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秋季学期第七讲《西南地区考古考古问题——从青铜时代到汉唐时代》在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主讲。

图1 孙华老师主讲

图2 讲座现场

一、前言：西南考古的研究范畴与重要问题

西南地区是较为古老的地理概念，先秦时期的“九州”观念中，“梁州”即涵盖了现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大部。汉晋以来，西南地区在地方治理中称梁州、益州或梁益等州，而随中央王朝边境消长及实际控制区域称“巴蜀”与“巴蜀徼外”，或统称为“西南夷”，至明代已有明确的“西南地区”概念。随着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现今西南地区主要包括川、渝、滇、黔、藏五省区，然考虑到历史自然地理与文化传统，考古研究中的西南地区还应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安康盆地等，以及桂西北地区一角。

就自然地理而言，西南地区是世界屋脊所在，是纵贯东南亚及南亚的礼社江－元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贾母纳河－恒河）等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是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发源和流经之地，复杂的地理结构和气候环境造就了该区域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尤其是青藏高原东麓边缘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地处“藏羌走廊”、“藏彝走廊”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腹心，自人类起源的萌芽阶段即为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区域。稻城皮洛遗址所见南方大型砾石工具、西方阿舍利技术与北方细石器和小石器三种石器文化共存的现象是该区多种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汉源高家地墓葬中细石器与青铜时代早期的陶器共出亦展现了北方文化对西南地区的长期影响。

图3 西南地区自然地理分区图

西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及其历时性变化，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课题和复杂的研究内容。针对长时段、多维度的研究课题，孙华老师提炼出以下9个重要问题：

（1）旧石器文化的传播与人类的迁徙

（2）马家窑文化南下与西南新石器文化的格局

（3）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兴起后对周边的影响

（4）秦灭巴蜀与汉兴于巴蜀与两种文化现象

（5）汉晋王朝对巴蜀徼外经营的考古学观察

（6）六朝时期西南区域文化变化与移民背景

（7）西南唐宋与秦汉文化格局的相似性原因

（8）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西南山城与窖藏

（9）西南土司遗址与土司建筑的考古学问题

孙华老师特别强调，在进行政治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时，必须在深入分析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探讨。他通过比较秦朝灭亡巴蜀之后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汉朝在巴蜀地区兴起后巴蜀文化遗存的急剧减少，揭示了考古学文化现象与历史文献记录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本次讲座以“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和“汉晋王朝经营西南的考古学见证”两大问题为中心，系统介绍重要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

二、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1.西南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

西南地区是中国青铜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明清时期“滇铜”和“黔铅”一度成为国家最重要的金属资源。然而，西南早期文化鲜见青铜冶铸或铜器使用的迹象，仅能从三星堆遗址出土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白陶卷云伞状器及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推测，四川盆地进入青铜时代或许追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向南的云贵高原地区，则大致在商代及以后通过“半月形传播带”等途径掌握了青铜制作技术。滇东黔西的鸡公山文化、滇中滇池地区的兴义村文化及滇西洱海地区的白羊村文化中，均发现耳饰、有段锛和凿等小件铜器。晋宁古城村遗址中出土的有领铜璧，则可能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图4 三星堆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因素器物

2.巴蜀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

广义的巴蜀地区包括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由于靠近古代中国的中心区域，受到商文化或商文化地方类型的影响，该地区在商代中期偏晚阶段迅速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典型代表就是汉中盆地的宝山文化与四川盆地的后期三星堆文化。

汉中盆地青铜器集中出土于城固和洋县一带，时代可大致分为殷墟早期、殷墟中期和殷墟晚期三个时期，以殷墟中期数量最多。铜器的空间分布随时代同步变迁，最早器群位于西北侧的城固龙头，最晚器群位于东南侧的洋县张村，其余位于二者之间，时代亦然。器物具有多元文化面貌，青铜容器为中原体系，器型以尊、瓿、罍占绝大多数；人面饰、兽面饰则具有关中地区文化因素，尖顶铜泡等或为地方特色；璋形器、眼形器等则常见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二者或具有相同的礼仪制度与观念，孙华老师据此推测此时三星堆的势力已扩展至汉中盆地。

