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0日至5月11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九至十三讲在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101举办，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特聘院长耿铁华教授应邀作高句丽考古系列讲座。
耿铁华教授主讲
同学们认真倾听讲座
第一讲 高句丽考古研究综述
4月20日晚，系列第一讲《高句丽考古研究综述》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
讲座首先介绍了高句丽的历史背景与族群来源。高句丽族群属于先秦至两汉时期文献中的“秽”“貊”系统，其活动区域大体位于今吉林、辽宁东部及朝鲜半岛北部。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设立乐浪、玄菟等四郡，高句丽早期活动已被纳入汉代边疆治理体系之中。“高句丽”最初既是族名、国名，也是玄菟郡属县名称，这表明其部族历史与汉代政治、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在都城演变方面，高句丽先后建都于纥升骨城、国内城和平壤。其中，国内城时期延续时间最长，也是高句丽发展的关键阶段。高句丽都城普遍呈现“平原城与山城结合”的结构特征，五女山城、丸都山城等遗存均体现出其高度重视军事防御的都城体系。
在学术史部分，耿铁华教授认为高句丽近代研究的起点可追溯至光绪三年（1877）好太王碑的发现。随着清末东北地区逐渐开放，大量高句丽遗存重新进入学术视野。好太王碑的清理、拓印与传播，使高句丽历史首次以实物资料形式受到近代学界关注。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通过碑刻释读与文献考证，推动了高句丽研究的早期发展，也奠定了文献、碑刻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研究传统。
讲座随后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调查与发掘工作。1935年，金毓黻赴集安开展实地调查，对通沟城、山城子山城、好太王碑及壁画墓进行了测绘与记录，其工作已具有近代田野考古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在通沟地区开展调查，并出版《通沟》上下卷，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基础资料。
金毓黻调查测绘草图
新中国成立后，高句丽考古进入系统化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吉林、辽宁两省文物工作者在集安、桓仁等地持续开展调查与发掘，东台子遗址、洞沟古墓群及多座壁画墓相继得到清理。1963年至1965年开展的中朝联合考古调查，则进一步推动了东北地区高句丽与渤海遗存的系统研究。
在研究体系形成方面，耿铁华教授重点介绍了几位重要学者的贡献。王承礼长期主持壁画墓发掘、拍摄与临摹工作，为高句丽壁画墓研究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方起东长期从事洞沟古墓群调查、测绘与保护规划，对遗址整体格局研究及后来的申遗工作贡献突出；李殿福1980年发表《集安高句丽墓研究》，首次较系统地建立了高句丽墓葬分类与分期框架，标志着高句丽考古开始进入类型学与年代学研究阶段。
改革开放后，高句丽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化。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及地方文物志编纂，使高句丽遗址、墓葬与城址分布得到较系统梳理。1984年至1985年洞沟古墓群的大规模发掘，对墓葬形制、积石结构及墓区布局有了更深入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太王陵、山城下墓区等遗址的维修与环境整治，也为重新认识墓区结构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条件。
高句丽洞沟古墓群
讲座最后重点介绍了高句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以及多处王陵与贵族墓。申遗工作不仅推动了考古资料整理与大型报告出版，也促进了遗址保护与后续研究的发展。
在总结部分，耿铁华教授指出，当前高句丽考古在墓葬分期、壁画年代及器物组合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年代体系。同时，以往研究多依赖抢救性发掘，主动性研究相对不足。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系统调查、聚落考古与科技分析，并培养更多兼具东北历史、考古学与文物保护知识的专业人才，以推动高句丽考古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第二讲 高句丽都城考古
4月25日晚，系列第二讲《高句丽都城考古》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长聘副教授主持。
