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暨德斋讲堂第36讲《信仰的形状：宗教学视角下的考古》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程乐松教授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是面向考古领域师生的跨学科命题分享。讲座伊始，程乐松老师谈到，从宗教学研究的意义上来说，考古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宗教学研究除了文献证据之外，高度依赖物质证据，而考古所提供的物质证据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阅读考古报告也成为宗教学者研究中需要面对的重要内容。

考古学者几乎为所有其他人文学者提供了对历史遗存的最初命名，这种命名权意味着相应的责任。考古人对器物的器型、材质、出土位置、地理分布的判断与命名，会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甚至限制人文学者在观念意义上的讨论。早期宗教学研究更依赖文献，而随着学科发展，越来越多的宗教学者开始依靠物质性、实物性的资料为研究提供支撑，因此考古学者的命名直接决定了学界如何理解历史现场中人们处理生死问题的方式以及对超越世界的认知，如何理解地下世界建构中的功能性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物类型与材质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地理或人口史相互印证，提供信仰变迁中的核心内容。程乐松老师希望以宗教学者的视角，分享如何看待与利用考古证据，搭建宗教学与考古学的对话桥梁。

一、宗教学与信仰之间：一些概念的澄清

程老师首先对宗教、信仰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宗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多信仰环境下对比的产物。单一信仰中，人们仅将自身信仰视为超越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唯一真理描述，只有不同信仰的群体相遇，人们遇到“信仰的他者”时，宗教的概念才得以成立。

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个体可能只接触过一种宗教性内容，传统社会的基层信仰空间没有明确的边界感，中国南方等地区的信仰实践尤为典型，人们不会严格区分不同信仰体系，庙宇中会将佛陀、老子乃至其他神圣人物共同供奉，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基于信仰的高效率实践，也是多信仰并存的直观体现。只有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才将神圣与世俗进行清晰的呈现。

如果将神圣与超越性进行区分，神圣指的是超越世界空间中的真理性，而超越性则包含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控制的一些神秘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欧洲中世纪记忆里的巫术、炼金术等，它们超越了日常生活经验，却并不代表神圣。在最初的宗教学研究里，研究者对宗教传统做出过界定，宗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间与神圣勾连在一起的，并且与世俗生活有明确区分的领域，这样的界定更适用于西方社会，在教堂内外可以形成清晰的神圣与世俗分界。

不同于西方宗教传统强调信仰的单一性和排他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信仰往往没有边界性，产生了特有的、弥漫性的圣与俗的讨论，世俗中的人物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与贡献被神圣化，关羽从厉鬼信仰逐步成为人们尊崇的神祇，就是典型的表现。个体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展开生活，过去关于神圣世界与超越世界的总体性描述在现代社会中被零散且个体性地完成了再次附魅。因此，宗教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多信仰的共存以及我们对世俗化及信仰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与张力而被提出的。

从概念内涵来看，信仰是超越性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介入，以及持续的代偿方式。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附加于生活的工具，而是完全浸透到生活意义与行动方式之中的存在，信仰会从根本上改变个体的生活价值、行为逻辑与认知方式，成为生活的组织方式。在对信仰与宗教进行研究时，很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抽象误区，研究者会不自觉地对信仰进行标签化、本质化归纳，这样的做法会消解信仰本身的实践性与真实性。近代宗教学中的历史主义、线性进化史观，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核心，将人类文明与信仰形态进行阶段化、地理化的线性划分，为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这样的理论框架并不适用于中国本土信仰研究。信仰与迷信也有着明确的区分，信仰在认知层面是清晰的、具备理性的，只是不够精确；而迷信是盲目轻信与认知缺失的表现。宗教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在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不同信仰群体之间建立理解与共情的桥梁，理解信仰者心中的真理。

二、考古：地下的、物的世界

在宗教学者的视角中，考古是对地下遗迹的发掘与解读，是打开被埋藏起来、等待揭秘的历史和行动现场。考古学者的核心工作，是在清理遗迹的基础上，完成对器物与空间的解释性叙述，对出土器物进行命名、功能判断、组合分析，这是对地下世界的第一次意义赋予，也是人文学界解读历史信仰的起点。

古人构建墓葬、祭祀遗址等地下世界，核心动机是面对绝对陌生的死后世界的焦虑，因此希望通过物质遗存与空间建构，在未知、无序、黑暗的死后世界中建立起可控的秩序，以此缓解对死亡与未知的焦虑。地下世界中的所有器物与空间布局，都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被刻意摆放、刻意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当时人们的信仰观念与精神诉求。

考古证据对于信仰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传统宗教学研究高度依赖文献，但官方史书对信仰的记载存在明显偏向，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实践记载极为稀少；而宗教自身的文献带有强烈的信仰色彩，充满超自然叙事，不符合客观史学的规范，宗教史的书写往往只能依靠零星的周边记载进行拼凑与猜测。

考古所提供的物质性证据，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遗存，能够弥补文献的缺陷与不足。考古遗存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现场中人们对生死、超越世界的理解，构建地下世界的功能体系，同时通过器物的分布密度、地域差异、材质变化，直接印证信仰的迁徙与变迁过程。考古发现虽然存在偶然性与碎片化的问题，依赖发掘时机与运气，但依然是信仰研究中直接与可靠的实证材料。

