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2日下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明起源进程的区域性比较”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集贤厅举行，论坛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主持。

方向明主持‍‍‍‍

从资源与经济角度理解中国新石器文明的区域发展模式

秦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目前对中国新石器文明起源发展进程的研究，可以视为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对各区域的物质文化现象再度进行聚落与社会发展角度的描述和归纳。而从多元到一体的宏观发展态势，其实就是对“文明”进行分期分区的集中概括和共识。

本报告从资源与经济角度，分析了如何理解早期文明起源与区系类型框架的共生对应关系，又如何解释早期文明发展最终走向一体化的结果。

首先，生业经济层面已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就作物结构而言，形成中原及北方、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等不同模式，这构成文明区域式起源的内在基础。同时，动物资源的利用模式，相对于稳定的农作物结构而言，体现出更多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分化与分工；这与外来动物资源的本土化利用相结合，成为部分区域文明（黄河流域）突破性发展的重要表现。对古代人群食性的比较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的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不同社会等级间取食结构的显著差异，说明社会分化并非以日常获取生计资源的能力差异来体现。稳定的农业经济模式，是新石器到青铜时代（夏商时期）社会持续发展的共同基础。

其次，权贵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在各区域文明化进程中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形式。经由对特殊资源技术的控制，形成对权贵产品的占有和消费，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表现。囿于资源分布和技术传统差异，早期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和具体形态均受限于对手工业生产体系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因此，跨区域高等级产品的流通和手工业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和表现，也是中国文明化进程打破区域性发展模式的关键。而对金属资源的广域控制、技术的本土化发展进一步稳固了中国特有的文明化模式，政治手工业经济成为社会权力的来源，也是社会权力的表现。

从生业、资源与技术的角度总结中华文明起源的宏观节奏，距今4500年之前，是区域文明起源发展早期，各区域形成稳定的生业经济模式，产生各具特色的专门化手工业经济，通过对权贵产品的集中生产和消费来体现社会分化和社会权力。距今4500年至3800年是区域文明起源发展晚期，黄牛、绵羊等外来生业资源的饲养和利用日趋本土化，跨区域互动成为时代特点。距今3800年至3500年，形成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二里头成为跨区域资源技术的融汇中心，文明一体化发展并进入王国（王朝）时代的开端。

秦岭进行报告

河套与晋南龙山时代聚落形态的观察

张光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龙山晚期的河套地区和晋南地区在文化上有较强的联系，聚落和社会特征方面既有所区别，又殊途同归。两地区的大型聚落特点鲜明，河套地区盛行以石峁、碧村为代表的石砌城垣聚落，俗称石城；晋南盛行以陶寺和坡头为代表的土筑城壕聚落，这里暂称为土城。

河套地区的石城一般地处独立的地理单元，建造者配合周边的沟堑修筑城墙，创造出多重封闭空间，使得石城具有较强的防御属性。岱海凉城的西白玉、板城、老虎山，陕北的石峁、晋西和白崖沟均是如此。石城一般有曲折迂回的城门和高耸的台城。如碧村、石峁、后城咀，其城门都位于聚落的制高点，遗址内部高处都有一个威严的核心建筑区。石城内通常存在多处墓地，生者居住的核心区内一般设有贵族专属墓地。据险而居、严密把控军事安全、在居住区设置贵族墓地等聚落理念，反映了石城强烈的防御与巫祀特性，说明石城社会中军权、神权至上。

晋南土城聚落一般地处相对开阔的岗坡之上，多数具有环壕，布局相对周正规整，如陶寺、坡头和周家庄。土城聚落的墓地大多规模较大，排列有序，远离生者居住的区域，其中大墓集中成片。大型墓葬多随葬成套的宴饮礼乐器具，甚至中型贵族墓葬也会随葬成组的精美玉石器。土城聚落的这些特点体现了当地社会的秩序性、开放性，说明世俗权力至上。

河套地区和晋南地区的聚落也有很多共通之处。相较于仰韶时期的聚落，龙山晚期聚落海拔普遍相对更高；同一遗址中，仰韶以后的人群通常向高处扩散，如东下冯、坡头和碧村。此外，河套与晋南的多数遗址充分利用黄土高原垂直发育的土壤结构，在高岗山梁上修坡筑窑。到了龙山晚期，更是出现了层累的窑洞景观，榆林寨峁梁最为典型。龙山晚期，主要作为岗哨的墩式设施在河套、晋南大量出现。此类设施源于本地仰韶初期以来的建筑传统，在半坡、姜寨和稍晚的南佐都可以找到。墩式设施在3000BC——2000BC的中亚也十分常见，土库曼斯坦的茂拉里岗、古诺尔特佩南丘和北丘等遗址均有发现。