四川盆地的早期文化大致经历了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650年间的的宝墩文化晚期或鱼凫村文化时期，古城林立的成都平原逐渐兼并整合，最后形成了唯一的三星堆城和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系成都平原本地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等外来因素结合而成，青铜业不发达；晚期受到长江中游传入的商文化青铜冶铸技艺的影响，青铜器显著增多。三星堆文化发达时期，四川盆地及周边除三星堆城外鲜见大型聚落，这时期的遗址数量少且分布稀疏，可推知三星堆国家是以军事征服和资源掠夺为基础，原始宗教气氛浓厚而治理模式相对原始的王国。至三星堆文化末期，“辨发”世俗贵族与“笄发”宗教贵族或爆发了激烈冲突，胜利者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迁移至金沙建立新的中心都邑，并与长江中游族群共同发展出十二桥文化，该时期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使得新兴聚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文化影响范围东至峡江地区，北抵岷江上游山区，南达云贵高原北部。十二桥文化晚期是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相对缺乏的“空白期”，估计属于古蜀传说中的“蒲卑时代”，这一时期水患频繁，古蜀国都于郫邑，至开明时代蜀国第五代开明王才迁都于成都。开明时代蜀国的统治阶级或来自长江中游，其在吸收楚文化等外来因素的同时，推进四川盆地的开发与对外经营，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明。此后巴蜀文化在秦灭巴蜀后达到鼎盛，并延续至西汉初期。

3.云贵高原多样的先秦文化

对云贵高原地区，孙华老师以滇、夜郎、昆明、邛都、哀牢几大文化圈为线索，对重要考古遗址与文化谱系作了详细梳理和解读，并立足考古学材料展示了先秦时期该区域的文化分布与整体面貌：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晚期新石器文化、早期青铜文化和晚期青铜文化，后者通常经历了向铁器时代和汉文化转变的过程。

图5 云南高原各文化圈分布示意图

滇文化圈。滇池是云南高原上最大的湖泊，先汉时期滇池周围坝区广阔，分布着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石寨山文化遗址和墓地。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尤其以云南通海县兴义村遗址、晋宁古城村遗址、河泊所遗址的发掘为代表，揭示了云南高原腹地史前文化自海东村文化、兴义村文化至石寨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并为认识云南高原青铜时代各区域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夜郎文化圈。川滇黔之间以昭鲁盆地为中心的地区，近年通过对贵州威宁县中水地区系列相关遗址和墓地的发掘，结合云南鲁甸野石山等遗址的材料，基本掌握了该地区自青铜时代的鸡公山文化起，通过野石山类型的过渡遗存，再到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银子坛/可乐类型遗存，最后到秦汉两晋时期的文化发展进程。基于文献记录的牂柯、且兰、夜郎、滇的位置关系，推测滇东黔西地区可能即夜郎所在，夜郎的中心可能就在云南曲靖盆地而非贵州。

昆明文化圈。通过大理银梭岛遗址的发掘，结合宾川白羊村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的资料，通过地层关系和器物比较，并参考测年数据和其他年代信息，洱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过程已基本可辨，大致历经了星光村文化—白羊村文化—金梭岛文化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在西汉以后逐渐成为汉文化的分布区域。

邛都文化圈。滇东高原北端的四川凉山州地区，自然地理上属于云南高原在金沙江北的延伸，从文化上来看与滇西洱海地区关系密切。文献所载的“邛”“笮”或为该区域的邛海盆地与盐源盆地。盐源地处云南高原北缘和青藏高原东缘，是历史时期军事征伐的重要路线，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亦确证了该区为古文化传播和族群迁徙的重要节点。通过对皈家堡和老龙头遗址的发掘，并结合已有资料，基本厘清了凉山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过程，自公元前3千纪开始，主要经历了横栏山文化、咪咪朗等遗存和大石墓遗存的大致序列，或者说经历了皈家堡文化—高坡/辛庄文化—老龙头文化三个发展阶段。

哀牢文化圈。云南保山地区博南山以西以南区域，属澜沧江流域，或为文献记载哀牢人的活动范围。昌宁大甸山遗址年代在春秋至东汉时期，应属古哀牢人的文化遗存。

三、汉晋王朝经营西南的考古学见证

孙华老师通过文献记载，分阶段解读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夷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并结合西南夷各区域的考古学材料给予印证和拓展，梳理出西汉以来西南夷逐步被纳入汉文化版图（汉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滇人汉化、汉民移入）的历史进程，展示了生动的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图景。

战国中期前后，楚国即已开始经营西南的尝试，文献有“楚得枳而国亡”和“庄蹻王滇”的记载，但迄今在云南高原腹地未见楚文化因素的遗存，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

