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8日晚，“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的第十二讲在线上平台举行。本次讲座的题目为《宿白先生与敦煌石窟考古》，主讲人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

图1：讲座现场

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是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敦煌石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宿白先生曾多次到敦煌石窟实地考察，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关敦煌石窟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为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培养了关键性人才，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次讲座重点梳理了宿白先生对敦煌石窟的贡献情况，谨以纪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一、宿白先生简介

宿白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宿白先生创立宗教考古，建立了中国佛教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开启宗教考古的新纪元。徐苹芳先生曾指出，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全部历程。

二、敦煌石窟简介

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和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以及肃北五个庙石窟。其中，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性石窟群，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寺，经历了一千多年间连续地营建，至今保存有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敦煌石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相结合的艺术宝库，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价值。

三、宿白先生对敦煌石窟考古的贡献

1951年，宿白先生同时发表《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和《莫高窟大事年表》两篇文章。前者详细讨论了五台山的兴起与繁荣、五台山图的流行、敦煌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五台山图中的建筑等议题内容，后者系统梳理了莫高窟近两千年的历史。同年，文化部文物局派遣赵正之、莫宗江、宿白、余鸣谦四位专家赴敦煌石窟进行全面勘察。1954年，由陈明达整理编写成《敦煌石窟勘察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从考古学的角度，系统地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当时形成的保护和研究思路，对于后来的考古调查和保护工程具有先导意义。出于对莫高窟营建历史的关注，1955年，宿先生发表《〈莫高窟记〉跋》一文。1956年，先生又发表《参观敦煌第285号窟札记》，文章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285窟壁画的分类排比，对莫高窟的北魏洞窟进行比较研究。1957年，郑振铎等先生倡议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一百卷），宿白先生作为考古学家参与了计划的制定工作。这一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但气魄和远见令人钦佩。

图2：莫高窟第285窟

1962年，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指导学生按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选择典型洞窟做全面实测和文字记录。对于地面佛教石窟遗迹，如何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当时尚无先例可循。宿白先生创造性地把考古类型学应用于敦煌石窟的调查，指导学生运用考古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考订洞窟、遗迹的年代，对敦煌石窟的形制、造像组合、壁画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等进行分类排比，确定其时代顺序。在此期间，为了推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宿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系列学术讲座“敦煌七讲”。讲座系统阐述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式成立考古组。为加强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在宿白先生努力下，1963年从在莫高窟实习过的学生中挑选两名毕业生（樊锦诗、马世长）分配到敦煌，这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次有了考古专业的业务骨干。考古组设立后，将编写《敦煌石窟全集》纳入工作日程，宿白先生与常书鸿先生选定莫高窟第248窟作为尝试如何编写考古报告调查的第一个洞窟。在宿先生的指导下，集中进行测绘、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共同组成“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对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夏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展开调查研究，并在宿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西夏石窟排年的工作。此外，在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等学者的参与下，莫高窟的分期研究也有序展开。

图3：1962年宿白先生在莫高窟

图4：1964年王静如（左4）、宿白（左5）、李承仙（左3）等合影

1978年，宿白先生发表《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文章探讨了有关莫高窟早期洞窟的五个问题。1979年，在《石窟寺考古的回顾》中，宿先生介绍了莫高窟加固工程、新发型现的窟前遗址等情况。同年，中日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丛书的工作开启，宿白先生作为中方编委，对最先出版的《敦煌莫高窟》给予极大关怀，使这套丛书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至今仍是石窟考古领域的重要参考书。1981年，先生再次来到敦煌讲学，讲题是《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这次讲学对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和青年一代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配合莫高窟大规模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还进行了窟前遗址的发掘工作，1985年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从发掘工作直到考古报告的整理和编写过程中，都得到了宿白先生的具体指导。20世纪80-90年代，宿白先生先后发表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敦煌两千年〉之一》《东阳王和建平公》《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建平公于义续考》等文，对莫高窟的营建历史、洞窟年代、密教遗迹等问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图5：1981年宿白先生（前排左6）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合影

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方面，宿白先生指导了一批北大的学生论文。1988年，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首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宿白先生负责总体教学，敦煌研究院彭金章、罗华庆等人参加此次培训。90年代以后，樊锦诗院长主持重启“敦煌石窟全集”计划，率领青年学者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报告在撰写过程中多次征求宿白先生的意见，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报告不断得到完善，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标志着宿白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敦煌石窟考古规划的宏伟蓝图开始一步一步地实现。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学者正沿着宿白先生指明的道路前行。

图6：《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四、结语

宿白先生开创了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不论是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洞窟分期排年的研究、窟前遗址的调查等方面，无不渗透着先生的亲切指导与真诚关怀，几十年来，由于有了宿白先生这样的学术导师，敦煌研究院在考古研究发展道路上从无到有、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学术的高度。 

宿白先生不仅指导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发展，而且还为敦煌考古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批学术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北京大学考古系陆续有毕业生来到敦煌工作，为敦煌的考古研究作出贡献。敦煌研究院也相继有青年学者考入北大，在宿先生的培养下，致力于我国的佛教考古研究和教育事业。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将指引着一代代敦煌学人砥砺前行。

记录 | 侯祎琳

审核 | 张小刚