总体而言，河套石城聚落反映了强烈的防御与巫祀特性，呈现军权、神权至上的社会特征；晋南土城聚落反映了当地社会的秩序性、开放性，呈现世俗权力至上的社会特征。无论社会倾向如何，两地人群都没有脱离黄土高原腹地的地理背景、仰韶文化奠定的文化底色，仍有大量殊途同归的共通范式。

张光辉进行报告

从豫东看中原——文明发展形成的动因与条件

曹艳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我国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豫东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一直未成为讨论的焦点，也非文明的核心区域。然而，正是这种滞后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豫东落后原因，并与其他发达文明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较好案例。

根据“三普”数据和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豫东地区史前各个文化时期的遗址面积普遍较小，且未见高等级遗存集中出现的现象，表明该区域尚未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在社会发展相对成熟的造律台文化时期，以淮阳平粮台遗址为代表的城址和以时庄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小型夯土围垣聚落出现，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人口规模空前增长，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但房屋、墓葬和随葬品等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的贫富分化或等级差异，因此，从中华文明认定的三个标准来看，豫东地区社会发展尚未达到区域文明的高度。

豫东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主要可归因于自然环境与地缘文化因素。从自然环境看，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湿地环境不利于发展大型聚落，适宜居住的缓岗地面积有限且分散，缺乏发展大型、超大型聚落的地理基础。地缘文化方面，豫东地区处于中原与海岱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不同文化势力的交替影响导致该地区长期处于动荡状态，缺乏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

相比之下，良渚、红山、仰韶、石家河、陶寺等其他早期文明虽然在产生时间与特质上有所不同，但均表现出遗址数量急剧增加、聚落总面积大幅扩展的共同趋势。这一现象表明，人口的急剧增长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由此催生了资源压力、技术革新、对外扩展、内部分化，甚至阶级产生、王权和国家出现等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的过程。

全新世大暖期之后，中原地区得益于地貌多样性和农业多样性，较少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后，中原再度崛起，逐渐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原凭借地理优势吸纳周边文化因素，逐步成为文化、物流和信息的中心，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二里头时期，该区域人口密度大幅增加，最终促成了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文明从古国迈入王国时代。

曹艳朋进行报告

海岱地区文明化关键期的聚落与社会

朱超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海岱地区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简称，其地处黄淮下游，大致范围包括山东省全境、辽东半岛、冀东南、豫东、苏北、皖北部分地区，除了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文化发展略自居特征，其余区域内依山、河、海三种地貌单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文化发展与传承上整体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发展传统。

自公元前3800年开始，海岱地区进入大汶口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聚落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大汶口文化早期，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大型聚落开始出现并最先表现出社会复杂化的苗头；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型聚落开始增多，分布上表现为以大汶口遗址为中心南北向延伸开来，大型聚落周边或多或少分布着一些次一级聚落，聚落群雏形开始出现，虽然在规模上仍然偏小，但已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聚落周边次级聚落数量进一步增多，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大型聚落为核心的聚落群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初步构成以中心聚落为核心，二、三级聚落围绕的“都、邑、聚”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这种现象在海岱地区呈现出普遍性。

对外的交流互动也推进了海岱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从北辛文化开始，海岱地区便开始与红山、良渚、中原等文化区互动，这种交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最为频繁。通过持续的对外交往，大汶口文化在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优点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外来文化的强大压力，比如筑城技术的传入，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聚落形态的改变，从而为区域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和与外围文化交流互动的双重加持下，这种区域社会逐渐成熟，一些中心聚落快速发展为城址。这一革命性社会实体结构的出现，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即城市政体。

朱超进行报告

上半场讨论

张光辉副研究员从坡头遗址发掘感受出发，结合石峁、南佐等遗址的发现，提出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存在仰韶文化对此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影响。

赵辉老师针对河套地区聚落“择高而居”的形态作进一步解释，石峁皇城台台基最下层石基与水面几乎持平，表明该遗址周边的地貌形态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基本成型。

秦岭老师提出，陶寺和石峁在暴力现象上的表现并未达到能体现不同社会权力类型的差异程度，神权与世俗权力的分化现象，需要在更成熟的国家形态中才能够被比较和讨论。

与会专家提出了关于牛羊在中国北方和中原发挥的不同作用、是否存在二次利用的问题。秦岭老师提出牛在进入中国后很快被纳入原有的农业体系，成为肉食资源的一部分，并在社会复杂化中提供了新的骨料，对商周时期发达的骨器手工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羊的情况有所不同。总结而言，中国文明进程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本土化，牛羊等新兴生业资源的进入推动而非改变了原有的体系。