秦汉王朝对云贵高原的开发始于秦代，《史记》中有秦常頞通“五尺道”的记载，但目前所见秦人遗存最南至于川滇交界的水富张滩等处，秦通“五尺道”之说也还需要验证。西汉早期为经略南越，唐蒙开通了从僰道至夜郎牂柯江的“西南夷道”，以后司马相如又开通邛、笮等地的“灵关道”。武帝时期，尽管通往印度的“身毒道”开发失利，汉王朝对云贵高原的控制已明显增加，元封二年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立益州郡，影响范围延伸至澜沧江以西的保山地区。在中央王朝能够有效行使治权的云南昭鲁盆地、曲靖地区和滇池地区，西汉中期起汉文化因素逐渐增加，至西汉晚期已出现较单纯的汉文化系统墓葬。

西汉王朝在滇西地区的统治可能并不稳定，一方面本地豪酋对属民仍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进入该地区的汉移民数量还较少。东汉前期，可能与“哀牢内附”等历史事件有关，云南地区的汉文化因素陡增。以两汉益州郡的中心滇池及其邻近地区的墓葬为例，星云湖-抚仙湖盆地的江川李家山墓地，汉武帝前的第一期几乎不见汉文化因素器物；西汉中期至两汉之际的第二、三期，尽管还是以本地石寨山文化器物为主，汉式器物却已经出现；而东汉前期的第四期，当地文化因素骤然减少，代之以汉式器物占主导。滇池地区东北部的羊甫头墓地中的汉式墓葬，年代在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为汉移民墓葬的典型代表。滇东南的广南牡宜遗址或为勾町国中心都邑与汉勾町县的治所，是一处既具中原文化因素又有西南地方文化特色的、规模宏大的汉代复合文化遗址，反映了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汉王朝经略西南夷地区的物质证据。

东汉中期，尤以章帝建初元年平叛哀牢以后，滇西地区的汉移民数量逐渐增多。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整个益州郡24县编户仅8万余，口58万余；而至东汉晚期，仅原益州郡西部永昌郡8县就已编户23万余，口近190万。体现在考古材料方面，苍洱地区鲜见东汉中期以前的汉式墓葬和器物，典型汉式砖室墓和随葬器物不早于东汉晚期，纪年墓砖的最早年代为汉灵帝熹平年间。总体而言，东汉中晚期至西晋，中央王朝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全面控制。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文化统一性特征，整个川渝云贵地区，普遍发现相似的汉砖汉瓦、砖墓崖墓、汉式器具、汉碑汉刻等汉文化因素遗存。这种文化统一现象甚至延伸至西南边远地区，如中缅边境亦能发现与成都平原类似的墓葬和器物。

四、余论：六朝时期西南文化变迁与移民背景

六朝时期，西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剧变，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该时期四川盆地的墓葬骤然减少，不少墓地出现中断，大型崖墓消失代之以数量较少的小型崖墓，文化整体跌入低谷；二是云南高原的邑聚和墓地大多消失，仅滇东北地区见有少许大墓；三是贵州高原在西晋之后文化发展出现缺环，除近年发现的大松山墓群外几不见南北朝至隋唐的遗址和墓地。这些文化现象反映了六朝时期西南地区剧烈的政治动荡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三国以后除西晋早期的短暂统一，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在此背景下，汉夷结合的地方势力以爨氏等南中大姓为首，与中央王朝派遣官吏发生冲突，导致汉晋文化分布区的收缩，滇西、滇中地区的汉晋文化可能减退或甚至消亡。原选址于平川的州郡治所无险可守，汉晋官民纷纷将邑聚从平川迁徙至附近山上。益州郡治滇池县东汉末期自山下的河泊所遗址迁至石寨山上，牂牁郡城即贵州安顺宁谷遗址，三国时期在河谷区域旁边小山头修筑了新的石城等现象，应是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反映。

六朝时期西南地区的移民研究是考古现象与历史文献充分结合、相互印证的典型案例。西晋晚期，相较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四川地区相对安定，因而吸引陕甘流民南下就食。流民入川后，与四川土著发生矛盾，随着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四川土著十余万户在首领杜弢的带领下，离开故土东迁至荆湘。四川土著东迁后，四川空虚，成汉政权因而推行“引獠入蜀”的政策。獠人本居牂柯郡，即今贵州一带，十余万獠人恰好填补了东迁四川土著的空白。关陇流民入川—四川土著东迁—贵州獠人北上，就是这一广域内多族群迁徙的联动反应。这种反应导致四川族群结构的变化，因而才有上述文化现象的出现。

本文已经孙华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方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