讲座首先讨论高句丽最早的都城纥升骨城。文献中关于纥升骨城的最早记载见于《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等材料亦多有涉及。学界普遍认为，纥升骨城即文献中的“卒本”或“忽本”，其位置应在今辽宁桓仁一带。耿铁华教授指出，桓仁地区分布有大量高句丽早期墓葬，并与文献中的“鹘岭”“鹘川”等地理记载相对应，为纥升骨城的定位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纥升骨城的具体形态，讲座重点介绍了五女山城与下古城子遗址。20世纪以来，学界长期将五女山城视为纥升骨城。1990年代的系统发掘表明，五女山城属于典型山顶型山城，依托天然崖壁构筑防御体系，具有较强军事性质，但受限于地形狭窄、交通不便与缺乏大型宫殿建筑等因素，其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可能性受到质疑。与之相比，位于浑江西岸平原地带的下古城子遗址，保存有夯土城墙及大量战国、汉代至高句丽早期遗物，周边又分布密集墓葬群，更符合早期都城的性质。由此，学界逐渐形成“平原城—山城”复合结构的认识，即下古城子遗址为纥升骨城主体，五女山城则承担军事防御功能。
五女山城
随后，耿铁华教授介绍了高句丽中期都城国内城及其配套山城丸都山城。根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并修筑尉那岩城，即后来的丸都山城。学界普遍认为国内城即今吉林集安城址。考古发掘表明，国内城城墙叠压于战国至汉代夯土城垣之上，说明其是在汉代城址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内发现宫殿建筑基址、门址、排水设施以及大量高等级瓦当与建筑材料，证实其具备完备的都城功能。
与国内城相配套的丸都山城位于集安市北部山地，属于典型簸箕型山城。城内发现宫殿遗址、瞭望台、水池、仓库等设施，并出土鎏金器、高等级瓦当等遗物。耿铁华教授指出，丸都山城兼具军事防御、战时避难与行政中枢功能，是高句丽“平原城+山城”复合都城制度成熟化的重要体现。
国内城出土高句丽瓦当
关于高句丽晚期都城平壤城，讲座指出，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后又营建长安城，形成晚期都城体系。考古调查确认，高句丽平壤城位于今朝鲜平壤市区，依托大同江及周边山地形成大型平山结合城市。城址由外城、中城、内城及兵器库等部分组成，总面积和规模远超此前都城。城墙多采用石砌结构，并辅以壕沟等防御设施，城内还发现带铭文的刻石材料，为高句丽官制与都城修筑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讲座还介绍了平壤时期形成的“三城一宫”格局，即平壤城、大城山城、清岩里古城与安鹤宫共同构成的复合体系。其中，大城山城承担军事卫城功能，清岩里古城保存有高句丽寺院遗址，安鹤宫则具有明显中轴对称布局，显示出高句丽晚期都城规划已深受中原都城制度影响。
平壤大城山城与安鹤宫
在讲座后半部分，耿铁华教授系统讨论了高句丽山城的类型与研究框架。高句丽山城普遍依山势修筑，兼具军事、防御与聚落功能，是高句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形特点，学界通常将其划分为簸箕型、山顶型、筑断型以及左右城或内外城型等类型。丸都山城、大城山城属于簸箕型山城，五女山城则属于山顶型山城。
讲座同时介绍了高句丽“千里长城”遗存。该防御体系始建于7世纪前期，东北起扶余城，西南至海滨，构成高句丽晚期重要的边防工程。近年来考古调查已确认吉林、辽宁境内长城遗迹总长约587公里，其墙体主要由土垣与壕沟组成，部分区段后世仍有沿用。
最后，耿铁华教授对高句丽都城的整体特征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高句丽三座都城均位于长白山南麓与鸭绿江流域，具有依山傍水的统一选址理念；都城结构均采用“平原城与山城结合”的复合形态，体现出平战结合的制度特征；都城规模与规划水平则随历史发展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都城周边普遍分布高等级墓葬与壁画墓，其建筑技术与装饰风格均显示出高句丽与汉晋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整体而言，高句丽都城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其国家制度、城市结构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三讲 高句丽古墓考古发掘与研究
4月29日下午，系列第三讲《高句丽古墓考古发掘与研究》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教授主持。
讲座首先介绍了高句丽古墓的调查与发掘情况。耿铁华教授引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积石为封，列种松柏”的记载，指出厚葬与积石封墓是高句丽墓葬最鲜明的特征。经过历次全国文物普查，高句丽墓葬的分布范围已基本明确，主要集中于辽宁桓仁、吉林集安两处都城周边，并扩展至辽东及长白山区多个地区。其中，集安洞沟古墓群规模最为宏大，现存墓葬7000余座，形成绵延数十公里的大型墓区，墓葬类型主要包括积石墓与封土墓两大类。
在考古发掘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桓仁与集安地区开展了多次重要发掘。1958年至1959年，桓仁地区清理多座积石墓与封土墓；1991年发掘米仓沟壁画墓，出土鎏金铁器、釉陶器等重要遗物。集安地区则因配合水库、公路建设及遗址保护工程，进行了长期连续发掘。尤其是1984年至1985年配合集锡公路扩建而进行的发掘，共清理墓葬113座，出土遗物900余件，是高句丽墓葬考古的重要成果之一。近年来，山城下墓区及云峰水库淹没区的大规模清理，也进一步丰富了高句丽墓葬研究资料。
