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2日晚，由“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资助的“德斋讲堂”第一讲《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古代木棺研究》在红五楼5201室举行，讲座由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USM）全球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谢明顺（Professor Stephen Chia）教授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主持。

谢明顺教授主讲

谢明顺教授主要介绍了马来西亚、东南亚和中国古代崖洞墓的发现、年代测定和分布情况，重点讲述了马来西亚婆罗洲地区崖洞墓的研究现状，包括遗址分布、年代测定、棺木类型和风格。 此外，谢教授还讨论了与古代崖洞墓相关的各类文物、崖洞墓的埋葬背景和解释，并从人类学视角展现马来西亚婆罗洲至今仍沿用崖洞墓埋葬传统的当地社区传统。最后，谢明顺教授讨论了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和中国发现的古代悬棺遗址，以确定其文化联系或关系、年代测定以及东南亚和中国古代悬棺葬传统的可能起源。在此基础上，谢教授提出了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针对悬棺葬传统的对比、古DNA分析等合作研究的意向。

一、马来西亚木棺文化

马来西亚沙巴州（Sahah），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发展过程，其城市和发达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其早期文化多由菲律宾南下传入。

马来西亚沙巴州悬棺遗址的分布情况

（采自Chia, S. M. S. (2013) ‘Wood Coffins in Kinabatangan’, in Wood Coffin Burial of Kinabatangan, Sabah. Pulau Pinang: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for Centre for Glob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11）

二、木棺遗址类型、年代和埋葬方法及所涉及到的信仰、社会制度、民族礼仪和仪式

沙巴的古代崖洞墓主要分布在沙巴东部地区，其中一些悬棺遗址包括仙本那（Semporna）的波德加亚岛（Bodgaya）和美兰塔图图（Melanta Tutup），古纳（Kunak）的瓜西比特（Gua Sipit）、马代（Madai）、巴图龙（Baturong）和卡本纳托克（Kabun Natok），以及京那巴当岸（Kinabatangan）的巴图图鲁格（Batu Tulug）、巴图巴洛斯（Batu Balos）、米亚西亚斯（Miasias）和巴图苏普（Batu Supu）。其中，悬棺遗址最集中的地方是京那巴当岸干河沿岸，其悬棺经放射性碳测定可追溯到距今1000年前。

目前，考古研究在京那巴当岸和丹革（Tongod）记录了许多包含数百具木棺的洞穴和岩棚，总面积为10936.73 平方公里。其中 Agop Batu Tulug 记录了 125 多具完整的棺材、棺材的一半和碎片，而 Batu Supu、Sapa Tareng、Batu Supu Besar、Agop Sarupi 和 Miasias 发现了数百具完整的棺材、棺材的一半和残余物，还发现了棺材杆、木托盘、人骨以及各种文物，如木桨、陶瓷、金属制品和珠子。京那巴当岸中的几座石灰岩山丘和建筑群曾被双溪人（Suigei）用作悬棺葬地。当地悬棺部分采用悬棺葬，部分采用崖洞葬，发展至后期，由于空间问题，还出现了修建专门的木屋用于放置木棺。一个崖洞内通常放置多个木棺，数量多者达上千，其年代大致为距今500至1000年。男性和女性墓主所用木棺是有区别的，男性墓主的木棺头部会雕刻为兽首的形象，如牛首、鹿首、鳄鱼首、猴首等；女性墓主的木棺则多为素面。级别较高的墓主木棺表面刻有花纹，多为动物纹饰，部分刻有简易的人形纹饰，其装饰相较于中国发现的悬棺装饰更繁复华丽。木棺的规格尺寸越大，其头部部分高度越高，代表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越高。因其形式与环境，崖洞墓人骨保存状况不良。但得益于当地盛产的木材硬度高、遇水不烂的特性，多数棺体保存状况良好。随葬品数量较少，多为包括陶罐在内的陶器，有研究者认为应存在金器随葬行为，但目前尚未见到相关发现，可能与被盗掘有关。

沙巴州立博物馆展出的两个木棺，头尾有水牛头（采自Chia, S. M. S. (2013) ‘Other Wood Coffin Sites in Kinabatangan’, in Wood Coffin Burial of Kinabatangan, Sabah. Pulau Pinang: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for Centre for Glob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57.）

崖洞墓所处的地理环境通常位于悬崖、山谷，动植物繁茂，多有鳄鱼、猴子出没。当地信仰回教，传说古时与鳄鱼签订了条约，互不侵犯，因此当地崇拜鳄鱼，会把鳄鱼头雕刻在悬棺首部，并认为鳄鱼不会伤害墓主。当地还有一条关于悬棺的传说广为流传：一位大臣的妻子在其外出时因病过世，他发现后过于悲痛，将自己与妻子用绳子绑在一起，在山洞中吹奏了七天，最终气绝而亡。人们将他们合葬入棺并放置在山洞内。在考古中也发现了夫妻合葬的现象。夫妻合葬的悬棺相较于单人棺尺寸更大，夫妻二人首尾相连放置在棺中，其长度达到两人多长。京那巴当岸谷地区域仍有许多未被记录的遗址和木棺。这是因为位于京那巴当岸其他地方的众多洞穴或山丘在2007 - 2010 年尚未进行调查。这些地区的棺材遗址以及沙巴其他地方的棺材遗址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和研究。