关于聚落间的比较与环境适应的讨论在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与会者们指出，当时的地貌和气候条件与今天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在聚落分布及资源利用上表现为显著的地域差异。不同环境中，居民在选择利用动植物资源时也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策略。讨论还提到，不应受到现有学科框架和技术方法的限制，应积极开发新的技术方法来解决社会分化问题。

治水与文明——长江中游史前社会的发展路径

彭小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强调“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并且提出，文明的标准包括生产发展、社会分工及阶层分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三个方面的标准。考古学上存在不同指示文明发展阶段的物质要素，如都邑、宫殿、高等级墓葬、大型工程等，其中大型工程能够反映人口规模的扩大，但是在能否反映社会分化和王权国家的出现的问题上仍存在疑问。长江中游地区部分遗址的有关发现可以帮助探讨这一问题。

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方面，其诸多水系与长江下游、南阳盆地等地理单元相连，有利于区域文化交流，文明发展十分迅速；另一方面，由盆地形成的独立地理单元使其内部的文化因素比较稳定，且自成体系。根据目前发现的不同城址的地理位置，可分为三处城址群，即汉江以东、汉江以西到长江以南、长江以南和洞庭湖盆地三处。这些城址不仅具有防御功能，同时也是一种水利工程，通过对城头山、石家河、城河等城址水利设施及聚落景观的研究，可探讨当地水利设施与当地文明进程的因果关系。

城头山城址位于汉水以西，城址的壕沟设施始建于大溪文化一期，遗址有关墓葬的研究成果认为当地出现高等级墓葬在大溪文化二期。壕沟设施修建时，城头山社会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可知城头山城址大型工程建设时期早于当地社会分化发生时期。

石家河古城位于汉水东部，城址面积近170万平方米，且存在外郭城。在石家河城址西北和东北方发现有堤坝、引水渠道等水利设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城址中心的谭家岭古城，始建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但发现的墓葬遗存等证据表明当地社会分化在水利设施修建前就已经出现，可知当地是在社会分化之后才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同样位于汉东地区的屈家岭遗址，发现经过修建、扩建两个阶段的熊家岭水坝。研究结果表明，熊家岭水坝的修建促进当地聚落规模的扩张和社会分化，并在聚落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再一次扩建水坝，可知当地水利设施的修建与文明化进程是相互促进的。

位于汉水西部的城河遗址发现有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的城垣和水系结构。遗址营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在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达到鼎盛，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规模骤缩。遗址内发现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建筑和不同等级的墓葬表明当时已出现社会分化，早于遗址水坝设施的修建。水坝拦截遗址北方自然河流，起到排洪抗旱的作用，同时用于城址的防御作用，水坝的修建存在从早期单纯的防洪到晚期调节水位的功能转变。水利治水理念的变化与墓葬反映的社会权力进一步集中的社会变化相契合。

总结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水利设施的修建与文明化进程的演进存在关联，不同地理区域的关联模式存在差异。同时由于考古发现的不确定性以及墓葬反映社会分化的有限性，在长江中游地区后续研究工作中仍有需要细化的地方。

彭小军进行报告

良渚古城的统治方式——基于聚落考古和玉礼器系统的考察

陈明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良渚文化早期国家特征包括：“超大型城址与多层级的聚落分化”“多层级的墓葬等级”“成套的玉礼器”“发达的农业”“专业化的手工业”“初步的记录系统”等多重内涵。

良渚古城大致能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良渚早期，在瑶山遗址、庙前遗址、北村遗址内都发现了贵族等级的墓葬，推测在这一阶段内良渚遗址群内存在相互竞争的高等级贵族，而瑶山集团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第二阶段，繁盛期，出现了“王”一等级的墓葬（瑶山M12、反山M12），统治者开始营建城内的宫殿区和内外城墙，古城规模达到了最大；第三阶段，良渚晚期，遗址数量达到顶峰，却未在古城范围内发现王墓；第四阶段，良渚末期，原本的王陵区内发现了等级较低的墓葬，良渚古城走向衰退。

近年来的勘探工作发现：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周边分布着不同的聚落组。每个聚落组形成了几个面积较小的遗址环绕一个中心台地的格局，面积在50万平方米左右。临平遗址群位于良渚古城之东，是以玉架山为中心聚落的遗址群，文化内涵与良渚古城基本一致，推测是古城的附属中心。

嘉兴地区的遗址密度仅次于良渚古城区，区域中心应处在普安桥-姚家山一带。在普安桥遗址中还发现了崧泽文化遗存，其中墓葬的等级并不亚于东山村。推测从崧泽时期起，该地区就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嘉兴西部地区，即普安桥-姚家山一带，不管从玉料还是各种器物组合来看，都与良渚和临平地区近似，可能直接受到良渚古城管控；而嘉兴东部地区，即海宁小兜里和海盐杨家甸等次级中心遗址，不论是玉器组合，还是随葬方式都有自身特色，跟上海一带的文化因素联系更大。

