，对于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多学科合作在洹北商城、殷墟等遗址的工作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不过由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本次论坛在研究、阐释等方面还有所欠缺，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