集安洞沟古墓群山城下墓区
讲座随后重点讨论了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积石墓是高句丽最具代表性的墓葬形式，其发展过程体现了墓葬结构不断复杂化的趋势。耿铁华教授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将积石墓概括为六种类型。最早的无圹积石墓出现于西汉末至东汉时期，直接在地表积石起封；随后发展出积石石圹墓，在积石下形成石砌墓圹；进一步演变为方坛积石石圹墓与方坛阶梯积石圹墓，墓葬等级明显提高，部分墓葬还出现多个墓圹共用一座方坛的“积石串墓”现象，可能反映家族结构与葬制关系。
在此基础上，积石墓逐渐由“圹”向“室”发展，形成方坛石室墓与方坛阶梯石室墓。后者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高句丽王陵的主要形式。耿铁华教授特别介绍了将军坟，其由千余块大型石条砌筑而成，体现出极高的工程技术水平。部分大型积石墓与辽南石棚墓形制相近，也为探讨高句丽墓葬的东北亚文化渊源提供了线索。
关于高句丽王陵研究，讲座介绍了学界关于王陵判定与墓主人问题的主要认识。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学界据墓葬规模、陵寝设施、陪葬墓及出土遗物等因素，总结出高句丽王陵的基本特征。
耿铁华教授重点介绍了三座代表性王陵。好太王陵位于集安禹山南麓，墓旁即著名的好太王碑。墓中出土带有“好太王”铭文的铜铃及大量鎏金器物，为墓主身份提供了直接证据。将军坟则是保存最完整的大型阶梯积石墓，学界普遍认为其墓主为长寿王。其后侧排列的陪坟，被认为与王陵祭祀和陪葬制度有关。千秋墓则出土大量文字砖与刻字瓦件，其中“千秋万岁永固”等文字，为研究高句丽思想观念与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关于三座王陵的具体归属，中日学界曾存在不同观点，但中国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千秋墓、太王陵与将军坟分别对应高句丽第十八、十九与二十代王。
高句丽将军坟
讲座最后介绍了无壁画封土墓。此类墓葬主要包括封土石圹墓、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及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类型。其中，封土石室墓数量最多，墓室形制复杂，顶部结构从平盖顶逐渐发展为抹角叠涩顶和平行叠涩顶，是判断年代的重要依据。部分晚期封土墓与渤海早期墓葬在形制与器物上十分接近，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文化延续与互动关系。
在总结部分，耿铁华教授指出，高句丽墓葬不仅是研究其社会结构、丧葬观念与工程技术的重要材料，也是观察其与中原及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尤其是集安、桓仁和平壤地区保存的大量壁画墓，因其石室结构与壁画艺术高度结合，在高句丽考古中具有特殊意义，也为下一阶段关于高句丽壁画墓的专题讨论奠定了基础。
第四讲 高句丽古墓壁画发现与研究
5月8日上午，系列第四讲《高句丽古墓壁画发现与研究》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长聘副教授主持。
讲座首先梳理了高句丽壁画墓的发现与著录历程。关于高句丽壁画的最早发现，目前多认为始于清末。罗振玉、郑文焯等记载，1889年李云从捶拓好太王碑时已注意到古墓壁画；1906年李宇荣调查江西大墓、江中墓；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在集安散莲花墓发现壁画并加以介绍。20世纪前半叶，日本学者关野贞、谷井济一、栗山俊一以及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对集安壁画墓进行了系统调查、测绘与著录，《朝鲜古迹图谱》《通沟》等资料成为早期研究的重要基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朝两国考古机构持续开展发掘工作，中国境内以集安、桓仁地区为中心，朝鲜则在平壤及其周边发现大量高等级壁画墓，两国近年来亦开展联合考古合作。
在研究史方面，耿铁华教授将中国学界的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1950—1978年为起步阶段，以发掘报告和基础整理为主，杨泓《高句丽壁画石墓》具有奠基意义；1979—1999年进入深化阶段，重要墓葬相继发掘，美术史研究开始介入；2000年以来则进入综合研究阶段，新材料不断公布，研究范围扩展至绘画艺术、服饰、音乐图像及数字化保护等领域。朝鲜、韩国、日本及欧美学界也分别围绕墓葬结构、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及历史文化展开研究，形成跨学科、多地区并进的研究格局。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高句丽壁画墓38座，主要分布于吉林集安及辽宁桓仁等地；朝鲜境内已公布89座。墓葬形制以封土石室墓为主，同时存在阶坛积石石室墓与砖室墓。按墓室结构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以及带耳室、半前室等类型，显示出较为清晰的发展序列。
高句丽壁画墓墓室型制
