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田野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在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习起，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建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培养学生将动手动脑与学科最前沿的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获评项目高达34项。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项目有15项。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和VR技术的新运用，在新时代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北大力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沈睿文）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赵昊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三星村，东距广汉市区约7公里，南距成都市约40公里。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庞大的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东西长5～6公里，南北宽2～3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

三星堆遗址位于先秦时期的古蜀国中心区域，但在传世文献中，战国时期以前的古蜀国多是以一种模糊的史影状态出现，其史迹皆属古史传说的性质。较为有据可循的叙述来自于晚商和西周时期的甲骨文。依甲骨记录，商王朝和周王朝都曾征讨蜀人，表明在当时的四川盆地确实已经存在一支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然而，这些甲骨文依旧为外源性的叙述，而来自于蜀地本身内源性考古学证据的出现，则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直接相关。

1929年，四川广汉太平场村民燕道诚在其家附近发现约三、四百件玉器。后在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于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获得了玉石器、陶器残片等600余件文物，由此迈出了对于古蜀文明开展考古学探索艰难的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四川地区考古机构的逐渐建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逐渐密集起来。1956年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初次田野调查。1963年，冯汉骥先生组织了对月亮湾地点的正式考古发掘，并将所获文物命名为月亮湾文化。自1980年起，考古工作者对因砖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连续开展了6次发掘，由此将整个遗址区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提出“三星堆文化”的概念。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号青铜神树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当年7、8月间，三星堆K1和K2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其中出土的高密度的、前所未见的各类遗物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此，三星堆遗址成为研究古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明的焦点性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K1、K2两座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和象牙。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有神面像、人面像、人头像、大型立人像、跪坐人像、眼形器、爬龙柱形器、虎形器、尊、罍、盘、铃等，同时还出土有神树、神坛等结构复杂的青铜器。其中对于人类形象的刻画极具独特性。如青铜大立人像，头戴花冠，左衽长襟，立于双层方座之上，与真人大小相近。在K1和K2中出土的金器有杖皮、面罩、虎形饰等。其中，杖皮由纯金箔包卷而成，其上装饰有人头和鱼、鸟等图案。此外，在K1和K2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玉石，有璋、戈、琮、璧、瑗、环等。

三星堆K2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不少器物都暗示在晚商时期蜀地与中国其他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例如，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两件青铜牌饰，总体呈拱瓦状，表面具有镂空装饰，并在空隙间镶嵌有绿松石。这种器物，目前主要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另在甘肃天水地区有个别发现。此外，祭祀坑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大型青铜尊、青铜罍也都与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遗存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

除三星堆祭祀遗址外，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整个三星堆城址区的考古工作也不断取得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先后确认了三星堆外城、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三座嵌套型城圈。此外，2012年至2015年，在城北青关山台地开展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根据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及周边遗址进行的大量考古工作，已可以确认三星堆城址群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中心性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而根据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与中原夏商文化相似的因素，基本确定三星堆文化一直从夏代晚期延续到商代末年或商周之际。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带冠纵目面具

在三星堆遗址几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北京大学以及北大考古所培养出的一大批考古学家都将汗水挥洒在这座沉睡了三千年的遗址上。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在《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等著作中对三星堆遗址在中国青铜时代文明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关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长期从事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神秘的王国》等代表性著作对三星堆文化的文化谱系、以及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北大考古的杰出校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殿增先生和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先生等老一辈考古学家，更是以长期的坚守，在田野一线探寻着隐匿于历史迷雾中的古蜀文明。

2019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当年11月2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勘探与发掘”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发现K3祭祀坑。随后又相继确认了另外5座不同规模的祭祀坑的存在。至此，共新发现6座祭祀坑，编号K3-K8号坑。2020年冬，三星堆祭祀遗址区的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是继1986年发现此处重要考古遗存35年后，再次探索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重大考古工程，也引起了公众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一轮三星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北大1980级校友雷雨先生担任总领队，冉宏林、黎海超、徐斐宏、许丹阳、马永超、赵昊等一批直接肩负着田野一线工作重任的青年考古人，也都是新生代北大考古毕业生。

北京大学K8祭祀坑发掘团队部分队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该项目伊始，就主动发挥自身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方面的优势，派出了以孙华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参与项目的方案论证、技术评估。在发掘工作方面，北京大学主要负责了K8祭祀坑的现场发掘工作，该坑的发掘由赵昊副教授负责。8号坑长5米，宽3.8-4米，是三星堆所发现的8座祭祀坑中体量最大的一座。经过近8个月的发掘工作，K8祭祀坑内已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铜、金、玉、石等各类文物，其中一些是三星堆文化中首次见到的器类。目前K8祭祀坑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北大团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兄弟单位一道，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完成K8祭祀坑的发掘工作。此外，在研究工作方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冶金考古专家陈建立教授正在领衔开展对新出土金属遗物的制造工艺分析和矿料溯源研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年代学专家吴小红教授团队则承担了此次三星堆遗址的系统性碳十四测年工作，以解决长期以来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的争议。

K8祭祀坑近期全景照片

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大学团队负责的K8祭祀坑视察工作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指示，三星堆遗址的工作不仅仅是研究古蜀文明的一项科研课题，同时也成为探索新时期中国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发展方向的前沿阵地。在新一轮的发掘工作中，大量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新技术充分融入，全国数十家研究院所的协作配合，公共媒体的高度关注，都使得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在成为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新起点的代表性工程。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北大考古人，也将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承担起三星堆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史责任，因为每一位项目参与者在内心深处对于这项工作重要性与意义都有着准确的认识——这是党的嘱托、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