从研究规范来看，考古学的研究需要满足结论单一性与叙述连贯性两大要求，结论单一性要求在现有证据下形成明确的研究结论，叙述连贯性则需要依靠类型学来保障，这也是考古类型学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但这样的研究规范，也容易让考古学者在解读遗存时，忽略信仰层面的复杂性，仅仅聚焦于器物的形制、年代、功用等表层信息。

三、象征之林与匠人手艺：命名、解读与遮蔽

地下的物质世界如同象征之林，每一件器物都是带有隐喻与象征意义的符号，而这些器物的诞生，离不开匠人的制作与手艺，同时考古学者的命名，又对器物的解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也带来了相应的遮蔽。

地下世界是象征性的器物与仪式性的行为构造的空间，以隐喻和物理性的方式表达观念。中国古代墓葬中的明器并非日常实用器具，而是通过尺幅缩小、意象简化、结构重构，以象征的方式营造死后世界，这与石泰安讲述东亚盆景的象征逻辑高度一致，都是用可观看的物质形态完成观念的表达。

完整解读地下的象征空间，需要兼顾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隐喻和象征的单个器物，其次是器物组合所构成的空间秩序与结构，最后是空间内部所建构的仪式化过程，只有将这三个层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还原地下世界的信仰意义。宗教学者解读考古器物，主要依托物的规模化与重复性。成规模、高频次出现的器物，不是个体艺术观念的表达，而是代表被广泛接纳的信仰观念。此外，物的制作与流转线索，可以反映信仰的传播与扩散路径。

考古学者拥有对器物、遗迹的首次命名权，在命名之前已经完成了发掘、价值判断、筛选三步工作，从而筛选出自身认为重要的遗存进行命名与解读。考古学者的命名如同黑暗世界里的射灯，直接决定其他人文学者的研究视野，命名的结果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知，影响学界对器物信仰属性、功能意义的判断，甚至会出现命名终点被当作解释终点的情况。命名在提供解读框架的同时，也会产生明显的遮蔽效应。考古类型学追求叙述的连贯与结论的统一，容易简化器物背后的信仰复杂性。若考古学者需要宗教学常识，以防混淆不同信仰属性的遗存，出现标签化误判。

四、从文本到器物：想象与猜测之间

信仰研究始终需要在文本与器物之间寻找平衡，宗教文献多为理想化的规范性文本，而考古器物是真实的信仰实践物证，研究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现场，只能在文本与器物之间，依靠合理的想象与严谨的猜测逐步接近真相。

宗教文献，尤其是道教、佛教的经典与仪式文本，大多是规范性文本，这类文本的核心作用有两个，一是理想化地规定信仰实践；二是批评现实中不符合规范的信仰行为。繁复的文本与信仰实践存在巨大差距，以道教炼度仪式为例，仪式文本的规范极为繁复，但在实际操作中，道士会根据场次、时间进行弹性调整与简化，仅保留家属能够理解、认可的核心象征环节，并不会完全按照文本规范执行。因此，文献记载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真实，不能仅凭文献还原信仰实践。

考古器物则是信仰实践的直接物证，它所呈现的是古人真实的信仰行为、仪式操作与观念认知，能够还原文献中缺失的现实场景，弥补文献的理想化、虚构性缺陷。在道教研究中，考古证据让道教信仰呈现出立体化、时空化的特征，不同区域的墓葬器物、图像差异，能够呈现道教信仰的地域流转与区域差异，让学界跳出文献，看到道教信仰的真实传播与实践形态。

在以考古器物研究道教的过程中，存在两个极易陷入的认知陷阱。第一个是标签化陷阱，将带有天地纹饰、符箓、镇墓文的器物直接归为道教遗存，混淆了本土泛信仰传统与道教专属信仰；第二个是认为本土信仰的广泛存在是道教发展的结果，实则道教是对中国本土传统信仰的整合与二次利用，这也是道教信仰体系复杂多变的核心原因。

由于历史现场无法复原，信仰相关的研究者都是在面对沉默的历史遗存，无法向古人追问器物的真实意义与制作初衷，因此想象与猜测是信仰研究中必要的方法，但要以考古器物为实证基础，以文献记载为参考依据，试图还原古代信仰的真实形态。

五、考古何以需要宗教学的视角？

考古研究并非只需要关注器物的形制、年代、功能等物质层面信息，对于墓葬、祭祀遗址等承载信仰意义的遗存，宗教学视角是不可或缺的，考古学需要宗教学的视角，核心源于考古学者所拥有的命名权，以及物质遗存本身的信仰属性。

考古学与宗教学需要互为入门、互为支撑，考古学者需要补充基本的宗教学常识，了解宗教的基本特征与仪式逻辑，在面对遗存时，主动结合宗教学视角进行解读；宗教学者需要学习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将物质证据与文献经典结合，摆脱单纯的文献依赖，提升研究的实证性。两学科研究者应各自成为对方的入门和入手处，通过跨学科协同，还原“信仰的形状”，揭开古代精神世界的真实面貌。

纪要撰写+摄影：李苏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