关于壁画内容，耿铁华教授将其概括为七类。其一为社会生活，包括宗教与祭祀活动。长川1号墓夫妻礼佛图、五盔坟4号墓儒释道供养人形象，反映了佛教传播及三教并行的文化面貌。其二为贵族生活，包括宴饮、歌舞、角觝、百戏、狩猎和出行等场景，是研究高句丽社会风俗的重要资料。其三为经济生活，涉及农业、渔猎、建筑、锻铁、造车等内容。其四为军队与战争，表现骑兵、攻城、斩俘等军事活动。其五为神灵与神话图像，包括伏羲女娲、黄帝、仙人及四神等，其中四神图逐渐取代世俗生活场景，成为晚期壁画的核心主题。其六为装饰图案，如莲花、环纹、龟甲纹等。其七为墨书题记，如安岳3号墓、德兴里墓和冉牟墓题记，对墓主人身份、年代及高句丽王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
关于高句丽壁画墓的年代与分期，学界形成多种方案。杨泓、李殿福、方起东、魏存成等学者均提出不同的分期体系。耿铁华教授指出，壁画内容、墓室结构、出土器物及标准纪年墓葬是断代研究的主要依据。其中，壁画题材经历了由社会生活画向四神神灵图像的演变；墓室结构则呈现由单室墓向复杂多室墓再回归单室墓的发展过程；釉陶器等随葬品亦建立起较完整的年代序列。综合现有材料，高句丽壁画墓大体可分为三期：早期约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中期约为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晚期约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
讲座最后，耿铁华教授从中国绘画史、东北亚考古学及艺术史等角度，强调了高句丽壁画的重要价值，指出其不仅是研究高句丽社会历史与精神世界的重要材料，也是东北亚古代文化交流与艺术发展的重要见证。
第五讲 高句丽碑刻的发现与研究
5月11日晚，系列第五讲《高句丽碑刻的发现与研究》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长聘副教授主持。
讲座首先围绕好太王碑的发现、拓本流传与研究展开。好太王碑为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墓碑，立于414年。关于碑石的发现时间，学界长期存在“光绪元年”“光绪三年”“光绪六年”等不同说法。耿铁华教授结合文献与拓本流传情况，认为碑石发现的时间下限应为光绪三年（1877年）。碑石发现初期因青苔过厚，地方居民曾以牛粪、马粪覆盖后焚烧除苔，导致碑面受损并出现裂痕。1880年前后形成完整拓本，此后双勾加墨本广泛流传。1895年李云从（李大龙）拓出精拓本后，好太王碑研究逐渐兴盛，日本学界亦大量收藏和研究相关拓本。
日本水谷悌二郎藏好太王碑拓本
耿铁华教授梳理了好太王碑研究史，指出二战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日学界，二战后则扩展至朝鲜、韩国及欧美学界。由于碑面磨损严重、火焚及石灰涂抹等因素影响，碑文释读长期存在争议。目前已知释文二十余种，各家在断句与释义上差异明显。耿铁华教授结合碑石与各类拓本重新校读，于2005年整理出新的释文，共识读1630字，比此前增加8字。
讲座重点讨论了著名的“辛卯年条”问题。传统释文为：“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围绕断句与释义，中、日、韩、朝学界长期存在分歧。耿铁华教授认为其中“渡海”之“海”应释作“每”，即“每次”之意，并将相关内容断句为“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每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从而对相关历史关系作出新的解释。
随后，讲座介绍了忠州高句丽碑的发现与研究。该碑1979年发现于韩国忠州，最初称“中原高句丽碑”，2012年统一定名为“忠州高句丽碑”。碑体为方柱形花岗岩石碑，形制与好太王碑相近，但规模较小。碑文内容主要涉及长寿王时期高句丽与新罗、百济之间的关系，以及高句丽通过新罗管理半岛南部事务的政策。关于年代，目前主要有长寿王时期、文咨明王时期和平原王时期等不同意见。耿铁华教授依据“高丽建兴四年”等碑文内容，认为其年代应在长寿王末年，即481—491年之间。
第三部分介绍了2012年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碑石出土于集安市麻线乡，碑文共约218字，内容主要涉及始祖邹牟王开国、守墓烟户制度以及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整顿守墓制度等事项，并铭刻守墓烟户头姓名。围绕碑文释读、碑石性质及立碑时间，目前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其与好太王时期的守墓制度密切相关。
最后，耿铁华教授讨论了高句丽碑刻制度的形成。他指出，高句丽碑刻传统明显受到中原碑制影响。高句丽人最早接触的重要碑刻，可能即为毌丘俭纪功碑。集安高句丽碑采用圭形碑制，反映出高句丽早期尚未形成独立碑刻形制。至好太王碑时期，为容纳大量碑文内容，改用四面环刻的方柱形石碑，并逐渐形成高句丽自身的碑刻传统。忠州高句丽碑及后续无字碑等，均延续了这种柱形碑制，说明高句丽碑刻制度已经成熟。
高句丽JSM1441无字石碑
讲座最后，耿铁华教授强调，好太王碑不仅开启了高句丽碑刻传统，也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高句丽石碑，对于研究高句丽历史、制度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沈睿文院长向耿铁华教授颁发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