太湖东部地区，在良渚晚期以福泉山为区域中心，是一处由四个台地组成的聚落组。福泉山聚落群应是高等级贵族墓地，但仍达不到王墓级别。太湖东部地区与嘉兴相连，通过比较两个区域的同异，可以帮助判断良渚古城与上海-苏州地区的关系。

太湖北部地区，高城墩与寺墩遗址的繁盛期分属良渚早期偏晚阶段和良渚晚期偏晚阶段，持续时间各仅约一两百年，二者之间又存在两百余年的间隔，两处高等级聚落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寺墩地区发现了良渚晚期等级最高的墓葬（M3），推测到良渚晚期偏晚阶段，寺墩就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并逐渐脱离了良渚古城的控制。

根据聚落、墓葬等级的分化，以及发达玉礼器系统的确立，目前可以认为良渚已经进入了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陈明辉进行报告

岩山寨遗址与岭南复杂社会的兴起

刘锁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岩山寨遗址位于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镇榄村，地处岭南腹地、广东北部山地与珠江三角洲的中间地带。2019至2023年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至今总发掘面积2900平方米。同时，还对遗址所处的青塘河流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近30处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

岩山寨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中心聚落。遗址由不同地貌、不同功能特征的多个地点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岩背地点揭露出结构清晰的大规模石峡文化墓地。

岩背墓地勘探确认面积约5000平方米，已清理墓葬93座，出土玉器、陶器、石器随葬品1200余件。墓葬形制、随葬器物都具有鲜明的石峡文化特征。墓地存在着明确的分区、分组规划，不同区、组的墓葬之间差异显著，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于南区的东南组。葬俗上看，通过对本墓地部分墓葬的详细解剖，复原了二次葬的下葬过程，由此对石峡文化葬仪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本墓地的高等级大墓多以玉石器彰显社会地位，出土玉琮与寺墩遗址风格接近，应是直接自良渚文化的核心区输入，而长身石锛、石钁、石镞等石器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有固定的摆放位置和方式。岩背墓地进行了系统的碳十四测年工作，更新了对石峡文化的绝对年代、特别是其年代上下限的认识。

岩背墓地的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岭南地区开始产生社会分化，以墓葬规模、随葬品多寡、玉石礼器显示等级差异，并体现在墓地布局与下葬过程中，形成制度化的葬仪葬俗。稻作农业是岩山寨遗址生业经济的主体，在墓葬积炭层、建筑烧土及灰坑填土中都发现大量碳化水稻遗存，是岭南目前有直接测年的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

岩山寨遗址的发现，更新了对岭南先秦聚落形态特征的认识，揭示了岭南地区复杂社会的开端，连同石峡遗址一道，表明岭南复杂社会具有多中心、多样性的特点。岭南各地的文明化进程与农业化进程基本同步，在这一过程中则始终伴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特别是此时的岭南复杂社会已经能够参与到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高等级社会网络、区域互动当中。总的来说，岩山寨遗址的发现有助于重新认识史前中国的格局。

刘锁强进行报告

下半场讨论

与会学者首先就水利工程的功能展开讨论。彭小军副研究员结合在长江中游地区调查情况以及城河遗址的案例，指出水利设施不仅用于防洪，也用于供给城内用水，为农业提供保障，在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发挥“防用一体”的双重作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波研究员补充了后李文化环壕聚落的案例，展示了壕沟与自然河流的联系如何帮助排水与控制水位。

关于葬俗的讨论中，刘锁强研究员补充了二次葬的辨识方法，通过墓葬内随葬品的排列与放置方式，确认了二次葬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等级差异。他指出，二次葬墓的随葬品数量通常多于一次葬，且二次葬主要用于高等级墓葬。彭小军进一步解释了屈家岭遗址大型墓葬的填埋过程，两例DNA测试表明墓主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秦岭老师补充了对良渚广域王权国家的探讨。她提出，寺墩与良渚古城并非简单的中心—外围关系，而是自崧泽晚期以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没有考古证据能够说明良渚城具有管控临近区域的权力结构，也即，环太湖地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而是由共同的信仰体系维系的文化认同。这一观点得到甘恢元的支持，蒋庄的考古发现表明其更多的是与寺墩的直接联系，区域间的独立性较为显著。

孙波研究员最后精炼总结了回顾了各发言人的主要观点和议题，并且指出本次分论坛报告的内容兼具区域性、历时性，全面、丰富，对各个区域之间的特殊性和区别，需要进一步把握。各个区域的新发现层出不穷，是提供新认识和深入研究的基础。孙波研究员强调，如何立足考古材料、认识考古材料、将考古材料同出土情境、本地传统相结合，是下一步研究中的重点。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