京那巴当岸的双溪和毛律（Murut）社区至今仍沿用这一传统，而沙巴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海岸，并无此传统，说明木棺埋葬在沙巴东海岸的传播范围有限。现在大多数双溪人都是穆斯林，也有少数基督徒和一些异教徒，他们大多数保留了悬棺葬的传统。双溪人视葬礼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聘礼是两匹悬棺。双溪人相信只有办葬礼才算死亡，葬礼时要把尸体运到山上，象征升入天堂。然而，19 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入以及京那巴当岸山谷外各种文化影响的涌入，这种埋葬传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京那巴当岸河谷的社区不再将棺材存放在洞穴或岩棚中，而是将其埋入坟墓或放置在特殊的房子里。这可能是由于适合存放棺材的洞穴、岩棚或岩石区域的稀缺，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渗透改变了传统的棺材埋葬方式、形状和装饰图案。

除了上面提到的长方形悬棺，在尼亚（Niah）等地还发现了船形悬棺，其年代约为距今1000年，与菲律宾发现的悬棺形制类似。由此推测此类船形棺是由菲律宾南下，由东部海路传入。这类船形棺中发现多人棺，用于埋葬整个家族其中墓主多达7至8人，其使用延续年代也长达百年。

三、东南亚和中国木棺遗址的讨论和比较

关于悬棺的来源，部分观点认为马来西亚地区的悬棺葬传统源于中国明代，在郑和下西洋时传入。对此，谢明顺教授认为东南亚崖洞墓传统应来源于汉代百越。在沙巴东海岸、马代、仙本那、瓜尼亚（Gua Niah）和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遗址中发现了木棺。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如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Sulawesi Island）也发现了类似的木棺埋葬传统。在菲律宾的巴拉望（Palawan）、班乃（Panay）和萨加达（Sagada）；越南的东霞（Dong Xa）和延白（Yen Bac）；泰国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木棺埋葬。除了东南亚，中国湖北、江西、福建、四川和云南等地也发现了棺葬文化遗址。目前发现最早的悬棺位于中国，在广西武夷、四川、云南等地有发现，其年代约为距今2000至3000年（汉代）。根据目前发现的分布状况，谢明顺教授认为东南亚悬棺传入的主要路径为东西两条：西部从中国经过越南、泰国，到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东部从中国云南、四川、武夷山脉经过菲律宾的萨加达（Sagada），到达马来西亚沙巴州和印尼的塔纳托拉雅（Tana Toraja）。

所有这些发现表明，木棺埋葬传统不仅限于沙巴东海岸，还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和中国。因此，对沙巴东海岸的木棺遗址与中国、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木棺遗址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广泛地了解这一独特传统的起源、迁移路线和文化传统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了解沙巴及其他地区木棺埋葬的分布、起源和传统关系提供更多的启示。

四、以往的研究工作

中国南部和泰国北部木棺习俗的母系遗传视角示意

（引自Zhang, X. et al. (2020) A Matrilineal Genetic Perspective of Hanging Coffin Custom in Southern China and Northern Thailand. iScience. Apr 24;23(4):101032.）

2020年发表的《中国南部和泰国北部木棺习俗的母系遗传视角》一文，聚焦于中国云南和泰国北部木棺埋葬遗址的考古研究，通过从13个遗址收集样本，运用放射性碳定年和古代DNA分析方法，对41具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进行分析，发现南方人群悬棺葬的遗传多样性高于北方，推测悬棺起源于约 3600 年前的中国南方。研究还表明悬棺人群与现今亚太群体有遗传联系，与南方人群尤其是达义人群亲缘关系密切，其根源可追溯至古代“百越”部落，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化同化为主。尽管研究存在地理采样限制和母系遗传数据关注的局限，但为理解悬棺人群遗传遗产和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视角。
根据古DNA研究，汉代亚洲东南部的人群流动也产生了更多问题和讨论方向：中国、东南亚的悬棺传统起源，及其传入方式；沙巴州发现的悬棺类型和装饰与东南亚、中国的差异性原因；及婆罗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和中国的棺葬传统之间的联系及异同性。讲座后，参与讲座的老师、同学与谢明顺教授针对马来西亚地区洞穴发掘、东南亚悬棺葬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等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最后，沈睿文院长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提出本次讲座对东南亚的悬棺葬形式进行了分布状况、年代的细致介绍，并由此推测汉时期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人群流动问题，其中涉及了人类学、民族学、古DNA分析等研究方法，希望此后能与谢明顺教授及其团队开展更全面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沈睿文院长与谢明顺教授互相赠书

撰稿：周恺歆

摄影：周恺歆、单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